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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佣人端盆热水进来，放在靠近唱机一角的脸盆架上。当老彭神采奕奕大声地洗的时候，佣人忙着摆上饭菜。
“你办好了？”博雅问道。
“嗯，给我两千块钱。”他的朋友回答说，拧着毛巾，他似乎不想多说。
“做什么用？”
“她需要弹药，她必须把弹药送到西山去。”
博雅先坐下，老彭也到了桌边，他的脸色清新愉快，一心急着想吃东西。
“她说东北大学有很多年轻学生和老师准备加入，但是他们都没有枪。”
佣人来倒酒，博雅看了看老彭，又看了看佣人。
“没关系。这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忠实的仆人了。”老彭说完又接着说，“我憎恨这种杀戮。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到乡间看看，看看什么事发生了，恐怖屠杀造成的无家可归景象，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同胞必须要有自卫的能力，我对人们唯一只感兴趣的是——他们的遭遇。这不是两军作战，这是强盗行径。毫无防御力的摧毁，一个个村庄完全被烧毁。”
他们举杯。默默喝了一阵。
“你有什么样感觉？”老彭追溯着，继续他的话题，“如果你看到路边残缺不全的少年尸骨，枯槁的农妇尸身，有的面孔朝上，有的面孔朝下，他们犯了什么错而遇害呢？而且孩童、女人、老人、年轻人，全村无家可归，在路上流亡，不知何处是归处！你自己说，这些可怜、和平的受难者何辜呢？你答不出。你干脆不去想它，这就是我为什么回来，好多事情要为他们去做。”
“你打算做什么呢？”
“一点点。我担心只能做到一些，我用尽全力也只能帮助少数几个人。问题太大，一个人绝对解决不了。好几百万的难民前往内地又要住哪呢？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几个人，帮助他们活下去，为人类犯下的罪恶来行善事。我要把我所有的钱统统带到后方，同时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我提醒你，这些都是人——兄弟、姊妹、丈夫、妻子、祖母——都想活下去，这是我的职责。我不像你，毫无牵挂，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停留在任何需我停留之处。”
《风声鹤唳》壹（4）
博雅受到震撼，他从来不会以如此人道与个人的观点来看战争。他分析地注意战况进展，他研究地图，估计战斗中的兵力，分析蒋介石的声明，并预测可能的发展，从而订出自己对这场全盘战争的战略计划。没有一项细节，没有一次战役或军队的部署，曾逃出他的关心。他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固守上海是战术上的失策，绝对支持不了多久。在他的战争大着眼点中，甚至还渗入不可估量的军力——民众士气的力量和敌军在北平等地的行为。这些使他获致了一项乐观的结论，那就是按照他的战略观，日本永远不能征服中国。他颇感欣慰的是，过去和蒋介石委员长作对的广西李将军和白将军，不但组成联合战线，并将他们的广西部队全部投入了抗战行列，尤其被误认为汉奸，在二十九军撤退后接掌北平的张自忠将军，乔装成吊丧子骑脚踏车逃到了天津的消息，更令他又惊又喜。这给予对自己的战略观更具信心和勇气，也唯有如此的全民一心，才能支持战略获胜的观点。这是哲学化、纯战略性对战争的观点，但是事实上，他的长期战争战略涉及城市的烧杀，无数人的无家可归，他可从来没有想到像老彭一样，用纯人道观点来看战争。他的心智，有着神秘的倾向，只看见群体而未见个人，在两个国家意志冲突中，他视百万人民的南迁为全国性的戏剧，他从未看做是人类的戏，演员都是“兄弟、姊妹、丈夫、妻子和祖母们”。
当博雅听到老彭说出这些字眼，这场战争立刻地成为个人化、活生生了，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冷静地分析了。他突然间看到，这些不断迁移、奋斗、生活、欢笑、希望和垂死，迎接艰苦牺牲的无数难民，每个人都要扮演一出热烈的人类生活剧，有着战时爱人、亲友间离别和团聚的奇妙欢乐与失望。似乎他所有的推理、图表、地图、战略都只是一种非个人的爱国主义，由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像帘幕般，使他避开任何种类的个人行动。他知性因迷惑看不到的地方，老彭却用心灵感受到了，此刻正以简单、亲切、令人难以抗拒的方式传达给他。他想要分析这场人类戏剧和冒险。他本能地喜欢上这项行动的未来希望，这些能满足他高大身子的内在需要。他的眼睛闪耀光芒。
“告诉我你打算干什么？怎么做？到哪里做？”
“我要到内地去，那儿问题最严重。那里是最能行善的地方，可以救最多的人。”
“战线上？”
“嗯，战线上。”
“而你没有计划，没有组织。”
“没有，我不相信组织。对我而言没有委员会，由一个人做着计划，却叫其他人去完成。除非和人民生活在一起，一个人又如何能事先知道哪儿最需帮助，要怎样帮法呢？我不要人命令。”
“这样做对国家又有多大利益呢？”
“我不知道，但是多一个小孩儿得救也是一件大好事。”
“个人的生命真有如此重要吗？”
“是的。”
对真理作归纳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件真理在给予真诚声明的时刻，并将付诸行动，发言者的面孔和声音就会有着无比的力量和真实感。
“你什么时候动身？”
“一拿到钱就走。银行业务瓦解了，我只能将钱汇到上海。”
吃过晚饭博雅点上烟斗，静坐沉思。老彭站在房子中间抽烟，靠近灯光看报。除了报导日军胜利的“都美报导”外，没啥新闻可看。他把报纸放在桌上，在房间内踱来踱去，然后再点上根烟，坐到一张藤椅上，透过他的大眼镜，用眼睛注视博雅。
“你知道这位裘老太太是个奇女子。她是个老女子，五六十岁，她告诉我的，完全目不识丁。她躲在这个城内，我佩服她的勇气。当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并没向我求助。她只是需要，没有人能够拒绝她。”
“你答应给多少？”
“我答应筹两千块给她——我心里也把你计算在内。”
“那不成问题……她打算到哪去买弹药？”
“就在城里。弹药一大堆，二十九军抛弃的，被傀儡警察收去了。如果你找对门路付钱，你就能得到。她打算亲自运往山上自己部队去。”
“她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很壮，像我们知道的女土匪？”
“你完全错了。她看来就像一位甜蜜、可敬的祖母，走起路来步伐稳健。”
“真了不起！”
“她是满洲人，自一九三二年起就从事这项工作。东北人已尝过日本人统治，知道在他们底下是什么滋味。我告诉她我在郇县所看到的情形，奸杀掳掠。她说这些事在东北已是老故事了，对中国而言还只是刚开始呢。她太了解日军了，她还说了一件有趣的事：‘该死的日本人比我们的强盗更坏！假若没有打仗，我们或许听信传闻，一直怕他们。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屠杀、掠夺、威吓老弱妇孺，没有半点君子风度，你就不再怕他们了，你只会瞧不起他们。上天赐给我们这场战争，让我们的人民和军人并肩作战，看谁才是最优秀的人种。’她说，‘当一个民族看不起某个征服者时，对方不可能征服他们。’”
“这完全符合我的理论，”博雅道，回复到他哲学化的心境，猛抽他的烟斗。“这十分明显，如果我们遵循这种正确战略，我们会赢。这是我们的唯一致胜之道。”
《风声鹤唳》壹（5）
“再谈你的战略吧。”老彭道。
“我们必须了解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年轻的博雅说道，“这不是通常所说的战争，战场上两军势均力敌的战争，这将是一场全民加入的战争。日本人将拿下上海，随后攻下南京，再封锁海岸线，这事像白天般清楚。然后我们看会有什么事发生。假设中国人精神崩溃，中国便完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就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整个的海岸要放弃，所有沿岸城市被敌人攻占，千百万市民不是接受奴役，就是逃到内地去。战争的担子就落到一般百姓身上，而一般人民也必须能够挑得起，必须忍受可怕的艰辛和匮乏。但是为了有勇气来承担这些苦难，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恨日本人才行。因此，日本兵就得继续像现在，维持兽性和暴行。城市必须烧毁，老家必须放弃，农人必须离开他的农场和牲口。没有一个人情愿如此做过。你曾读过《战争与和平》，俄人并非有计划故意烧莫斯科。除非敌人格外残忍，你不能教老百姓逃离家园。每场战争都免不了杀戮和残暴，光这些还不够，人民必须被视为奴隶；任何人不管附敌或抗敌都不安全，无论是农夫或商人的女儿、母亲和姊妹，谁也不安全。不过尽管就这样也无法迫使人民放弃家园、焚毁城市，每个被迫逃亡的人都必须有段非常羞辱、非常不人道的经验，在进一步受辱和流亡作难民之间，别无其他选择。就连这些还不够，人民必须见到极端可厌、触犯他们的固有伦常关系和道德良心观念之事才行。”博雅继续用冷静的态度分析着，“我的意思是，妻子在丈夫面前遭人弓虽。暴，女儿在父亲面前被人蹂躏，婴儿腹部用刺刀戳入，战俘被活活烧死或活埋，进而彼此间相互挖掘的坟墓。还要有公开的茭欢。怪了，你说，这对日本兵要求太多了，使他们看来不像是征服军，反倒像野兽。但是这些一切都发生了。而且最要紧的，这必须无阶层划分：敌人不仅弓虽。女干农人的女儿，也同样打劫富人；大公司必须没收，小店铺也被闯掠；动产必须被烧或破坏；敌人必须像最可恶的强盗。那么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失去了意义。”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说。”老彭说，“我告诉你邹县农夫告诉我的。日本兵宰了一头母牛生吃它。农夫看到他们抓起母牛，倒挂在一根柱子上，切割它，每位军人都用刺刀插入它的关节，切下一片肉来生吃，母牛痛苦号叫，军人却在旁边大笑、大闹、玩柔道，你想想农夫的心情怎样。”
“我没想到日本兵如此之坏。”博雅说，“日本人既以天皇为名，如果他们想征服中国，何以让日本兵如此丢人现眼呢？日本军队确实比大家想象中还糟糕。因此本来我不敢确定说我们会赢，现在却有信心了。这场战争结束后，我将去日本，好好研究这个国家。”
博雅停了停，他的烟斗已熄了火。老彭一直在注意倾听，发觉他朋友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和强烈的话题不太相称。
“你把人类的苦难说得太轻松了，博雅弟。听你说似乎是你希望这些酷行和痛苦降临在我们人民身上一样。”
“我并不希望这些降临在我们人民身上，我只是在叙述这场战争的特质，以及牵涉的因素。你承认吧，这是一场全民战争。”
老彭额上的皱纹加深了。“是的，嗯，一场全民战争。除非你到乡下去看，你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这一场可怕的民族仇恨——不知将持续多久！我想经过五十年我们的人民也难忘怀他们所看到的，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这对日本人十分不利，你知道吗？我们的人民对这些跨海而来的邻人将予很低的评价。同时别忘了：仇恨也许可以忘却，鄙视则否。一旦你对敌人失去敬意，就永远不再复存。裘老太太是对的，一个民族若瞧不起某征服者，你不可能征服他们。”
“日本人必须要了解这点，”博雅说，“归根究底，他们之所以对皇军荣誉那样敏感，坚持老百姓要向哨兵行礼，来恢复他们的自尊心，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对你的战略而言呢？”
“刚才我只说了一半——我们的同胞必须能够担负起来，这点我敢确定，不能确定的是另一半。如我所说，这是一场独特的战争，历史上不可能再给我们第二个例子。假如日本人征服海岸，我们的人民移居内地，只留下一片焦土；假如我们愿意烧毁自己的城市，千百万人民愿意放弃或离开家园；假如我们的士气没有崩溃，军人不畏日军，人民团结奋战到底，成功还是取决几个因素。日本人封锁海岸线，试图侵入大陆，结果愈陷愈深。我们有整个大陆足供退守；我们有土地，这就表示我们有时间。我们必须牺牲部分土地，以赢取时间战斗。我们必须利用土地、人数的天然优势，拟订拖延抵抗的策略，否则我们就失败了。我们的海岸和长江，整个长江盆地，都很容易受害，但是其他的疆土却多山艰险。为了使敌人蒙致最重损失，设法延缓他们的攻势，我们必须保留主力，补充精良的新兵。但是既然我们要抗战下去——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形成长期战争——我们必须在内陆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这就表示我们同一时间内必须做两件事。我们一面抵抗侵略者，一面开拓内地，组织一个抗战物质基地。过去可曾有过如此的战争吗？想想有多少事必须做的，要开路、挖河，延伸通讯，新工业中心的设立；训练新兵，组织人民，学校和学府的迁移内陆，防止传染病；同时，在沦陷区附近留下游击队和正规军以骚扰敌军，不让他们巩固利益。敌人在占领区内也必须继续他们的强盗般行径，就像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将领必须不叛国，唯有靠坚强勇敢的领导维持高旺的士气，这一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