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惊讶，说， M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柬埔寨，全美爆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朝鲜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大陆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很模糊，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台湾高速公路基隆到杨梅的一段才刚开始动工。“###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遇刺，被关了近十年的雷震刚出狱，台南的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的台南成功大学爆发了“共产党案”，很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在美国开始风起云涌。
那一年，台湾的“内政部 ”公布说，他们查扣了四百二十三万件出版品。
但是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许觉得，我是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安德烈。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验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1封信 十八岁那一年（3）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究竟是一种剥夺还是给予？亲爱的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吗，安德烈？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残缺。十八岁时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和态度，是无法补课的。音乐、美术，在我身上仍旧是一种知识范围，不是一种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植物，但是生活艺术，更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吧？它应该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造成我美的贫乏。
而你们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络让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富裕使你们精通物质的享受，同时具备艺术和美的熏陶。我看你和你的同学们会讨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你们熟悉每一种时尚品牌和汽车款式，你们很小就听过莫扎特的《魔笛》，看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去过纽约的百老汇，欣赏过台北《水月》，也浏览过大英博物馆和梵蒂冈教堂。你们生活的城市里，有自己的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画廊、报纸、游泳池，自己的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
你们这一代简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是什么？终极的关怀是什么？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不堪的少女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连？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地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只为自己而活？
第2封信 为谁加油？
亲爱的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个中国大陆的奥运金牌运动员到了香港，香港万人空巷地去迎接他们。朋友和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这样的镜头，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说，“龙应台，德国队比赛的时候，你为他们加油吗？”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来。德国，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成长的家乡，对于我是什么呢？她不耐烦了，又问，“那——你为不为台湾队加油啊？”我又开始想，嗯，台湾队……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说，如果台湾队是跟——尼泊尔或者伊拉克或者海地比赛，说不定我会为后者加油呢，因为，这些国家很弱势啊。朋友笑了，“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只为中国队加油。 ”她两个月前才离开中国大陆。
为什么我这么犹豫，安德烈？是什么使得我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电视上的人们单纯、热烈，奋力伸出手，在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堆里，试图摸到运动员的手，我想的却是：这五十个金牌运动员，在香港大选前四天，被安排到香港来做宣传，为“保皇党”拉票，他们自己清楚吗？或说，他们在乎吗？
你说，为台湾队加油的激情到哪儿去了？难道世界公民主义真的可以取代素朴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情感？怎么我对“民族”这东西感觉这么冷？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以做中国人为荣，“为荣”和“为耻”是连在一起的。我当年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位有名的前辈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批判的都是我们自己。然后，随着“独立”意识的抬头，“中国人”这个词不“正确”了，不能用了。政治上，这不稀奇，任何“独立”的追求过程里，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现在的台湾很尴尬，因为“独立”不“独立”还没有共识，文化的尴尬就常出现，譬如说，讲“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着中国人的民族美学”时，你会句子讲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么讲完这个句子。因为，说“勤俭是台湾人的传统美德”，怪怪的，难道只有台湾人勤俭？说，“中秋和七夕蕴含着台湾人的民族美学”，怪怪的，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似的。于是，有很多习惯性、概括性句子不能说了。前几天，在电视新闻里还看见一个台湾的“部长”，正要赞美工程人员的认真辛劳，他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然后一副要天打雷劈的样子，马上中途截断，改口“我们台湾人”。看他懊恼的样子，心里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冷”来自哪里？老实说，安德烈，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民族主义”使我反胃——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
但是，有一个相反的东西却使我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归属：耻感。当代表我的“总统”跑到国际的舞台上，耍的却是国内的###，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商人跑到贫穷的国家访问，把钞票抛向空中让赤脚的孩子去抢，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觉得羞耻。当国际新闻报道台湾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制造工厂如何不人道地虐待工人，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外交部长”在国际的舞台上说出不堪入耳的脏话（他说新加坡 licking the balls of China——这是最正确的翻译），我觉得羞耻。最让我觉得羞耻的，是读到台湾人如何虐待越南和中国大陆的新娘或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劳工。
这份羞耻，使我知道我是台湾人。
美国出兵伊拉克那几天，我出席了一个宴会。宾客来自很多不同国家。有一个人被介绍时，主人随口加了一句，“斯蒂夫是美国人”。斯蒂夫一听，深深一鞠躬，说，“对不起”。
他很认真地说，“对不起”。没解释他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大家仿佛都懂了。那是一种耻感。觥筹交错之间，一时安静下来。
我想，他大概也不会只要是美国队就疯狂喊加油吧。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所谓国家，对于所谓代表国家的人。
所以，十八岁的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为德国队加油吗？“德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德国的历史，它的土地、风景、教堂、学校，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以马丁 ？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贝多芬为荣吗？希特勒的耻辱是不是你的耻辱？你，还有你十八岁的朋友们，已经能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吗？或者，因为历史给了你们“过度肿胀的”罪感和耻感，押着你们远离“德国”这个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种不安和尴尬？
欧洲已经是深秋，森林都变金黄色了吧？我们这儿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
喔，孩子，答应我，踢完球满头大汗时，不要直接吹风。
第3封信 逃避国家
MM：
记得两年前，我和朋友挤在法兰克福中心的“罗马广场”上——起码有五千人挤进了那个小广场。我们用力挥舞手里一支巨大的国旗，五千人在等候从韩国和日本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回国的德国国家队。五千个人唱歌、鼓掌、跳跃，有人流下眼泪。
在那之前的一个礼拜，我们守在广场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广场上一个超大屏幕前，看决赛。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这感觉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间，作为“德国人”是一件被容许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还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来。
从哪里说起呢， MM？你知道爸爸是挺“爱国”的——
你曾经不以为然；而他的爱国，我想和爷爷有关。爷爷，他的父亲，随着德国部队在苏联战场打过仗，而爸爸的叔叔，在从列宁格勒撤退的冰天雪地里失踪。所以我其实受到爸爸某个程度的影响，可以说是“以德国为荣”的，但是因为纳粹的历史，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种“荣”的情感是“错误”的，是不可以流露出来的。你记不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看各种统计指标，每次看到在什么指标上德国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就很高兴，甚至还包括什么“欠债最多”前十名，我也觉得光荣，反正不懂。
所以从小，一方面在心里关心自己的国家，为德国骄傲，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得很冷漠、很不屑；像拔河一样，有一种紧张，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说错话。觉得德国是个不错的国家这种感觉是没有人敢显露、大家都要藏起来的。在别的国家你常看到国旗，德国很少；我们也没唱过国歌。我记得， MM，当你发现我们小学的开学典礼在教堂里举行，你大吃一惊，说，不是政教分离吗，怎么开学典礼在教堂举行？
我想过这问题， MM。那是因为，德国人逃避“国家”这个东西，以至于宗教都显得比较“安全”。逃避“政”，所以“教”就凸显了。
在这种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文化和教育中长大，我看见它的优点：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爱国宣传的影响——政客要操弄我们太不容易了；当你对“国家”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冷静地去分析它的问题所在。
可是最近几年，年轻人，我这一代人，对这种老是小心翼翼、老是低着头怕做错事说错话、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确”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开始觉得受不了了，烦了。很多年轻人开始说：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说我自己想说的，让我自由吧，我受够了——这包括，我还要努力假装“以身为德国人为耻”多久？
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是我觉得，世界杯足球赛对德国的集体意识有巨大影响。譬如说，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杯比赛里，德国出乎意料地赢了当时一直称霸的瑞士队。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国人自信心多么低落，自我感觉多么坏啊，二战的失败和羞辱才结束没多久。这场比赛使德国人重新发觉，咦，我没那么烂，我竟然还可以啊。
这一两年来，我有个感觉，好像德国文化像浪头一样起来——我说的当然是流行音乐、时尚、电影等等通俗文化。好莱坞文化本来笼罩一切，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国电影，譬如《再见列宁》，还有《曼尼图的鞋子》，大大走红。一群很年轻很杰出的德国演员，突然出现。还有流行音乐，本来只听美国音乐的我们，也开始注意德国的创作了——
我得走了，因为练球的时间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个星期六是我当教练。你不要笑， MM，这群孩子足球员，我从他们四岁开始教，现在他们六岁了，可爱死了，而且训练
他们踢球能让我自己放松，忘记功课的压力。跟他们一起使我很快乐，更何况，我觉得我对他们有责任呢。
给你“偷窥”一下我和一个美国朋友昨晚的网上交谈，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意思。刘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顿读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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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封信 年轻却不清狂（1）
MM：
信迟了，因为我和朋友们去旅行了三个礼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