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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那种思想的一些美德和缺点，这至少可以由过去的历史看出来。它有光荣灿烂的艺术，和卑不足道的科学，有伟大的常识和幼稚的逻辑，有精致的，女性的，关于人生的闲谈，而没有学者风味的哲学。一般人都知道中国人的思想是一种非常实用而精明的思想，一些爱好中国艺术的人也知道，中国人的思想是一种极灵敏的思想；更少数的人则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也是一种极有诗意和哲理的思想。至少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善于用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的，这句话是比中国有一种伟大的哲学或有几个大哲学家的说法更有意义的。一个民族有几个哲学家没有什么稀奇，但一个民族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那就真是非常的事了。无论如何，中国这个民族显然是比较有哲理眼光，而比较没有效率的，如果不是这样，没有一个民族能经过四千年有效率的生活的高血压而继续生存的。四千年有效率的生活是会毁灭任何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们关在疯人院里，而在中国，狂人太稀罕了，所以我们崇拜他们；每一个具有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的人，都会证实这句话。我所要说明的便是这一点。是的，中国人有一种轻逸的，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的最好证据，是可以在这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的。
正文 第一章（2）
正文 第一章（2）
我的图书室
我在《人间世》杂志，曾登载过姚颖女士一篇布置书房的文章，凑巧与我的见解相同。如果我也发表过一篇同题的文章，或是曾经遇见过她，那我一定会诬她有抄袭我的见解的嫌疑。因此我在她的文章末尾，写了一篇长论——表明她的理解如何近似我的理论。兹将她的原文略述如下：
大学公共图书馆采用分类制，用杜威或王云五的方法把图书分编成类，固然是好的。但是一个贫穷的学者图书不够，又蹇居于京沪的一个狭里之中，显然是不能如此做法。一个里舍之中，寻常只有一间餐室，一间客厅，两间睡房，如果很幸运，也许会有一间书房。此外，他的图书普通都依个人的喜好而来，收集的不会普遍完全。这应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但是我用的方法是如此的。我的方法是自然的方法。比如，当我坐在书桌前边收到一本寄来的书，我就把它放在桌上。如果在阅读时有客来访，我就把书带到客厅，去和来客谈谈这本书的内容。客人告别以后，如果我把书遗忘在客厅，我就让它摆在那里。有时话谈得开心，我还不感倦意，只是想休息一会，我就把它带到楼上，在床上阅读。如果读得兴趣浓厚，我就继续读了下去，如果兴趣降低，就把它用作枕头而睡，这就是我所谓的自然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使书籍任其所在的方法”。我甚而不能说，哪一处是我喜欢放书的地方。
这种办法的必然结果，自然到处可见图书杂志，在床上，沙发上，餐间里，食器橱中，厕所架上，以及其他地方。这样不能一览无遗，是杜威或王云五的方法所不及的。
这种办法有三点好处：第一，不规则的美丽。各种精装本、平装本、中文、英文、大而厚重的本子、轻的美术复制本——一些是中古英雄骑士的图片，一些是现代裸体艺术照片，全都杂在一起，一望就可以看出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第二，兴趣的广泛不同。一本哲学书籍，也许和一本科学书籍并立在一起，一本滑稽的书籍，也许和一本《道德经》比肩而立。他们混成一片，俨若各持己见地在争辩着。第三，用之便当。如果一个人把书全部摆在书室，他在客厅中便无书可读。我用这种方法，就是在厕所也能增长知识。
我只要说这仅是我个人的方法。我不求别人赞成，也不希望他们来效法我。我写这篇文章的缘故，是因为看我的客人见我的生活如此，常是摇头叹息。因为我没有问过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称赞的叹息，还是反对的叹息……但是我从不去理会的。
上边的这一篇文章，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式的小品文（familiaressay）。它有中国古文的轻松气派，以及现代论文的不拘泥之风度。下边是我写的后论：
当我收到这篇稿子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人把我的秘密说穿了。在我看下去的时候，我很惊异地发现了我自己放书的理论，已被一个别的人同时发现了。我如何能不就此发挥几句呢？我知道阅读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是已经变成了一件俗陋不堪而且商业化的事情。收集书籍也曾是一件高尚的娱乐，但是自从暴发户出现以后，现在的情况也随之惨变。这些人藏着各个作家的整套书籍，装潢美丽整齐，摆在玻璃架上，用以在他们的朋友面前炫耀。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书架的时候，里边从来没有一点空隙或书本的误排，这表明他们从来不去动那些书籍。其中也没有书皮扯下来的书籍，没有手纹的印子或偶然掉下来的烟灰，没有用蓝色铅笔画下来的记号，没有枫树的叶子在书中夹着。而所有的只是没有割开的连页。
所以，收集书籍的方法似乎也变得俗陋了。明朝的徐谢写过一篇《旧砚台论》的文章，暴露收集古玩的俗陋。现在姚女士则引申到收集图书的事。可见如果你只要说出你的真意，世界上似乎不会没有与你同感的人。王云五之方法利用于公共图书馆中很好，但是公共图书馆与一个穷学者的书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有一个不同的原则，就如《浮生六记》的作者所指出的“以大示小，以小示大。以假遇真，以真遇假”。这位作者所发表的意见，是关于一个穷士的房舍花园应当怎样安排，也可以用在收集书籍的方法上。如果你能善用这个原则，你可以把一个穷士的书房，改变成宛如未经开发的大陆。
书籍绝对不应分类。把书籍分类是一种科学，但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你那五尺高的书架，应当别成一个小天地。必须把这个诗歌搁置在科学的文章之上，同时使一本侦探小说与居友（Guyau）的著作并列。这样安排之后，一个五尺书架会变成搜罗广博的架子，使你觉得有如天花乱坠。如果架子上只有司马光的一套《资治通鉴》，当你无心去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空空如也的架子。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而又遍寻不着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十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中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
各种书籍都有它的特点，所以装订得也不相同。我从来不去买《四部备要》或《四部丛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买一部书的特点，一方面由书的外表上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由购买时的情形不同而来。书买来以后，把它们不分类自然地摆在架上。当你要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时候，你会翻来翻去，不知究竟放在何处。在你找到以后，你是真正的“找到”了，不只是拿它下来到手。这时你已经香汗盈盈，好像一个得意的猎人一样。也许当你已发现它的所在，而去拿你要的第三卷时，却发现它已不翼而飞。你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迷想你是否会把它借给某人，于是长叹一声，好像一个小学生看见一只几乎被他捉着的鸟，忽然又腾空飞去了。这样一来，你的图书室常有一种玄妙不可捉摸的空气存在，简而言之，你的图书室将会有女人的隐约的美丽，以及伟大城市的玄妙莫测。
几年以前，我在清华大学有个同事，他有一个“图书室”，其中只有一箱子半的书籍，但是都是由一至千的分类编成，用的是美国图书协会的分类制度。当我问他一本经济历史的书的时候，他很自傲地立时回答说书号是“580。73A”。他有美国式的办事效率，很是自以为骄傲。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留学生，不过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称颂他。
正文 第一章（3）
正文 第一章（3）
著作和读书
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学生的示威游行一般，披肚沥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那时并无什么技巧和细心。我完全归罪于北洋军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论自由也太多了，而每当一个人可以开心见诚讲真话之时，说话和著作便不能成为艺术了。这言论自由究有甚好处？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情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写作者了。也许如某人曾说，人生太悲惨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则将要闷死。这不过是人类心理学中一种很寻常的现象吧——即是在十分危险当中，我们树立自卫的机械作用，也就是滑口善辩。这一路的滑口善辩，其中含有眼泪兼微笑的。
我之重新发现祖国之经过也许可咏成一篇古风，可是恐怕我自己感到其中的兴趣多于别人吧。我常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而逼着我自己要选择一个，或为旧者，或为新者，由两足所穿的鞋子以至头顶所戴的帽子。现在我不穿西服了，但仍保留着皮鞋。至最近，我始行决定旧式的中国小帽是比洋帽较合逻辑和较为舒服的，戴上洋帽我总觉得形容古怪。一向我都要选择我的哲学，一如决定戴那种帽子一样。我曾作了一副对联：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评论我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原意不是一种暗袭的侮辱，我以为那评语是真的。我最喜欢在思想界的大陆上驰骋奔腾。我偶尔想到有一宗开心的事，即是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HenryFord，美国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让他们畅谈心曲，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或者要辜鸿铭导引孔子投入麦克唐纳（前英国内阁总理）之家中，而看着他们相视而笑，默默无言，而在杯酒之间得完全了解。这样发掘一中一西之原始的思想而作根本上的比较，其兴味之浓不亚于方城之戏，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么片牌。又如打牌完了四圈又四圈，不独可以夜以继日，日复继夜，还可以永不停息，没有人知道最后输赢。
在这里可以略说我读书的习惯。我不喜欢第二流的作家，我所要的是表示人生的文学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在最高尚的一级可以说是人类思想之源头，如孔子、老子、庄子、柏拉图等等是也。我所爱之最下流的作品，有如BaronessCrczsy，EdgarWallace和一般价极低廉的小书，而尤好民间歌谣和苏州船户的歌曲。大多数的著书都是由最下流的或最高尚的剽窃抄袭而来，可是他们剽窃抄袭永不能完全成功。如此表示的人生中失了生活力，词句间失了生气和强力，而思想上也因经过剽窃抄袭的程序而失却真实性。因此，欲求直接的灵感，便不能不向思想和生命之渊源处去追寻了。为此特别的宗旨，老子的《道德经》和苏州船户的歌曲，对我均为同等。
我读一个人的作品，绝不因有尽责的感觉，我只是读心悦诚服的东西。他们吸引我的力量在于他们的作风，或相近的观念。我读书极少，不过我相信我读一本书得益比别人读十本的为多，如果那特别的著者与我有相近的观念。由是我用心吸收其著作，不久便似潜生根蒂于我心内了。我相信强逼人读无论哪一本书是没用的。人人必须自寻其相近的灵魂，然后其作品乃能成为生活的。这一偶然的方法，也是发展个人的著者。我相信有一种东西如SinteBeuve之所谓“人心的家庭”，即是“灵魂之接近”，或是“精神之亲属”。虽彼此时代不同。国境不同，而仍似能互相了解，比同时同市的人为多些。一个人的文章嗜好是先天注定，而不能自己的。
正文 第一章（4）
正文 第一章（4）
我办《论语》
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倒不是因为道学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学，乃因道学环境及对幽默之不了解，必影响于幽默家之写作，使执笔时，似有人在背后怒目偷觑，这样是不宜于幽默写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点天真，有点傲慢，不顾此种阴森冷气者，才写得出一点幽默。这种方巾气的影响，在《论语》之投稿及批评者，都看得出来。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哼唷哼唷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有人留学，学习化学工程，明明是学制香水、炼牛皮，却非说是实业救国不可。其实都是自幼作文说惯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这些名词还在潜意识中作崇吧。所以这班人，名词虽新，态度却旧，实非西方文化产儿，与政客官僚一样。他们是不配批评要人“今夫天下”的通电的。西洋人讨论女子服装，亦只认为审美上问题，到中国便成了伦理世道什么夷夏问题。西人看见日食，也只当做历象研究，一到中国，也变成有关天下治乱的灾难了。西方也有人像李格，身为大学教授，却因天性所返，好写一些幽默小品，挖苦照相家替人排头扭颈，作家读者也没想到“文学正宗”“国家兴亡”上面去。然而幽默文学，却因此发达。假如中国人如作一篇《吃莲花的》，便有人责问，你写这些有何关于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