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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四个例子来看，没有一个能称得起是文明的。那末，怎样才能叫作文明呢？所谓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贵而说的。但是，仅以身体的安乐就能叫做文明吗？不是的，人生的目的，不是单为衣食，若仅以衣食为目的，人就与蚂蚁或蜜蜂无异了，这不能算是合乎大地自然。或者仅以道德高尚就能叫做文明吗？也不是，如果这样，天下人都将成为贫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了，同时这也并非天命。所以，如果不能使人的身心各得其所，就不能谓之文明。而且人的安乐是没有限度的，人的道德品质也是没有止境的。所谓安乐，所谓高尚，是指正在发展变动中的情况而言，所以，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
前面说过，文明是至大至重，而且是包罗人间一切事物，其范围之广是无边无际，并且不断在向前发展着。人们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就要发生很大错误。比如有些人说：既然文明是人的智德的表现，可是现在西洋各国人，却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既有用欺诈办法营商的，又有用威吓手段谋利的，这能叫作有道德的人民吗？又如号称最文明的英国，在其统治下的爱尔兰人民，不谙生活之道，一年到头只吃马铃薯过活，这能叫作有智慧的人民吗？由此看来，文明未必是和智德联系在一起的云云。可是，说这种话的人，认为目前的世界文明已经登峰造极，而不了解文明是指正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今天的文明还没达到路程的一半，岂能遽然要求它尽善尽美？象这种无智无德的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疾病。所以对现代社会，要求文明登峰造极，犹如在社会上寻求一个十足健康的人一样。世界人口虽多，但是能够找到一个身无疾患，从生到死不得一点疾病的人吗？决不可能的。从病理上来说，一般人纵然似乎很健康，充其量只能说是带病的健康，国家也象人一样，纵然称为文明，也绝不会毫无缺点的。
又有人说，既然文明是至大至重的，社会上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住它。然而，文明的本义，不是在于上下权利平等吗？试看西洋各国文明的情况，改革的第一步，首先是推翻贵族。如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就是这样，近者如我们日本，也是同样地实行了废藩置县，士族失去了特权，贵族也丧失了威风，文明的意思可能就是如此。若从这个道理去推论，文明国家似乎是不应该拥戴君主，是不是这样呢？我的回答是：这完全是用一只眼观天下事的说法。文明之为物，不仅既大且重，并且既宏且宽。文明既然至宏至宽，岂能没有容纳国君之地？既可容纳国君，又可保留贵族，何必拘泥这些名称而发生怀疑呢？基佐氏的“文明史”讲道：“君主政治，既可以在国民等级之区分极其严格的印度施行；又可以在人民权利平等，完全没有上下等级之分的国家施行，同时还可以在专制压迫的国家施行，而且也可以在开化自由的国度施行。君主恰如一个珍奇的头，政治风俗就好象躯体，以同一的头可接于不同的躯体。君王恰似一种珍奇的果实，政治风俗好象树木，同一的果实可结在异种的树木上。”这些话的确不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的。政府的体制只要对国家的文明有利，君主也好，共和也好，不应拘泥名义如何，而应求其实际。有史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体制，虽然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贵族专制、民主制等不同的体制，但是不能单从体制来判断哪种好，哪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不使偏于极端。君主未必不好，共和政治也未必都好。如1848年，法国的共和政体，徒具公平之名，实际却极残酷。奥国在法兰西斯二世时代，虽是专制政府，而实际却很宽宏。现今美国的共和政治优于中国政治，但是墨西哥的共和政治则远不及英国的君主政治。所以，奥国和英国的君主政治虽好，但不可因此而推崇中国的君主政治。美国的共和政治虽然值得称赞，但不可法效法国和墨西哥的做法。评论政治应从实际出发，不应徒慕虚名。况且，政府的体制不是千篇一律的，因此，在议论体制时，学者应该高瞻远瞩，不可偏执。古往今来因名而害实的事例是不少的。
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这说明孔子也未能洞悉研究人类天性的道理，而是被当时的社会情况遮住了眼睛，被当时的民风蒙蔽了心思，不知不觉地受到迷惑，主观地断定了立国之道一定要有君臣。儒教关于君臣的论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这一方面来看，不仅没有什么不当，而且好象极尽人事之美。然而君臣的关系，本来是在人出生之后才发生的，所以不能说它是人的本性。天赋的人性是本，人出生之后产生的是末。不能以有关事物之末的高深理论来动摇事物之本。譬如，古人不懂天文学，只知天是动的，就根据地静天动的思想，牵强附会，定出四时循环的算法，其中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可是因为不懂得地球的本性，就极端错误地制造出星宿分野的妄说，连日食和月食的道理也未能理解，以致事实上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原来古人所谓地静天动，只是因为目睹日月星辰似乎在动，于是便根据目睹的现象加以臆测。但实际上地球和其他星球是相对的，以上的情况是因地球旋转而发生的现象。所以地动是本性，而现象只是末的表征。不可误以末的表征而认为是本性，也不能因为天动之说有些道理，就以此排斥地动说。所谓天动的道理绝不是真理，只是由于不研究事物的道理，光看物与物的表面关系，而产生的牵强附会的说法。如果以天动说为真理，那末，从航行中的船上看海岸好象在移动，就说岸是动的船是静的，这岂不是荒谬之极吗？所以要谈论天文，首先应该研究地球为何物，转动情形又如何，然后再弄清楚地球和其他星球的关系，才能论述四时循环的道理。这就是说，先有物而后有伦，并不是先有伦而后有物。切不可以臆断而论物之伦，以其伦而害物之理。君臣之伦也是如此。君与臣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上虽然存在某些道理，但这是因为世上偶然有了君臣以后才产生出来的，所以不能根据这个道理，说君臣的关系是人的本性。如果说这是人的本性，那末世界各国只要有人就必然有君臣之伦，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人类社会莫不有父子夫妇，莫不有长幼朋友，这四者是人类天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人的本性。唯独君臣，在地球上，某些国家就没有这种关系。目前一些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就是如此。这些国家虽然没有君臣，但政府与人民之间，各有各的义务，政治情况也极好。孟子曾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无王的国家，而且其国民的情况，有的远远超过唐虞三代之上，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假使孔孟活到今天，将有何面目见这些国家的人民呢？这可以说是圣贤的漏洞。所以主张君主政治的人，首先要分析什么是人性，然后再论君臣之义，这种君臣之义，究竟是胚胎于人性呢，还是在人出生之后，偶然发生了君臣关系，而把这种关系的准则称作君臣之义呢？必须根据事实弄清其先后。如果平心静气地探讨真实情况，一定能发现这个准则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既知其为偶然，就不能不衡量这个准则的利弊。对于某种事物如果容许考虑它的利弊，便说明它是可以修正改革的。凡可以修正改革的事物就不是天然的规律，所以，尽管子不能为父，妇不能为夫，父子夫妇的关系难以更改，但是君可以变为臣，例如汤武的放伐就是如此。另外，君臣也可以同起同坐，例如我国的废藩置县，就是如此。由此看来，君主政治，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至于决定改与不改的标准，只在于它对文明是否有利而已。（某西洋学者曾说：不仅在中国、日本有君臣之分，西洋也有Master和Servant的名称，这就是君臣的意思。但是，西洋的君臣和中国日本的君臣意义不同。因为我们没有相当于Master和Servant的辞汇，所以姑且把它译为君臣，不要拘泥这种字面的意义，我是把古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印象中的君臣叫作君臣的。譬如，从前在我国杀害主人者处以磔刑，而臣仆被主人杀死则不能申冤。这种主人和臣仆，就是君臣。封建时代的诸侯和藩士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的鲜明例子。）
依以上的论述，君主政治是可以变革的，那么，变君主政治为共和政治，这就能认为是达到理想境地了吗？绝对不然。在北美有一群人，在距今二百五十年前，他们的祖先（指“Pilgrim fathers”，共有一百零一人，是在1620年离开英国的）因为在英国受尽残酷的政治压迫，厌恶君臣之义，毅然离开祖国，来到北美，历尽了千辛万苦，为独立自主奠定了基础。这个地方就是马萨诸塞的普立茅斯。它的历史遗迹迄今尚存。后来，有同样心愿的人，接踵而至，从本国携眷迁来的日见增多，他们定居下来开辟了“新英格兰”。此后人口逐渐繁衍，国家财富日益增长，到了1775年，已经占有了十三州的土地，遂脱离本国政府，苦战八年，终于获得胜利，建立了一大独立国家，这就是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之所以获得独立，并不是由于这些人民的自私，更不是为了达到某种野心，而是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为了维护人类的权利义务和保全天赋的幸福。由当时的独立宣言就可以知道他们争取独立的目的。何况在1620年12月22日，当这一百零一名先人冒着风雪来到美洲大陆，踏上海岸岩石的时候，怎么会有丝毫自私心呢？正是所谓大公无私，除敬神和爱人以外别无他念。现在我们推测这些人的思想，不消说，他们是非常厌恶暴君和贪官污吏的，他们甚至想要在二百五十年前就从这个世界上把政府这个东西彻底废除。其后在1770年代的独立战争，正是继承了这种精神，并且具体实现了这种精神。战争结束后，决定政体，也是根据这种精神。后来在国内实行的工商业、政令、法律等以及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也都是以实现这种精神为目的的。那末，合众国的政治，既然是由独立的人民竭尽力量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起来的，按理说这个国家的政治应该是完美无缺，真正达到人类美满境界，实现了真正的理想国了。但是，今天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共和政治成了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施行的暴政。这个暴政的严酷情况和君主专制的暴政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出于一人之手与出于众人之手而已。据说美国的风俗是崇尚简朴的，简朴本来是人间的好事，但是，由于世人喜好简朴，于是就有伪装简朴以欺世盗名的，也有假借简朴以骗人的，犹如乡下人利用其淳朴以欺骗人。再如美国禁止贿赂的法令很严密，但是禁令越严密，贿赂越猖獗，与过去日本禁赌越严，赌风越盛的情况很相似。这类琐事是举不胜举的，现在姑且不谈。舆论认为共和政治公平，那是因为它是以全国人民的意志为施政的方针的，犹如在百万人口的国家，集中百万人的意志以决定国事，所以才说它公平。但是事实上，都大有出入。举例来说，在共和政治制度下，选举议员时有采用投票选举，以其得票多者当选的办法。既然取决于多数，则多一票也是多数，假如把全国人民的投票倾向分为两派，在百万人口的国家，以一派为五十一万人，另一派为四十九万人来进行投票，则当选者必然要偏于一方，即是说四十九万人那一面，从开始就失掉参加议会的机会了。再者，假定这些当选的议员为一百人，在他们出席国会讨论国事时，照例是用投票方式表决，如果是51人与49人之比，那么事情就不得不取决于51票的多数了，所以作出的决议并不是按照全国人民的多数，而是按照多数中的多数来决定的。票数相差极少，因而大致的比例是以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意志控制了下余四分之三人口的意志，这不能叫做公平（见穆勒氏《议会政治论》）。此外，关于议会政治，尚有许多纠缠不清的争论，很难断定其利弊。另外，君主政治有以政府的权威压制人民的弊病，共和政治则有以人民意见干扰政府的缺点，所以政府有时不胜其扰，很可能动用武力，以致引起大祸。因此，不能说唯有共和政治战祸最少。以最近的例子来说，在1861年，由于买卖黑奴引起了纠纷，美国南北分成了两派，上百万的市民突然拿起武器，掀起了空前未有的一场大战，同室操戈，同类相残，混战四年，所损失的生命和财产，不计其数。本来，这次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的上层人物反对买卖黑奴的恶习，提倡天理人道而引起的争端，这本来是社会上的一件好事，但是，事件一旦爆发，就节外生枝，以致理智和利益，道德和欲望混淆不清，终于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如果从具体情况来看，不外乎是这个所谓自由国家的人民在争权夺利，各逞其一己之私而已。这种丑恶情况恰如天堂乐土出现群魔厮斗一样。如果先人地下有知看到这种情况将作何感想！阵亡者在黄泉之下，又将何颜以见先人！又如英国学者穆勒氏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写道：“有人说人类的目的唯有进取，为了争夺利益，不惜互相排挤践踏追逐抢先，这种现象对于促进生产发展最为有利。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