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劝善之机。然而，现在却只教人以私德，使万物之灵的人类，仅仅努力避免这种非人的不道德行为，并且以避免这种行为当作人生的最高准则，企图只用这种德教来笼络天下人心，反而使人们天赋的智力衰退，这种行为就是蔑视人，压制人，从而阻碍人的天性的发展。人心一旦受了压制，就难以重新振作起来。如“一向宗”之流，以“凡夫”自居，企图依靠他力，以求得极乐的来生，专心致意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除此以外无所事事。汉学家醉心于孔孟之道，除诵读经书以外也无所作为；皇学家信仰神道，除钻研古书以外也毫无用心；洋学家们迷信耶稣教忘了日新不已的学问，除诵读圣经以外也毫无事事；这些都是“一向宗”之流，当然，这些人信其所信，各修一己之德，可以美化人间交际的风气，对社会也是有裨益的，并没有理由责难他们无用。不过，文明事业好比是智德的担子，人人都应分担，只是信教而修一己之德也就是担起了担子的一头，尽到一头的责任，但这只不过是信其所信而已，还难以逃避应作而不作的罪责。这恰似有脑子而没有神经，保全了头而失掉了臂一样。这种人毕竟还不是尽到人类的本分，不是完成了人类天性。
如上所述，私德不是可以依靠他人的力量轻易养成的。即使可能养成，如果不依靠智慧也是徒然的。德和智，两者是相辅而成的，无智的道德等于无德。以下举例证明这个问题。现在的学者为什么笃信耶稣教而认为神儒佛迂阔呢？是因为教有邪正的区别吗？孰正孰邪我不知道，本书的目的也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姑置不论。若就其对人民思想所起的功效来说，耶稣教也未必永远有力量。例如欧洲的传教士到东洋各岛和其他野蛮地区传教，使当地土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例子，历来已经有不少。然而直到今天，土人依然是旧日的土人，其文明情况根本不能和欧洲相比。一群赤身裸体不知夫妇区别的土人，聚集到教堂，给一母多父所生的孩子举行耶稣正教的洗礼，这只不过是改变宗教信仰的仪式而已。即使偶尔在某一地区有了文明的开端和进步的趋向，这种文明也必然是随着传教士传授的文学技术而进步的，绝不是单纯由于宗教关系而产生的，因此，宗教只能说是表面的仪式。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神儒佛教教育下的日本人民，只是不能称作文明而已，从日本人的心术来讲，不能说全是坏人，也有很多正直的人。从这点看来，神儒佛教不见得没有力量，并不见得只有耶稣教有力量。那么，为什么要说耶稣教对文明有益，而神儒佛的道理迂阔呢？学者的看法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假若寻求这种议论发生的原因，并分析他们意见的内容，也许是因为耶稣教是流行于文明国家，可与文明相辅而行，而神儒佛之道是流行于不文明的国家，不能与文明相辅而行，所以才说后者迂阔，前者有利吧。可是，宗教的流行与不流行，并不在于宗教本身的力量强弱，而是在于装饰宗教、为宗教增光的智慧作用巧妙不同而已。西洋各国信奉耶稣教的人，大都受过文明的教育，尤其是传教士，并不是只会读圣经，而且是受过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的人。所以，以往曾到外国作传教士的人，今天就能在本国从事法律工作；今天在教堂讲道，明天就可能到学校当教师。因为法俗兼备，在传教的同时附带教授学术技艺从而提高人的智慧，因此，才能和文明并行不悖。人们所以重视耶稣教，并不仅仅是信仰其十戒，而是因为传教士的言行并不迂阔而能适合于今天的文明，所以才信仰它。假使耶稣教的传教士不学无术，和我们的山寺和尚一样，即使他的行为端正如圣人，朝夕不停地背诵新旧约圣经，哪个文明人士会信仰这个宗教呢？即或有信仰它的也不过是手数念珠口诵阿弥陀佛的村妪野夫之辈而已。在这类人的眼里，不论耶稣、孔子、释迦和大神宫都没什么区别，甚至把狐狸也当作神佛合掌而拜，听到连意思都不懂的经文，也能感激流泪。对这种愚民，还能施什么教，收到什么效果呢？绝对收不到文明的效果！即便深入到这种愚昧落后的人中，强行传授耶稣圣教，向他们讲经说法，甚至施财诱导他们，也可能逐渐有人相信，但实际上这也不过是在佛教中添设了一个耶稣教派而已。这绝对不符合有识之士的愿望。有识之士的意见，必定是要招聘博学多才的传教士，在学习宗教的同时学习他们的文学技艺，以提高我国的文明。要知道，文学技艺是属于智慧的范畴，传授智慧，不一定非耶稣教的传教士不可，只要向有智慧的人学习就行。那末，认为耶稣教有利，神儒佛迂阔的见解，这岂不是有识之士的误解吗？我并不是厌恶耶稣教传教士，只要是有智慧的，不管他是耶稣教传教士也好，普通的教师也好，并没有爱憎之分，只是欢迎博学多才品行端正的人而已。假使除耶稣教传教士以外，世界上再没有正直的人，当然一切事情只好向传教士学习。但是，耶稣教不见得是正人唯一的所在。广大的世界里，自然也有许多博学正直的仁人君子，任凭人们自由选择，有什么理由非专向耶稣教寻求不可呢？总之，并不是宗教本身有什么利弊，而是由于信教人的智慧高低而其价值有所不同。不论是耶稣教，或者佛教，如果到了愚人手里，只能为愚人所用。今天的神儒佛教正因为掌握在神职僧侣和儒者手里，由他们来教化今天的人民，所以才陷于迂阔。如果使这些人（虽然很难做到）努力学习，用文学技艺装饰他们的宗教，能够使文明人也听其说教，则这个宗教必然立即声价百倍，甚至普遍受到景仰。用比喻来说，宗教如同刀，奉行宗教的人民如同工匠，虽有利刀如果落在拙工手中就没有用处。不文明的人就是有了德行，也不能发挥文明的作用。那些讲德行的识者们，可以说是把工匠的巧拙，误认为是刀子的利钝了。所以说，私德须依靠智慧才能发扬光大，有了智慧的指导，私德才能卓有成效。如果智德不能兼备，则社会文明就无从设想了。
讨论汲取宗教的得失，虽然不是本章的目的，但因在论述中牵涉到这个问题，只好顺便谈一下。无论要求得到什么事物，总是为了取得我所没有的，或者我所缺少的东西。比方有两个要求、需要决定先后缓急时，应该首先观察我们现有的情况，考虑哪个是我们完全没有的，或二者之中哪个是最缺少的，然后决定其先后缓急。并不是需要这一个而不需要那一个，而是二者都需要，只是应有先后缓急之别罢了。前面已经谈过，文明是一国人民的智德表现在外部的现象。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洋各国，这是普遍承认的。然而，日本未能达到文明，是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这就是目前我国的两个要求。因此，进步的学者必须广泛地观察日本全国情形，衡量轻重，分清孰多孰少，否则，就不能分清先后缓急。无论如何不明智的人，也不会认为日本全国人民道德不足而智慧有余。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明显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过，为了便于说明，下面提出一二例。本来，在日本流行的德教是神儒佛，在西洋流行的德教是耶稣教。耶稣和神儒佛的学说虽然不同，但是，在其以善为善，以恶为恶的主旨上，彼此之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正如，日本认为雪是白的，西洋也说是白的，西洋认为炭是黑的，在日本也是黑的。关于德教问题，东西两洋的学者都在争相宣扬自己的教义，或著书立说，或驳斥异说，迄今仍争论不休。从争论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东西两洋的德教没有多大的优劣。两种力量如果相差悬殊，无法匹敌，根本就争论不起来。从未看过牛和猫角斗，也从未听说大力士和小孩摔跤，争斗必在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发生的。耶稣教是以西洋人的智慧来修饰维护的宗教，所以其精巧细密绝不是神儒佛教所能比拟的。但是，当西洋传教士来到日本，极力宣扬耶稣教，排斥神儒佛，企图争得地位的时候，神儒佛的学者不甘示弱，也著书立说以与之相抗衡，终于形成喧吵争论的局面。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西洋的德教不见得就如牛和力士，日本的德教也不见得就象猫和小孩，并证明了东西双方的德教是正处在不相上下的地位。谁为高，谁为下，我倒不想过问，但是我们日本人信奉自己的宗教，受这种德教的薰陶，若在私德的厚薄上与西洋人比较，即便不是伯，也必是仲。若离开宗教问题而单从事实来看，在不文明的日本人中可能成伯的，反而会比西洋人多。所以在我国，道德纵然不足，但显然不是燃眉之急。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谁能以排子车和火车相比，又谁能以日本刀和洋枪相比较呢？我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我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他们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我们认为人是居住在不动的平地上，他们已经知道地圆而且是转动的。我们认为我国是至尊的神洲，他们已经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了殖民地，政令商法之齐备，远比我们优越的东西很多。所有这些问题，按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件可向西洋夸口的。日本值得夸耀的，并非天然物产，只有山水风景而已，至于发明创造，简直是闻所未闻。如果我们没有同他们竞争的意图，西洋人也不会和我们竞争。西洋人对本国的事情虽然很自负，但是从未听过他们夸耀火车便利，而驳斥排子车不便利，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智慧相差太远，象牛和猫一样，是不会发生争端的。由此看来，目前我国所迫切需要的不是智慧是什么呢？这是学者应该深刻考虑的。
再举一个例子。乡村里有一个人物是个旧藩士族。在废藩以前，每年的俸禄有二三百石，事君忠，事亲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举债必还，交友必谨，从未作过亏心事，更没有欺诈盗窃的行为。虽然有时曾仗势欺压过庶民百姓，但认为这是由于成分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事于心无愧。其他如治家勤俭，修身严谨，弓马刀枪百般武艺无一不通，只是目不识丁。这种人现在应该怎样对待呢？是教之以德？还是授之以智？如果对他进行道德教育，突然授以耶稣的十戒，他对于前四条，或许因为这是他生平闻所未闻尚可以接受，但是，听到第五条时，他一定会说，我本来就孝敬父母，我也没有杀人的意图，又怎能做出奸淫和偷盗的行为呢？这样逐一加以反驳，是不会心悦诚服的。当然耶稣的教训，并不仅仅是这十条戒律，必然有其深奥意义。孝敬父母自然有孝敬的方法，不杀人也有不杀人的道理，不奸淫有不奸淫的意义，不盗窃有不盗窃的意义。所以，对他讲解这个道理，能够反复仔细地讲解透彻，也可能使他心里有所感动。但是，关于德行方面，从这个士族平生的行为看来，至少也有相当的心得。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看他的智慧，可以说完全是空虚的。他也许能辨别五色，但根本不懂天然七色的道理；虽然也能嘘寒问暖，但不懂寒暑表升降的道理；虽然饮食有时，但不懂钟表的用法；除自己家园以外不知有日本，除日本以外不知有外国；这样的人怎能了解国内的形势？怎能懂得外交呢？只知慕古风，守古法，一家之内恰似一个小天地，眼界所及，局限于家庭之内，从未迈出家门一步，对于世界万物完全是一无所知。废藩一举推翻了这个小天地，今天这些士族已经是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如果评论这样的人物，只能说是愚而直，此外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评语了。这类愚直的人，不限于旧藩的士族，社会上也有很多这类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学者和政府引以为忧的。然而，那些讲德行的识者，为什么还对这些愚民忙于传授耶稣教，想来提高他们的道德，而对他们的智慧却反而置之不问呢？或许在识者的眼里只看见愚而不直的人。但是，社会上愚而直的人仍然很多。识者对于这类人将采取什么办法呢？是否是想使其直的更直，愚的更愚呢？这种做法真可谓不分先后缓急。洋学家们不是常常讥笑日汉古学家的迂阔吗？为什么讥笑呢？无非是责备他们缺乏智慧。但责备别人却自蹈其复辙，自己的主张，自己又把它推翻，真是糊涂之至。
宗教是随着文明进步的程度而不断变化的。如耶稣教最先是在罗马时代兴起的，罗马的文物虽曾盛极一时，但是从今天的文明水平来看，当时不过是个野蛮无知的社会而已。所以耶稣教在那个时代，能适应人们的智慧，提倡了荒诞的学说，社会上既无责难，也不感觉惊讶，而在几百年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在这期间自然也得到了一种权力，因而控制了人民的思想。这种情形，恰如暴虐政府用专制手段压迫人民群众一样。但是，人类智慧的发展力量好象奔腾的江河急流不可抑制，宗教的权力终于衰微。这就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这个宗教改革，亦即排斥罗马天主教，而产生了“新教”（Protestant）新宗派，从此以后两派互相对峙，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新教方面逐渐取得了优势。这两个教派，本来是出于一个耶稣教，其信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但新教之所以兴盛，是因为简化了宗教的仪式，废除了历来的虚妄之说，顺应了近世的人心，符合了知识进步的要求。总之，旧教是浓厚而近于愚顽，新教是澹泊而生气勃勃的，两者的差别只在于此。这可以说是反映了古今人心文化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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