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搬到一个有开阔原野的地方，所以斯奇能够在那儿自由自在地跑动。它会全速地冲到原野尽头，消失无踪；偶尔你又会看到它的头顶和耳朵在微风中高高抬起、轻轻扇动。它常出去玩得气喘吁吁。不知它是否曾经抓过兔子，但我知道它尽力在做这样的事。
斯奇什么都吃，也什么都吃得下。有个下午我为了晚上的教会聚会做了250块巧克力饼干，不知怎么斯奇竟发现了装饼干的袋子，它不只吃了一点，也不只“大部分”，它吃掉了所有的饼干——总共250块！我还以为它在那个小时内重新变成了孕妇。只有这时候它才会呻吟、喘气，看来不太正常。我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赶快把它送到动物医院。兽医问我它吃了什么，我回答，我根本没有喂过它。兽医的眉毛抬得几乎高到头发里头。他说它吃了非常多的东西。
我把它留在动物医院过夜，回家去找我要带到教会聚餐的奉献品。250块饼干不翼而飞，我怎么找也找不到。我确定自己在离家前把它们放在碗柜里。我到了后院，竟然发现我早先用来装饼干的9个塑胶袋整齐地堆在那儿。它们一点也没被弄皱弄乱，只是空了。我于是打电话给兽医，向他解释250块饼干不见了的事实。他说不可能，没有任何动物吃了250块巧克力饼干之后还能活命。他在晚上会好好观察它。第二天斯奇就回家了。从那时起，它对饼干就不太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坚持它吃的话，它还是会吃。
斯奇的外表和年纪终有相称的一天。它在16岁时开始举步维艰——爬阶梯对它而言变得困难；肾的疾病也使它有痉挛现象。它一直是我的朋友，有时是我惟一可贵的朋友。我和人类的友谊会枯萎凋谢，但我和斯奇的友谊一直稳固而可贵。我离婚，再婚，最后感觉自己是个劳碌命。我无法忍受看到它那么痛苦，我决定人道一点，让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保持平静。
我向医院预约并抱着它上了床。它亲密地挨紧了我，虽然我知道它正在受苦。它不要我为它担心，它只需要我的爱而已。在它的一生中，它从不发牢骚也不哭诉。它为我们之间付出了很多。在我们最后的一次同车的时候，我告诉它我有多爱它，而且为它感到骄傲。它真正的美长久以来一直笼罩着我。使我忘了我曾经认为它很丑。我告诉它，我很欣赏它从不乞求我的关心和爱，而以一种理所应当的优雅接纳。如果动物中也有高贵血统的话，它一定是，因为它有能力像个尊贵的女王一样享受生活。
我把它带进兽医的办公室，兽医问我在它最后的一刻我是否要陪着。我说是。当它躺在硬硬的金属床上时，我用双手环抱着它，企图使它在兽医为它注射一针结束生命时保持温暖。它企图起身，但没法像以前一样站直脚来。在这最孤独的一刻，我们互相凝视着……水汪汪的棕色眼睛，温柔而值得信赖的眼睛，看着我泛着泪水的蓝眼睛。
“你准备好了吗？”兽医问。
“是！”我回答。
我在说谎。在我一生中，我永远没准备要放弃我对斯奇的爱，我永远不想放弃它。我永远没准备要如此，虽然我不想打破我和斯奇的联系，它也是。直到最后一秒钟，它还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我看见死亡进入了它的凝视里，带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常在想，如果人也能复制宠物们对我所示范的品质，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更美好。斯奇就毫不费力地以优雅和体谅的方式给我忠诚、爱、理解与同情。如果我能给我的孩子同样的爱，我确信他们长大后会成为地球上最快乐、最有安全感的人。它是个好榜样，我也相信我会让它引以为荣。
人们说，我们死了之后会和我们所爱的人在某个地方相遇。我知道谁在等我——一只小小的、圆圆的、黑白相间的狗，它有一张老脸和一条再次看到它最好朋友时一定会快乐得摇个不停的尾巴。
（佩蒂·汉森）
一个英雄的故事
即使是最温和的战争，都意味着对人性和正义的永恒侵犯。
——吉本
越南军援司令部终于同意让我从西贡调到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再从克拉克调到关岛，从关岛再调到夏威夷。在那儿，我开始记起我为什么赴战场打仗：女孩、女人、使我傻笑盯着她们瞧的美丽动物们、好色者、大男人沙文主义猪、罪恶感。记得，那是在70年代早期，男人还有权痴痴地望着女人……夏威夷就是个能这么做的好地方。
我在夏威夷过夜后，从檀香山飞往洛杉矶到达拉斯。我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睡了一天一夜，还是觉得全身无力。我已旅行了9000里，却还留在西贡的时间习惯中。我想我还在回避无可避免的事。我害怕面对辛蒂·卡德威，害怕要告诉她她丈夫死了、而我还活着这个事实。我有罪恶感，但还是得这么做。
我在达拉斯机场搭公共汽车，开始前往波曼的250里长路。德州很冷，我心里也很冷。
我站在门口，无法按门铃。我怎能告诉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们，那个男人永远不会再回家呢？我感到如同被撕裂一般的痛苦，在逃走的强烈欲望和对一个我不认识、但使我人生因而改变的人的承诺中撕裂。我站在那儿，希望有些事会发生，帮助我伸出手去按门铃。
我开始哭了。我站在那儿，在大门口，恐惧和罪恶使我麻木。我再次看到，几乎是第一百次了，卡德威被炸成碎片的身体，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凝望他深棕色的眼睛，感觉到他的痛苦，于是我哭了。为他哭，为他的妻子、小孩哭，也为我哭。我必须向前走。我明白在这个悲剧的战争中很多人死了，而我幸存，这个无意义的战争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实现什么。
轮胎摩擦着碎煤渣路的声音把我从噩梦中拉回来。一辆破旧不堪、红白相间的普莱茅斯计程车开了过来，车上走下来一位中年的黑人妇女。司机，一个戴着破帽子的老黑人，也下了车。他们瞪着我，相对无言，动也不动，怀疑着我，一个白人，来他们这里做什么。
我站在那儿，瞪着眼睛，就在他们正要对我说话时，忽然间女人的脸闪过恐惧的表情。她开始尖叫，手上的袋子掉在地上，冲向我，把司机留在背后。她三步并两步走，两手抓着我的外套，问：“告诉我，你是谁，我儿子发生了什么事？”
“噢，该死！”我想，“难道是卡德威的妈？”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以最轻柔的声音说：“我叫弗来德·帕尔斯，我找辛蒂·卡德威。这是她家吗？”
女人盯着我，倾听我说话，试图理解我说的话。很久以后，她开始发抖，她的身体剧烈地颤动着，如果我没握住她的手，她可能倒向大门。我紧握着她的手，我们一起倒向大门，发出很大的声响。
计程车司机在门被打开时过来帮我扶住这个女人。辛蒂·卡德威看见了这幅景象：一个奇怪的白人抱住她的妈妈，站在大门口，她迅速展开行动。
她很快地把门阖上一半，当她再次出现时，手里持着12口径的猎枪。枪稳稳地拿在她手上，她声色俱厉地说：“放开我妈并离开我家大门！”
我透过朦胧的镜片望着她，希望不要因为一个误解死在这里，我说：“如果我放开她，她会跌倒。”讣程车司机也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的态度也立刻改变了。
“马纳，发生了什么事？”她问司机。
“我不清楚，亲爱的。”他说：“这个白人在我们来的时候就站在你家门口，你妈跳向他大叫，问他你弟弟肯尼士发生了什么事？”
她看着我，大惑不解。我说：“我名叫弗来德·帕尔斯，如果你是辛帝·卡德威的话，我必须和你谈谈。”
她握着枪的手松了些，说：“是的，我是辛蒂·卡德威。我有点糊涂了，但你可以进来，你也可以扶我妈进来吧？”
我尽可能温柔地搀着辛蒂的母亲通过大门。那个司机跟着我们进了房子，并把刚掉下来的袋子放在通往二楼的梯子上。他一脸困惑地站在那儿，不知该留下来或是离去，不知道我是谁，或我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我让辛蒂的母亲坐进填得硬硬的沙发椅里后退几步等待着。这样的寂静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在辛蒂说话时，清了清喉咙。
我说：“对不起，请继续。”
她说：“很抱歉，通常我不会用枪来欢迎客人，但我听到撞击的声音，又看到你抓着我妈站在门口，我自然而然地……”
我打断了她：“请别再说抱歉。如果我碰上同样状况的话，也会这么做，反正又没有造成伤害。”
“你要喝咖啡吗？”她问，“你是不是该脱掉湿外套？否则你会生病的。”
“我想喝咖啡，我也想脱掉外套。”脱外套让我稍微有点事做，减轻我的紧张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辛蒂的母亲和司机马纳，似乎都轻松了些，他们也有机会再打量我一番。
很明显地，我通过了审查，因为这个女人伸出了手对我说：“我是伊达·梅·克雷蒙斯，这是我丈夫，马纳。请坐下，放松一下。”她指着一张牛皮沙发，叫我坐在那儿。
我知道这是马克·卡德威的椅子。我即将坐上他的椅子，摧毁他一家人的希望。我缓缓坐下，企图用我所有的力气抓着它，心情沉重。我深吸了一口气，再慢慢吐出来，问：“伊达·梅，我很抱歉刚刚吓着了你，但我不认识你儿子肯尼士，他在哪里？”
她把身子拉到和椅子同高，说：“我儿子肯尼士是海军，驻在越南西贡的美国大使馆，他两个星期内会回家。”
我说：“很高兴听到他能平安返家。大使馆的任务很好，很安全。我真的很高兴他快回来了。”
她看着我的短发和老式的衣服，说：“你也在军中？也在越南吗？”
“是的。”我说，“昨天我才回来，也许是前天。我被13个小时的时差搞昏头了，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今天、昨天，还是明天。”她和马纳看着我，咯咯地笑。
我刚说完话，辛蒂就拿着碟子、杯子、饼干、奶油、糖和咖啡走进来。味道很好闻，我极需喝一杯，我极需任何可以缓和气氛及让我双手不要抖动的东西。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辛蒂说：
“弗来德，能见到你和与你说话是我们的荣幸，但我很好奇，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那一刻，前门忽然打开，两个小女孩走了进来。两人缓缓地走进屋子，以夸张的方式炫耀着她们的新衣服。跟着她们进来的是个抱着婴儿的中年女子。
我忘了我的任务。我们把话题集中在两个女孩和她们的新衣服上头，称赞她们很漂亮，说她们能拥有这么可爱的新衣服真是幸运。当兴奋稍稍平缓下来，女孩们坐在用餐房间的游戏桌那边，辛蒂折回来时，介绍道：“弗来德，这是我的母亲，佛罗伦丝·卡德威。佛罗伦丝，这是弗来德……嗯！”
“帕尔斯。”我补充道。
“他就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来这儿。”她又说。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伸手取我的皮包，说：“我真不知该如何开始，几个礼拜前我才从越南的P·O·W集中营逃回来。”我直视着辛蒂，说：“当我成了囚犯时，你的丈夫，马克，被带到我的身边，半死不活了。他在北越执行任务时中了枪，被俘虏到我的集中营来。我尽了力，但他伤得太重，我们两人都知道他快要死了。”
辛蒂以手掩口，发出呜呜的声音，两眼注视着我的眼睛。伊达·梅和佛罗伦丝两个人都哽咽了。马纳喃喃说：“天哪！”
“马克说，如果我答应他一件事，他会协助我逃离集中营。老实说，我以为他在胡言乱语，但我还是答应为他做任何他要求的事。”
那时我们都哭了，我暂时打住话头来集中思绪。我看着她，她正看着远方。她的眼里满是泪花，以手掩面痛苦地哭着。我又继续说话了：
“他说：‘答应我到德州告诉我的妻子辛蒂，她还是我最爱的女人，我临死时想的是她和我们的女儿们。你答应我吗？’”
“‘是的，马克，我答应。我会到德州。’”我说。
“他把这张照片和他的结婚戒指给了我，你们可以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把戒指和照片交给辛蒂，并握住了她的手。
我倾着身子从外套内侧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给我这把救命的刀，我说：‘谢谢你，马克。我答应你，无论如何我会到德州。’”
“‘还有什么事要交待？’”我问。
“‘是的，你可以抱住我吗？’他问。‘抱住我，我不想孤独地死。’”
“我紧紧抱了他许久，许久。他一直重复地说，‘再见，辛蒂，我爱你，但我很抱歉，没法回去看女儿们长大。’后来，他平静地死在我怀里。”
“我要你明白，”我说，“我要你了解，辛蒂，我尽了力，但他伤得太重了。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也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我……”那时我彻底崩溃了。
我们一直在哭泣，女孩们因而走进房里。她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悲伤。我看着辛蒂，因为我没法再说一遍，所以她对孩子们说，我带来一些坏消息，而一切会很快复原的。
这样说似乎让她们满意了，她们回到用餐的房间，不一会儿又玩了起来。
我必须解释马克的壮烈事迹，所以我又开始说了。
“马克给我的刀子让我制伏了警卫，放走其他12个被囚禁在集中营的美国人。你的丈夫是英雄。因为他，有12个美国人获得了自由，我才能坐在这个椅子上，告诉你他的噩耗。我很抱歉，我多么害怕告诉你这件事。”
我又再度哭了起来，辛蒂从椅子上站起身子过来安慰我。她，失去了她最宝贵的东西，竟还在安慰我。我觉得自己很可耻也很光荣。她用手捧起我的脸，看着我说：“你知道，你说的故事里有两个英雄，一个是我的丈夫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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