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大抛盘也有人在“啃”了，我感觉有点不对劲，而且一个上午就涨了2元多钱，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当天中午在用工作午餐时我认为：“感觉不太好，下午该出了。”
当天下午我将压在上面的抛盘全部撤下，从26．50元开始每上去0．3元就抛出20万股，仍拦不住股价势如破竹。当大笔买单一路将股价扫到33元之上时，我们手中的筹码已经全部出清，估计在两周不到共获利7000万元。
于是我通知场内“马夹”在22元与20元各放上200万股的接盘，因为我不想让股价震荡得太大，引起市场过分的震动。放下电话，我深深地松了口气，等我从卫生间出来，场内传来“界龙已跌破18元”。我大吃一惊，马上吩咐在20元以下全线买进，博士先生也通知外围资金也全部进场。跌势止住了，股价又回到22元以上，并在22．60元收盘，还涨了几毛钱。
这就是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庄家跳水”吧，因为当天最高、最低价相差1倍以上，实际上往上打、往下压全部是市场狂热行为，与庄家无关。
界龙跳水殃及其他庄家。受其拖累，明珠失色，网点破网，物贸、农垦等一批新股无一幸免。界龙还能止跌，其他股票股价则一蹑不振，有关庄家悉数被套，纷纷通过博士先生打电话来要求我们伸出援手将界龙再往上打，以减轻他们的抛压。众人的捧场，加剧了我内心深处的名利欲，于是胸脯一拍：“好说，明天经过探底T字形，后天光头阳线到25元以上，一周内再创新高。”
以后两天的界龙K线就在庄家的操纵卜走出探底成功发力上攻的图形。就在这个周末，证监会刘鸿儒主席发布了暂不扩容等“四不”救市讲话。
与医药股份张总他们合作时，当时他们手上的一大把被套的医药股份，按买进价结算给了我们。而在当时的炒新股热中，这类异地大盘股都是平仓对象，因此股价已套住了。我想利多出台，周一倒是出货的好机会。
在利多讲话的刺激下，周一大盘果然跳空高开，股民们为管理层的救市讲话亢奋，买盘蜂拥而入，但没有想到却为深套多时的各路庄家解了套。我将手中的700多万股的医药股票每一个价位挂5万股，全部被接走，全部出货套现了5000多万元资金，打了平手。这时我的自我感觉更好了，界龙也在市场买盘推动下往26元上面冲。但一到26元以上，获利盘、解套盘蜂拥而至，大手扫盘也只涨到26．80元就冲高乏力了。
后市开盘，大盘就急转直下，因为该进来的都进来了，场外的观望资金看到冲高乏力反而反手将手中筹码往下砸。不一会我们手中就增加了200多万股筹码，而股价却纹丝不动。一向强悍的界龙终于也显出了疲态，但我好胜斗勇的个性使我头脑更加发热，还在继续大手扫盘。这时，旁观的医药股份张总悄悄将我拉到一旁：“马老师，我们出货吧，这一把不赚，保本就行。”但在众机构面前的承诺、夸口却使我不肯收手。于是我反问：“那现在手上的筹码怎么办？”他说：“要么筹码全部给你？”我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因为当时手上双方己掌握了700多万股筹码，我手中可动用的还有7000余万现金，我认为做上去完全没有问题。
在以什么价位结算的问题上，博士先生以上海人的精明帮了我的大忙，当时股价还在25—26元，医药股份老总提出22元结帐，我也几乎同意了。但博士先生测算了他们的成本后提出以19元结帐，想不到他也同意了。我又提出在二周内付清590O万元，他也一口答应。事后我想，可能是他们好不容易在股市熬了这么长时间后能一下子赚二三千万元也就是大获全胜，更何况我们以后赚了钱对他们还有好处呢。而我在进股市两年内没有吃过大的苦头，特别是被近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股市的风险二字。
而风险，往往是在你没有觉察的时候，悄悄地降临的。
“四不”救市昙花一现，股市只涨了一天，还留下了一根长长的“避雷针”——上影线，第二天开始就急转直下。大盘如此，跟风“界龙”的股民也不愿再经历第二次跳水，于是也纷纷逢高减磅，7000多万元付给医药股份张总以后，所剩资金不足支撑界龙的高价位了。没有了庄家的护盘，界龙实业也跌到了20元以下。这时我感到日子不好过了。
在医药股份退出界龙的炒作之后，我完全成了天马行空。手中最窘困的时候只有50万元资金可供调用，股价也像断线风筝一路下滑，最低只有15．60元。怎么办？这时有人提出了股票抵押融资将股价顶住的做法。于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几家机构，经过几轮谈判，我拿到了一大笔新的资金。
资金多了，胆子也大了。手中持有的界龙股票越来越多，外面流通的界龙股票越来越少。每天它的走势图就是一根介于30度至45度之间的斜线，一路上扬。在大盘一路下跌之中，唯有界龙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天天收阳，尽管涨幅不大，但一周总有1元多。因此博士先生那时在股市沙龙中有一句名言：“你想要画王吗？请买界龙。”因为只要买1万股界龙，一周下来就可赚回当时1万多元1台的29寸进口画王彩电。
树大招风，在界龙连拉32根阳线，引发境内外包括港、台、新加坡的财经传媒报道后，上海股市中“界龙被人操纵”的说法，终于在时年7月深圳的券商会议上被反映到了管理层。
先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部通知当时分仓仓位较重的一家营业部去谈话。继之有关人员去了几家分仓证券营业部查资金来源，记得当时炒作界龙的资金先后涉及5家上市公司与14家证券营业部。因当时还没有《证券法》，最后，界龙实业炒作的性质是“聚集巨额资金”。因为是我一个人在炒作，所以很难说是联手操纵。加之我也不喜欢用“对倒”、“拉高收盘”这样的弄虚作假手法，也难以说是“操纵股价”，所以最终我没有得到什么处罚。
1994年7月29日，各大传媒刊登了1994年暂停扩容等重大利多政策，水深火热已大半年之久的股民纷纷奔走相告。我那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筹措资金，抄底入市。
大盘在一个多月之后就收复了千点大关，这时20元以上的高价股已经不少，一直逆市上涨的界龙这时却一直蛰伏不动，是整个行情上涨幅度最小的。该涨的都涨了，不该涨的也涨了。这时市场的注意力开始转到界龙股票上了。不少人打电话给我：“界龙该动了吧。”
既然市场认为该动了，那么人心所向，也就水到渠成了。正好界龙的职工内部股也在上市半年后快解冻了，市场认为庄家肯定要炒一把，因为股指己经创新高了，所以界龙这次肯定也要创新高了。但股市从来就没有肯定，当市场憋足了劲要炒最后一把时，我就将手中已经握出汗来的界龙在两天之内，从26元到30元全部出清了。
听说接最后一把的是后来几年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庄家——南方某证券公司江苏分公司的大机构，据说他们是在套了三年之后才割肉出局的。
股票出清，一结帐，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也有近半亿的利润。这儿要澄清一下市场的错觉：市场总认为某股从几元（最低价）涨到几十元（最高价），庄家有十倍利润。实际上此言大谬，看一下最低价与最高价的成交量，再算算庄家的持仓量，就可知道，斩头去尾，付掉资金成本后，庄家即使能顺利出局，利润率肯定不如跟庄高。当然，由于资金量大，绝对利润数还是不小的。
通化东宝“滑铁卢”
1994年9月底10月初，当大盘在1000点上方徘徊时，我在手中没有一股股票的情况下，提出“休息”，至少也要等大盘回调后再来操作。撑船的太累了，需要休息；坐船的太舒服了，需要继续。
1994年4月在上海商城二楼卡拉OK包房内，在资金上与我们合作的浙江某地区信托公司上海营业部的老总说：“马老师，反正资金还未到期，我们再合作一次。大不了再像界龙一样，那么困难我们都过来了，还怕什么？”此君大有其老家的“铁头”气概。边上众人也一起附和，我那不安份的心又开始躁动了。
上市的新股中有一只通化东宝，从报表看业绩还不错，其主打产品“镇脑宁”的广告当时在各种传媒铺天盖地，而且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项目，这时已经试制成功在望，尤其流通盘仅1200万股，与界龙也差不多。于是我决定将通化东宝炒作一把。
1994年8月24日，通化东宝上市，开盘在18．58元，两天后开始回跌，在13元一线我开始吸纳，但感觉也有人在与我同步吸纳。因为当时自我感觉太好，所以也没有怎么在意。实际上这往往是庄家翻船的原因之一。从前炒界龙时我也知道有人在乘船，但数量不大。当庄家资金不足时，甚至希望有人帮他一起吸纳锁仓。但与庄家同步进货的“老鼠仓”情况就不同了。（知悉庄家底细的资金悄悄入场，称为老鼠仓。老鼠仓如不加以控制，会导致做庄者满盘皆输，故其是庄家的严加防范的对象——编者注）
在我连续不断地买入下，通化东宝股价从13—14元一线迅速上升至1618元。这时我手中大约还有1亿资金可用，当时我以为做到20元应该没有问题。
实际上，1994年国庆以后，并没有出现市场所期望的“第五浪”，沪市迅速地从千点之上向下滑落。我却像鸵鸟似地只看自己的股票，认为凭实力就能打上去。实际上周围有人在18元以上出货后提醒我减磅。但我一看20元以上抛压很轻，一心想再创奇迹，一鼓作气做到20元以上。
但危机终于又发生了。当我从20元以上想强行冲击22元时，四面八方抛盘铺天盖地而来，我也像发疯似地一路狂扫，但终于红马夹在电话中说：“资金全部用完，公司不让买了，马先生，20元以上还买进干什么呢？”我无言以对，只能听任股价下跌。因为一旦大接盘没有了，股价很快跌至18元一线，我想减磅也已经没有机会了。
由于大盘是从333点起涨至千点以上再度回落，所以几无反弹，而且这时主力资金己经逐步往新的投机性更强的品种——国债期货上转移，所以股市资金不断抽出，成交日见稀少，原先不少跟风大户，也逐步转入国债期货的新战场去了。加上时近年底，各机构在8——10月份行情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溢，急于结帐，资金也不肯出借了。这让我又一次陷入大把筹码被套无法出局的困境。
由于当初是万国证券营业部与张总公司出面签合同，具体操作的事由我受托，所以在上半年筹码转出去融资托盘时，万国知道后，只是通知医药股份张总，他闻讯到沪后我陪他到几家合作单位一谈，很是满意，并表示要长期合作，赚钱了皆大欢喜。一旦被套资金出不来，话就不那么好说了。
医药股份老总按合同找到万国，万国说筹码不在我们公司，他说要按合同追究万国疏于监管，万国说你们同意之后默认的。于是大家不欢而散。
双方终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坐下来了。按中国的惯例，我的个人身份较敏感，因此自然而然地首先有人会问：“他在里面赚了多少钱？”好在我这个人钱看得不重，实际上这一年来确确实实是在为他人打工，而且把自己的老本也一起输在里面，股价下跌时，自己的股票也没有想到抛一股，回此深得万国与医药股份老总的信任。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找错合作对像。迄今为止，我对于自己性格偏激、操作失误给他们二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着深深的歉意。
1994年底，除亲朋好友个人委托我运作的少量资金之外，过去手中的全部筹码己被冻结，而且还不知如何了结。我精神上也沮丧到了极点，但好在我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有市中心的三室一厅住，也留了几十万生活费在家里作为退路。因此我那时自嘲说；“我目前大概是上海最穷的富人，最富的穷人。”
股票是不能做了，但证券公司还是天天去，富丽华的操作室已经退掉，大家一起挤在万国证券的大户室里。有一天我对经理小贺说：“贺总，是不是允许我看看行情。”因为与小贺交往多年，彼此很熟了，她一如往昔大大咧咧的口吻说：“马先生，你还看什么行情呢？你手里这点钱赚了付利息的利息还不够呢！”她又好奇地问我说：“你原来是几千万大户，现在一下子没有钱，还碰上这么大的事，我看你与从前也差不多，还是很乐观的么。”我淡然一笑：“股市里的输赢并不影响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几千万我也是这样生活，现在股市里一分钱没有，我还是这样生活。你还记得我去年高峰时讲的话么：人的钞票有多有少，水平、地位有高有低，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而且人的快乐与否与金钱无关。”
话虽如此说，但内心还是渴望能早日走出低谷，不说再铸辉煌，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狼狈。但到底何时才能走出低谷呢？我心中充满了迷茫。
说来还不由人不信，到1995年秋天，转机还真的来临了。我手头可供运作的资金又到了千万元以上。其中一笔是原来有一家本地上市公司在1994年与万国签了2年合同，也是由我运作的。与张总他们合作失败后这部分资金就不让我动了。但到了秋天，这批资金解冻了。他们对我说：“反正是你介绍来的，也一直是你在运作，你带到别处去做，以后由你们公司还给他们算了。”
还有一笔是在以前用过的账号中发现有一些没有抛掉的股票。原来做庄出货时大笔大笔往上挂，全部挂出去后，不等于全部成交了，由于资金量大，往往将总资金汇拢差不多就算了，根本不可能一张张去查交割单（我以前做股票一直是不要交割单的）这样事后一个个账号清点，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存底货。我内心感叹：“天不亡我。”小贺也说：“还是你们做大户好，扫扫仓库还会有这么多货。”
于是我拿着这些存底货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