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迷藏等各种儿童游戏，本人还对此得意洋洋：“我仍热情不减，就象五岁小孩一样，喜欢看孩子们捉迷藏和任何其他儿童游戏。青年人和我的孙子们都说，我不在场时就没有真正的欢乐，我在场使他们就感到自己比我不在场时更加勇敢，更加自由自在。这就是说，我是个真正的快活小丑。”
侧文7、女皇的墓志铭
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玩过一个游戏，那就是给自己写一个墓志铭，她是这样写的：
“这里安葬着叶卡特林娜二世。她于1729年4月21日（5月9日）生于施特廷。为了同彼得三世结婚，她于1744年来到俄国。十四岁时，她拟定了取悦于自己丈夫、伊丽莎白和人民三方面的计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没有放过任何东西。十八年忧郁、孤独的生活，使她有可能阅读很多书籍。登上俄国皇位之后，她为国家谋求福利，并且力图给自己的臣民以幸福、自由和财富。她轻易地宽恕别人，对任何人都不怀恨在心。她天性宽厚，不苛求于人，性格快活，有着共和政体拥护者的胸怀和一颗善良的心，她有许多朋友。她在工作中得心应手，她喜欢社交和艺术。”
不管这些话与事实有多少出入，但我们不妨把这段墓志铭看作她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这也许是她希望拥有的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侧文8：将军与皇帝
库图佐夫历经了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三位皇帝，他一生的坎坷与辉煌都与这三位君主有关，其遭际却相差颇多。
在他第一次负重伤之时，当时他的集团军总司令在给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报告中说：“莫斯科军团的伤员中有中校库图佐夫。他把一个由新兵组成的营带得非常好，以致在战斗中超过其他老兵营。”
女皇亲自过问库图佐夫的伤势，并发给他一万卢布作为奖励。女皇下谕旨给医生说：“必须医好库图佐夫，他将成为我的大将军。”
库图佐夫不仅骁勇过人，而且善于创新，坚决摒弃那些过时而死板的线式战术，在战斗中实行灵活主动的机动战术原则，他成为18世纪最有名望的军事家之一。
库图佐夫还是天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1792年被派往土耳其任特命大使。解决了一系列有利于俄国的重要问题。在柏林仅逗留两个月，就把普鲁士争取到俄国一边反对法国。
库图佐夫具有军人雷厉风行和坦率直言的作风，这赢得了叶卡捷琳娜女皇的赏识。然而同女皇的识人之明相比，后来的两位沙皇却没充分认识到这位老将的过人之处。
沙皇保罗和亚历山大都盲目崇拜普鲁士的军事传统，生搬硬套，甚至连普鲁士军人的假发和胡须的版式都要学习，全然无视俄国军队从彼得大帝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事传统。这遭到了以库图佐夫为首的一系列实战军人的嘲笑，也埋下了库图佐夫与亚历山大紧张关系的伏笔。
亚历山大能不用库图佐夫就不用他，但历史总是逼迫着亚历山大一再起用库图佐夫。但这让亚历山大更加的不痛快，因为他不得不把大量的勋章撒向库图佐夫的肩头，以酬谢老将的功勋，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
库图佐夫作为俄军的最高统帅，却一生清贫。他负债累累，以致临终前还为此忧虑不安。在他死后，债主仍不断登门要债，而沙皇亚历山大拒绝向元帅遗属提供必要帮助，他依然
记恨着元帅，或者说是忌妒，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库图佐夫比他高明得多，在那个时代只有拿破仑堪为库图佐夫的敌手。
侧文9：十二月党人广场
在彼得堡有一个广场，非常出名，原来叫“参政院广场”，后来因为建起了青铜骑士而被称为“彼得广场”，但是现在它叫“十二月党人广场”。以纪念1825年那些汇集在广场要求废除沙皇统治，解放农奴的“十二月党人”。
1825年12月14日的“十二月党人广场”，枪声、炮声、马嘶、惊叫震荡着俄国的心脏，1271名起义者和老百姓被杀，血流满地。这血痕从此无法从俄罗斯的心灵中抹去，列宁说：“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
1925年在十二月党人起义100周年的时候，把这座广场改名为“十二月党人广场”，直到今天。
侧文10：三大问题
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以来思考着三大问题，一是东西之争，是走东方式的道路，还是西方式的道路？二是俄罗斯的苦难到底是谁的错？三是俄罗斯到底向何处去？
围绕这三个问题，无数俄罗斯知识分子耗尽了心力。
在19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东西之争中，俄罗斯知识分子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是西方派。斯拉派认为俄罗斯有着不逊于西方文明的文化积淀和民族特性，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俄罗斯的道路。
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应该走西方式的道路，正如恰达耶夫在《哲学书信》中所说：“对于俄国来说，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可悲的历史。”
不论谁胜谁负，这场论战都标志着俄国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不同于官方、宗教的独特阶层，有着自己的体会和特点，为俄罗斯的发展谋划出路。正如赫尔岑所说：“我们大家都有爱，但具体说来爱与爱又不相同。”
侧文11：俄国知识分子
俄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落，他们与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相同。
“俄罗斯是恋女，知识分子是情郎。”这是高尔基的名言，这句话道尽了俄罗斯知识分子与国家、人民的情感。
俄罗斯知识分子们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面对长期的农奴制和在痛苦中呻吟的人民，他们总是扪心自问：“谁之错？”
他们总是将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为自己不能给俄罗斯指出一条阳光大道而认为有负于人民，正如一位俄罗斯哲学家所说：“俄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总有一种负罪感，这种‘社会的忏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
出于这种强烈的负罪情感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被称为民粹派。很多出身豪门的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财富，穿上最朴素的农民服装到乡间去发动农民，告诉他们沙皇制度是万恶之源，要彻底推翻。
但没想到，他们把农民们吓得不轻，对沙皇抱有传统式好感的农民认为这一切与沙皇无关，是那些贪婪的奸臣造成了自己的痛苦。于是农民们把知识分子抓起来送到官府，这场“到民间去”的运动失败了。
既然农民是愚昧的，那么就自己动手铲除俄罗斯身体上最大的毒瘤——沙皇。
这些文质彬彬的书生制造起了炸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彼得堡、莫斯科，爆炸声和枪声时常响起，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先后被刺，知识分子们伤亡惨重，列宁的哥哥就因此被杀。但老沙皇被杀，新沙皇却因此更加残忍。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些人中，就有列宁。
1905年，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爆发了，但依然失败，人民血流成河。知识分子的负罪心理更加强烈，当时，大学生自杀人数迅速增加，1908年达237 起。
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考并没有结束，1909年，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合作出版了《路标》文集。7位作者用手术刀一样锋利的思想解剖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以近乎否定的态度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种种罪行。
俄罗斯知识分子就是如此的特别，他们的痛苦是真实而强烈的，完全不同于那种无病呻吟式的假清高，而是灵魂深处的苦行僧。
别尔嘉耶夫曾经在《俄罗斯思想》一书里强调：“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它具有俄罗斯特点。”
而一位外国学者如此评价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将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掌权者厮杀。”
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舍我其谁的忧虑，构成了俄罗斯心灵的内核。被称为“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的拉吉舍夫在他的名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宣称：“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
侧文12、冬宫门前的巨响
亚历山大二世因为解放农奴而被人称之为“解放者”，但就他内心而言他还是一个专制君主，解放行动本身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
正如他对德国大使俾斯麦所说：“皇冠给了我权力感，如果皇冠失去了，那将是我的人民和民族的灾难。”
当他觉得局势有所好转之后，就拒绝进一步改革，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护俄国人民免于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有害邪说的影响，这些邪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酿成社会灾难”。
他对内通过成立最高治安委员会来打击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力量，血腥镇压；对外依然念念不忘俄罗斯的雄图霸业，大举侵略中国，从中国夺走大约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随着“解放者”光环的暗淡，1879年8月，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判处亚历山大二世死刑。他们组成了专门的刺杀组织，认真进行训练和准备，进行了数次暗杀，前两次都失败了。
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再次行动，这次的组织者是阿·伊·热里雅波夫和斯·拉·彼罗夫斯卡娅，后者是尼古拉一世的显臣拉·阿·彼罗夫斯基伯爵的女儿，也是亚历山大二世大臣维·阿·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侄女。
当沙皇乘坐的马车从冬宫出来不久，早已埋伏好的民意党人扔出了第一颗炸弹，炸毁了亚历山大二世所乘的马车，但亚历山大二世本人安然无事。但这位君主表现出了军人的荣誉，他不听劝阻走下马车查看卫兵伤势，安慰他们。但此时，第二颗炸弹爆炸了，亚历山大二世和刺杀者都倒在血泊之中。
当天下午3点30分，沙皇死去，终年63岁。
侧文13：列宁之家
1870年4月22日，在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城的一座房屋里，一声啼哭响起，孩子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给新生儿取名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这个名字也许不被今天的人们所熟知，那么，他有另一个名字——列宁。
列宁的父亲虽然出身平民，却一心向学，阿斯特拉罕中学校长曾经为他申请助学金，说他是“有天才的孩子”。可是督学的答复是，发助学金的目的“只是为了减轻官吏在教育子女方面的负担。而乌里扬诺夫属于平民阶层，把他列入领取助学金的名额之内……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他只能“自费”考入喀山大学物理数学系后，靠做家庭教师挣钱养活自己。
他的努力富有成果，他以其出色的学业留校任教，后来又成为辛比尔斯克省的国民教育
总监，他为了重整初等国民教育，做了大量工作，他“既是边区的启蒙教师，学校创办人，建筑师，又是地方自治局开办的市教区附属训练班的领导人，还要经常与地方自治局周旋，求爷爷告奶奶地求他们多拨点教育经费。”
他经常“乘马车在乡村奔跑，在严冬的大风雪里挨冻，在春天的雪水里跋涉，在客栈里被烟熏，忍饥挨饿，备尝艰辛。”
同情人民，希望为改善人民生活做些事情，是他教给孩子们最基本的情感。他曾经让列宁义务给一位青年教师上课，即使父亲去世后，列宁也没有停止这项义务教学。这位青年教师后来回忆列宁之父时说：“他是一位大人物。他是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而生活的。”
列宁的母亲贤淑典雅，精通德语、法语、英语，弹得一手好钢琴，这位母亲把列宁一家的日子，分成德语日，法语日，英语日，到哪天就用哪种语言对话。
在这个富有教育气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三子三女都很有才华，且富有同情心。
列宁的大姐安娜中学毕业时获得银质奖章，大妹奥莉加获得金质奖章。她俩都升入彼得堡女子高等学校。大哥亚历山大获得金质奖章，是全班仅有的两个进入彼得堡大学的毕业生之一。小弟德米特里在莫斯科大学和尤里大学学医，小妹玛丽娅先后在莫斯科女子高等学校、布鲁塞尔大学、巴黎大学读书。
列宁在中学时代被誉为全校的“光荣和骄傲”，是金质奖章获得者。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学完了法律系四年的课程，获得了首都大学的优等生毕业证书。
侧文14：列宁遗嘱
列宁一生都在思考引领俄罗斯民族如何走出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即使在他晚年重病之时，也没有放弃对此的研究。
1922年12月，列宁心脏病两次发作，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为此向中央提出要求，每天用一定时间口述一些想法。中央最后同意他每天用5到10分钟口述。
就利用这每天5至10分钟的时间，他留下了《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俄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五篇文章和两封信件。
在这些文件中，列宁根据自己一生的理论实践成果，对未来苏联的发展建设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他认为俄国革命是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进行并成功的，与马恩著述的情况不很一致，不应简单照搬，而应结合苏联的具体情况开展建设。
在《论合作制》一文中，他认为合作社是引导小生产者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他说：“在我国，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转变了。” 他所说的合作制是适应商品经济规律的合作制。
此外，列宁非常关注党建和政治体制，他认为苏联的许多部门体制，都是延续沙皇俄国的一套，官僚习气严重，弊病很多。
列宁认为应该从四个途径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