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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琳的晨服开口很大，乳房露出许多。她有漂亮的乳房，展服底下什么也没穿。我是十四天前从香港回来的，离开了两个月。卡琳虽有满腹怀疑，但还是期待着温柔的、小小的礼物，期待我讲讲我在香港办的案子的情况。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给了她温柔，带了礼物，讲得又多又长，这将是很自然的。但是我没这么做。责任不在她，责任肯定在我。但我压根儿无法做那些卡琳有权期待的东西。我太累了，筋疲力尽，全无所谓了。月复一月，益发恶化了。连讲话都让我费劲。我完成我的使命回到家里时，总是疲惫不堪，累坏了。一切全是我的责任，一切。我想，卡琳使我抱歉。我真的对她感到抱歉。她说得对，我是个流氓，胆小鬼，弱智，是一头猪。但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而这也就是好好地干我的工作。为此我需要付出我的全部的精力，我的理智和我的精明，我的勇气和我的智慧。然后当我回到家里时，就没有什么留下给卡琳了。这一切我已经经常想到过，也想过得把这一切告诉卡琳。我总是想了又想，但是从不讲出来。我连讲这些都觉得太累了。这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点我不想对她讲，因为我不要同情。决不。不要任何人的同情。尤其不要卡琳的。
我突然觉察，她的唇在蠕动，她一直在讲，但我再也听不见她的话了。我刚刚想起香港的那一夜，那天夜里头一回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在子夜过去后很长时间，在“香港希尔顿”我的套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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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噢！我要死了！继续！继续来！好！现在！真舒服！我要疯了！来了，来了，亲爱的，你也来了，是的，我感觉到，你也来了……它现在真厉害……是的，是的，是的，来了！来了！”小个子女人在枕头上将她的头甩来甩去。我四个月没碰女人了，非常冲动。我必须有个女人，迫切需要。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家“水上饭店”，位于岛上的铜锣湾城区。这家漂浮的饭店看上去像美国的旧“花船”，停泊在很多帆船前面。它们船帮挨船帮地挤在码头里。客人坐舢板划到海里。划船的全是女人。这家饭店名叫“海鲜馆”。周围是人工水池，池里群鱼游弋。你可以指给侍者看你想要哪一条，把那条鱼从水里现捉出来烹制。
我挑了一条，正在吃时，一位美若天仙、非常年轻的姑娘走到我桌前，问我，她可不可以陪陪我。我邀请她吃饭，后来请她喝饮料。“海鲜馆”里食客如云，也有一大堆非常年轻的妓女。我的这一位说，她叫瀚园，翻译过来就是“慷慨的花园”的意思。她的英语虽带有浓重的口音，但是很流利。她全身上下都纤细窈窕，头发乌黑，像这里的许多女孩一样。“慷慨的花园”双眼也动过手术，好让它们显得像欧洲女人的眼睛。
我在“海鲜馆”里喝了许多。一位德国富商的妻子神秘地死去了。这位商人在我们公司给他的妻子买了一份人寿保险。妻子一死他就能得到两百万马克，即使是自杀。然而那不是自杀，是谋杀，警方和我都掌握有证据。还不全。香港天气燠热，一年来我很难受得了热。现在，我汗淋淋地躺在瀚园身旁，呼吸仍很粗重，感觉到我的左脚在抽痛，不是太厉害。我是开着租用的汽车把瀚园带来“希尔顿”的，它坐落在宽阔的女王中路上。我告诉那个夜班门卫，一个华人，说这是我的女秘书，我还有急事要口授。我认识他，他叫齐默拉，戴一副眼镜，镜片很厚。他的右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总是值夜班。
“当然了，先生。”齐默拉笑笑说，收起了那张相当大的票子，“只是您别劳累过度了。您工作太多了。”因此，将瀚园带进我的房间一点也不困难。价钱我们事先就谈妥了，我预先付了钱，瀚园表演得那么逼真，突然一点儿也不因为快感和贪婪发狂了，而是愉快匆忙。她跑进浴室，冲澡，一边唱着歌。我躺在床上吸烟，感到自已被掏空、被欺骗了。每当我找了女孩，事过之后，总是这样。
“慷慨的花园”回来了。她麻利地穿上衣服。瀚园今天夜里或许还有客人。我很高兴她这么快就走。我得到了我的放松，现在几乎再也见不得她、听不得她了。我也淋浴，穿上衣服，接连吸了第二支和第三支烟。我吸烟很多，有时一天多达六十支。
“请你送我下去，好吗？我担心，如果我单独下去，门卫会凶巴巴的。”瀚园说。
“我带你下去。”
“你真可爱，我爱你。”瀚园说。
“我也爱你。”我说。爱情原来是个多么肮脏的词啊，我想。啊哈，为什么肮脏？不比其他单词更肮脏。一个没有意义的单词。瀚园一天讲它多少回？她肯定还不足二十岁。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亲爱的？”
“我很快就要飞走了。”
“可我想再见你！我必须再见你。我一直在‘海鲜馆’。你会来接我的，是不是？”
“是的。”我说。我肯定不会再去找她了。
我们离开房间，从我住的十一楼坐电梯下到大厅，夜班门卫齐默拉鞠躬，脸上堆着他那永恒的微笑。我跟瀚园来到女王中路上。这里的霓虹灯广告还在闪烁，路上人很多，汽车一大溜一大溜地行驶在宽阔的街上。这个城市从不睡觉。
“我可以叫辆出租车吗？”瀚园问。我给了司机足够的钱，对他讲，无论这位夫人想要去哪里，就送她去哪儿。瀚园踮起脚尖，吻我。
“你来‘海鲜馆’，好不好？你真棒，是我有过的最棒的男人。你怎么也得来，我为你发狂。”
“行，行。”我说。
“你什么时候来？明天就来吧！明天，好不好？”
“明天，行。”我说，把她推进出租车的后座。我再也受不了她的啰嗦了。我关上车门。出租车开走了。瀚园向我抛飞吻。
最近以来我一直呼吸困难，不能做深呼吸。我决定，再散一会儿步。在香港，夜里也很热，闷热潮湿。我沿女王中路往下走，经过豪华商店灯火通明、富丽堂皇的橱窗。珠宝店。时装沙龙。毛皮装。皮装。花店。然后是一家大银行。像这里的所有银行一样，它大门前的台阶上站着两位像巨人似的锡克族人。他们长着络腮胡子，头扎头巾。这些印度人日日夜夜守卫着香港的银行。他们总是端着双统枪，看上去可怕威严得很。
在锡克族人之间，在通向银行大门的台阶上，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要么他是在睡觉，要么他死了。端着致命武器的锡克族人对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们呆呆地直视着灯光照耀的夜里。香港街头躺着许多人。有些人是饿死了，或者虚弱得再也起不来。几乎没人在意他们。有时一辆救护车运走他们，或者他们被警察驱逐，但这种事不经常有。在群蝇飞来前，一切均属正常。届时，这么一堆肉就会迅速消失。
我向这个中国人弯下身去。周围还没有苍蝇。他在轻喘。这么说一切正常。我直起身，随着这个动作，一阵剧痛掠过我的左胸侧。那痛在左臂里扩散开来，一直传到手指。又疼了一回。这我已经熟悉了。这疼痛我已经经历过。只不过从来没有这么剧烈。某根肌肉，我想。我不会有心脏病，那位顾问大夫一年前做的心电图检查完全正常。也许是我对某种食物作出的不良反应。或是因为炎热。有可能是我吸烟过多。我现在急着回“希尔顿”。我走得很快，跟路人撞到一起了。我左脚疼得更厉害了，脚越来越沉重，我感到它是铅做的。我挣扎着，沿女王中路一米米地走回酒店。左胸侧的疼痛也越来越剧烈。我喘不过气来。我紧挨着墙和橱窗走，用手往前摸索，因为我害怕跌倒。“希尔顿”！“希尔顿”！让我赶到“希尔顿”和我的房间吧，上帝。我越越趄趄。我不得不停下来。空气、空气！我透不过气。我像一条鱼那样张大嘴吸气。没人注意我。霓虹广告彩灯闪烁，变个不停。人们似乎也一下子动得很快了。只有我前进得越来越慢。现在，我已经是真正地拖着我的左脚了。
没什么，根本没什么，我对自己说，这你已经经历过多回了。你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凶，那妓女刚刚累坏了你。傻瓜，太傻了。你应该把她赶出去，呆在你的床上。
女王中路2A号。
也许只剩一百米了。对于我那是一百公里。在大厅里我真的脚步踉跄了。齐默拉吓了一跳，这回他不再微笑了。
“您怎么了，卢卡斯先生？”
“没什么。我不太舒服。但我就会好的。”
“您不大好，先生，您的嘴唇……发紫。您病了，先生，我叫个大夫……”
“不！”我喊道，我一下子又能喊了，“不要大夫！我禁止您叫大夫！”我不能要大夫。这没什么。如果有什么的话，那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因为一旦有人知道了，我的公司就会知道，那么我会怎样呢？“不要大夫，明白吗？”我再一次嚷道。
“当然明白，先生，如果您不想要的话。如果您非常肯定，一切都好的话。我……我……我送您上去。”
他开电梯送我上去。我重重地靠在他身上。要是我随身带着药就好了。往常我总是随身带在衣袋里。这回我把它放在房间里了。当我们来到十一楼时，我相信，我再也无法呼吸了，压根儿走不动了。走廊的地面似乎在我脚下摇晃。齐默拉拖着我。我相当高大，体重七十六公斤。那位小个子中国人很吃力。终于到我的房间门外了。他打开门，送我进卧室。我倒在乱糟糟的床上，它还散发出瀚园的廉价香水的浊气。齐默拉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看着我扯下领带和解开衬衫领子。
“我还是叫个大夫……”
“不要！”我吼道，他吓了一跳，“对不起。那边的那只盒子，请您把它给我。”
他拿给我，那是满满一盒硝酸甘油片剂。一年来，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服用硝酸甘油。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魁北克的汽车销售商，他跟我有同样的症状。他说硝酸甘油始终有效。从此以后我也服用它。当我打开盒子时，我的手指抖得厉害。我把两粒片剂倒在手心里，张开嘴，把片剂扔进去，咬碎。真难吃。
“现在您走吧，”我对齐默拉说，“马上就会好。过上几分钟，我知道。”
“如果不……”
“您走吧！”
“是，先生。当然，先生。五分钟以后我打电话来，看看您怎么样了。无论如何我要这么做。这是我的义务。”
“出去！”我喘息着说，“您快走！”
他走了，忧心忡忡，一脸严肃，连连地鞠躬。
他走得刚好及时，因为紧接着我一直在等待的症状就发生了。现在那巨大的钳子来了。这是一只可怕的钳子。它使我的心紧缩。紧，紧，越钳越紧。
“呃……呃……呃……”
那听上去一定像是受酷刑虐待的痛苦万分的呻吟。
那钳子收缩得越来越紧。我额上汗流如注。我撕开衬衫。我的身体弯成一座桥，落回到床上。汗从我的后颈、头发根和全身淌出。
“呃……呃……呃……”
毁灭，彻底的毁灭。这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应该被毁灭，现在，永远。害怕像一道大潮那样在我体内澎湃。怕得要命，我无法描述的害怕。这害怕我已经是如此熟悉，近一年来我一直是怀着它生活，它总是宣告着我的死亡，但是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从来没有过，没有过。
“噢……”
我听到自己在呻吟。我的双手在心脏上方抓着皮肤，冰冷的、汗湿的双手抓着冰冷的汗湿的皮肤。现在左手像火烧火燎似的。就这样继续着，一直继续下去。我被碾碎、挤压、压迫、窒息和毁灭，是的，是的，是的，被一位正义的天使毁灭，因为我一生中做过的各种邪恶。世界上所有人都做过的邪恶。难以忍受，恐怖万分。我感到，我的眼睛从头颅里鼓突出来。钳子痛不欲生地钳着我。我的头歪向一侧。让我死吧，上帝，让我死吧，我想。对这一切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死亡，上帝，求你了，死亡。
我没死。害怕一下子退走了，毁灭感消失，钳子松开了。我可以呼吸了，先是少量，逐渐增多，最终深呼吸，深深地呼吸。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颤抖着坐到床沿上，发作结束了。我早就知道，它会像以前的每一次一样过去。我只需要少吸烟，该死的香烟。我胸口里的痛楚渐渐减弱，接着是胳膊里和手里的，随后是左脚里的。我坐在床上，心想，很多跟我有相同职业的人都有这种症状。人们大概称这为管理病吧。在我来说不仅仅因为香烟，还有我繁重的工作。还有家里的折磨。休假也无济于事，没有大夫能帮得了。一切都是纯植物性的，这点我坚信不疑。我得改变一切，全盘改变。可怎么改？我常这么打算，可是我没改过一点点。因为我内心深处漠不关心，一点也不关心。多年来，无论什么事、什么人都无法再让我开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开心，肯定不会。
我床边的电话响起来。
“我是夜班门卫，卢卡斯先生。您怎么样了？”
“很好，”我说，现在我又能呼吸，自由讲话了，“好极了。”
“真的？当真？”
“当真，”我说，“我对您讲过，齐默拉先生，一切都好了。”
“这让我很高兴，先生。我放心了。我祝您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谢谢。”我说完就挂断了。两分钟后我睡着了，没有梦，沉沉的。灯开着，我和衣而眠。我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次日上午十点我才醒过来。窗帘拉上了，我看到电灯和我的皱巴巴的西服，撕破的衬衫，那盘硝酸甘油。这真他妈的是一种好药，总管用。我拿起电话听筒，要通楼层服务员，订了早饭——只是两大壶茶。挂断之后，我很快点燃了这一天的第一支香烟。
第二节
4
“罗伯特！”
我惊醒。有片刻工夫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的思想神游得那么远。噢，是的，当然。杜塞尔多夫。卡琳。我妻子现在绕过桌子来，挤到我的膝上。描述我在香港的经历花了这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