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十二月二十日我退休。到时候‘恩心’和我就离开杜塞尔多夫，一庆祝完就走，全都安排好了。我们离开德国。我们从战后就开始省钱，好在特内里弗岛上买一座平房。在巴亚玛。您知道，卢卡斯先生，这是难得的好主意。那座有着黑色火焰海滩的岛。那里便宜许多。我们将在巴亚玛度过我们的晚年。美吧？”
“太美了。”我说，“我为您高兴，克拉塞先生。虽然在这里再也见不到您，会让我觉得遗憾。”
“我也会难过，卢卡斯先生。不过，也许这回您也不留在这里了。”这是他惟一能讲的宽慰话。
“不，也许不留了。”我说，盘算着我要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不管那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我会遭遇到什么。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以及除夕。不管发生什么事。
“那里的小房子已经盖好了，配了家具。我们出租到十二月份。这里的家具我们卖掉。我们卖掉这里的一切。我们要在巴亚玛美美地生活。”
“咱们还会再见的。”我说，“请代我问您妻子好。”
“谢谢，卢卡斯先生。”他说。我们相互握手，克拉塞摆出立正姿势。他总是这么做。我走出银行，有点眩晕。我思忖我刚才所做的是不是一桩非常卑鄙的事。我对自己说，这是一桩卑鄙事，但为了昂热拉的利益和我自己的利益，我必须这么做。当我觉察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做了一桩卑鄙事时，我头晕得更厉害了。克拉塞查看了一下，我的户头上共有一笔十九万二千五百四十二马克的财产，其中十五万马克是定期存款。毕竟我也想有点利息。这些钱是我为环球保险公司卖命十九年积攒起来的。我算不上百万富翁，但我也不是个乞丐。另外，我还有十一万九千法郎和我的工资。这将永远存进我的户头。我思考：如果我们离婚，我得给卡琳多少？如果她不肯离婚，我得给她多少？我想，冯塔纳会告诉我一切。我开车去附近的邮局，走进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填了一个申请表，申请把我所有的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的地址。马上就转，直到取消或有新的变更。收下表格的那个人研究了好久，然后又盯了我好长时间。
“怎么了？”我问，“我填错什么了吗？”
“没有，”他说，“全对。您离开家里，住进了酒店，对吧，卢卡斯先生？离开了您的妻子？”
“这关您什么事？”我粗暴地问。
“不关我事，”他低声说，“我没有恶意。我为每一个摆脱不幸、走出婚姻的人高兴。我的地狱已经持续十四年了。我患上了胃溃疡。我每天得服十四粒药丸。十四粒！避免一切激动，不然疼痛就会更加频繁。”他笑，“避免一切激动真好，对不对？”
“我真为您感到难过。”我说，心想，我至少不用每天服十四粒药丸，没有胃溃疡，而是间歇性跛足。也许还有心绞痛。当我在门口再次转过身时，我看到办公桌后面那个人又拿起了他读的那本书。他得到的是个清闲位置，他的机构富有同情心。我看封皮上的书名。它叫做《地球上的所有美事》。
34
“罗伯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我得拥抱你。”
此人敦实，中等身材，长着光秃秃的四方头。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站到我面前。他的女秘书为我通报过了。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钻了出来，胳臂抱着我，捶我的背，身上发出雪茄和汗透的衬衫味。我的胃稍微一紧。我想后退。但是他紧抱着我，抬头看我，因为他矮我许多。他的嘴角沾着一些爆玉米花，他的狡黠的猪眼睛里有些激动。我惊骇地注意到，它们甚至是湿润的。“你真了不起，罗伯特。你行动了！你终于不仅仅是讲讲而已，而是行动了。你知道这让我多高兴吗，罗伯特？你简直就像是我的儿子。”又是捶背，又是雪茄和汗味。我再也忍受不了啦，用力挣开。
我们走向他的乱糟糟的办公桌，上面有爆玉米花和雪茄的烟灰散落在大堆纸上。我迅速坐到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他犹疑着站在我面前。我很担心他会抚摸我或坐到沙发椅扶手上，因此我架起二郎腿，把下臂搁在两边的扶手上。他感伤地望望我，走回他的沙发椅，重重地坐上去。
“见鬼，”他说，“罗伯特，这真是个令我开心的日子。我等它等了十年。”
“你从哪儿知道的？”我问。
他重新取出一只哈瓦纳雪茄，咬掉头，吐掉。当他点燃雪茄吐出浓烟时，他含糊不清地说：“卡琳打来电话了。今早八点就打了。全讲了。”
“全部？”
“全部，对。以她的细腻的方式，你是熟悉它的。真是夫人，高贵的女人！你在戛纳另有一个，离弃了你的高贵的夫人。这种男人环球保险公司不能雇用。要我炒你的鱿鱼。她失去理智了！如果我们炒了你，她怎么能够继续生活得这么好？我对你讲，这个卡琳什么事都做得出，甚至会把硫酸泼到别人脸上。喏，也许我让她碰钉子了。”
“你让她碰钉子了吗？”
“听我说！我讲，我无论如何不能也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
“怎么样？”
“她说，那么她要找董事会，找最高层。”
“好极了，”我说，“好极了。”
“好极了，妈的。”古斯塔夫说，“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上面的那些人就会打电话找我。我支持你，坚持支持！我少不了你。公司也不会因为这种事开除你这样一份力量。”
“不会吗？”
“绝不会！”古斯塔夫说，“随卡琳去白忙一场吧。她做不到。”他好奇地盯着我，“这么说，你在县纳找到了伟大的爱情，是吗？”
“是的。”
“我高兴。我真为你高兴，罗伯特。”
“谢谢。”
他拥下连接他的女秘书的对讲机的按钮，瓮声地说：“请您现在将瓶子拿进来！”
“什么瓶子？”我问。
“香摈。咱们得庆祝庆祝，伙计！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那个老婆，我也许给她讲明白了，禁止她再拿她的私事来烦我。我告诉她，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听她讲你什么。这样对吗？”我点头。“我不想告诉你，她都讲了你什么。真恶心，伙计，恶心。”我想，既然连古斯塔夫都感到恶心，那一定是够恶心的了。“假如她发火，那还好。可是不，只有控诉和自怜。她威胁说，她能损害你的工作。卑鄙无耻，冷酷的威胁。她当然也不停地讲另一位，县纳的那位。她不认识她，对吧？”
“不认识。”
“讲到另一位时她才有点愤怒。只讲她是妓女，虽纳妓女。”
勃兰登伯格的女秘书，一位较老的小姐，用托盘端进来一瓶香摈和两只杯子。
297
“谢谢。”古斯塔夫说。他笨拙地打开瓶子，香槟喷溅到一堵墙上。“见鬼，”古斯塔夫说，“冰得还不透。算了，温就温吧。”他倒满杯子，递给我一杯，跟我干杯。
“为了你的幸福，罗伯特，我的孩子。”
我们喝酒。香槟真的是太温乎了。它肯定也很便宜。古斯塔夫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你现在怎么做？”
“我得跟我的律师谈。”
“卡琳说你要求离婚。”
“不错。”
“娶另一位？”
“有可能。”
“肯定是！不是有可能！你可以信任我，伙计！你终于又找到了爱情，我跟你一起高兴。你多年来第一次看上去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干杯！”
“干杯！”我喝下温吞的香槟，虽然我觉得它并不好喝。我不想惹恼古斯塔夫。我现在不想让任何人生气。
“她叫什么？”
“这我目前不想讲。”
“听着，你对我可以无所不谈。说吧！”
“真的，古斯塔夫，请别逼我。”
“那好吧，我明白。我全明白，不生你的气。再为这个戛纳妓女干一杯！”他一边将我的杯子重新斟满，一边哈哈地笑。
“不，”我说，“谢谢。我够了。”
“你不愿跟我为你的爱情干杯？为你们的幸福？你一点也不迷信吗，伙计？”
他这句话吓得我立即把手从我的杯子上拿开，让他倒满。
“喝吧。”古斯塔夫说。我们再喝。我感觉到微辣。这确实是最便宜的香槟。我的节俭的古斯塔夫。“你应该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俩都可以信任我。为了你和她，我愿意赴汤蹈火。我根本不认识她。可如果你爱她，那么我也会为她做一切。”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是一句我还会再次想起的话。
35
这天早晨，他穿的是一件有蓝色条纹的橘黄色衬衫，打着一根绿领带。他的房间里暖乎乎的，空气稀薄恶浊。古斯塔夫的衬衫的腋窝底下露出大块深色的斑。我尽量不望过去，但我因此反而更经常看。
“戛纳发生的一切，我全知道。”古斯塔夫说，“那位克斯勒昨天还跟波恩他的上司、跟弗里瑟通过电话。说是打了一个小时。他的电话机上有个反窃听装置，克斯勒和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畅谈。十年来我一直申请给我的机子装上这么一个东西。”他气乎乎地说，“我得到了吗？我得到的是狗屎。我们得用这破烂的密码电报工作。或者我得让我的人来回飞。好了，这一下他们将基尔伍德那个醉鬼干掉了。据说那样子相当恶心，是吗？”
“噢，是的，”我说，“相当恶心。”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其他人样子恶心，可真是少见。
“谁干的？”
“不清楚。他们这期间没有进展吗？”
“没有一点线索。律师、警官以及谁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记者云集戛纳，但警察屁也不懂。被喊去的法国和美国的代表在尽量压下这件事。”
“是的，这我听说了。”我说。
“从谁那儿——算了算了。是啊，就是这么回事。成大事了。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他们一心一意，尽力掩饰。他们当然进行调查——附带地进行。我不想做这位拉克洛斯或鲁瑟尔。可怜的狗。如果人家允许他们查，不管他们查出什么来——那也只是喂猫的。法国和德国的几家报纸今天早上报道了对一位美国富翁的神秘犯罪，把整件事说成了普通的刑事案。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你以为，是谁害死了基尔伍德呢？”
“某个害怕基尔伍德对赫尔曼的死讲得太多的人。基尔伍德懂很多。”
“跟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古斯塔夫说。他一讲话，爆玉米花就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可凶手如何接近得了基尔伍德呢？克斯勒说，房子是受到监视的。”
“他们认为，有可能是谁一直躲在房子里，谋杀被发现后趁乱逃走了。”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此话怎讲？”
“不是有一大批警察在监视那房子吗？不时有一个人进去看看。有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这是发疯了！”
“一点也不。”
“不，”我清醒地说，“你说得对。一点不疯，如果出的钱足够多的话。他们有的是钱。”
“正是。这个人也害死了维阿拉。还有另外十二个人，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
“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环球保险公司得支付一千五百万。”我说，“你派我去，可是要我一定想办法证明那是自杀。”
古斯塔夫嚼着他的哈瓦纳雪茄，期待地望着我。
“出什么事了？你不是为此派我去的吗？”我问。“当然是，”勃兰登伯格说，“但我总可以好好想想吧？在这件臭事上什么都有可能。包括不止一个凶手，而是多个凶手，但也可能赫尔曼还是自杀的。”
“这么说你还相信？”
“我想相信。我必须相信它。我可以相信它。”古斯塔夫说，“因此，我把你招了回来。咱们还算走运，能证明是自杀。你得坐下一班飞机飞往法兰克福。”
“那儿出什么事了？”
“在弗里瑟打电话告诉我有关基尔伍德的一切之前，我还收到了一个电话。是法兰克福的一个人打来的，一定要跟我讲话——他说是找你的上司。然后他告诉我，他有事必须讲给你听。亲自。紧急。在法兰克福。他无法离开。还必须在晚上六点之前。”
“为什么？”
“因为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时间了。然后他就要开始工作。那家伙名叫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
“我不认识。他为什么偏偏要跟我谈？”
“因为他认识你。确切地说，是认识你的名字。了解你的一切情况。”古斯塔夫说，“他只跟你谈，不跟其他任何人谈。也不跟警方谈。根本不会跟警方谈。当然要钱。给他好了。你多带点。看他讲的值多少。”
“等等，”我说，“我完全糊涂了。这位……”
“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这张纸条上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亚历山大街。在西边，在洛歇街附近。”
“这位莫利托尔怎么会认识我？”
“通过泽贝格。”古斯塔夫说。
“这更加不可思议了。”
“非常简单。莫利托尔在电话上对我讲，在戛纳出事的消息登出来后，他就给戛纳的泽贝格打了电话，问他应该怎么做。”
“什么该怎么做？”
“拿他可以出卖的东西怎么办，具体我也不清楚。泽贝格知道，他在电话里说的。泽贝格要他讲给你听，你是合适的人，因为你负责此案。”
“可你对这件事答应什么了？这一切听上去都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没什么太不可思议的，”勃兰登伯格说，“如果事关大笔钱的话。那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常常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认为，莫利托尔现在会向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许不是一切问题的。”勃兰登伯格说。
“那是什么的答案？”
“证明赫尔曼曾经是一头非常大的猪，他就是自杀了，因为他陷进了走投无路的处境。”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36
“喂？”
“昂热拉，我是罗伯特。”
“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不是真的！”
“什么？”
“我在电话前坐了一个小时，盯着它，想恳求它。我再三地说，让罗伯特打电话来吧，让他打电话，现在，请，请，我想听他的声音。我必须听他的声音。我不能等到晚上。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罗伯特？”
我是从杜塞尔多夫机场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打的电话。我告诉昂热拉，我必须飞往法兰克福，晚上将跟我的律师碰头。
“那以后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吗？”
“那当然。”
“你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