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乖乖，”他对拉克洛斯说，“枪口。很小。撕掉了脸。很明显是一颗达姆弹。”
“维阿拉一定是坐着的，”拉克洛斯解释道，“估计是坐在他的一架仪器旁，凶手站在他身后。维阿拉死得很痛快。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就已经完了。我有一天也想这么死去。”
“我原以为达姆弹只适用于步枪。”
“也适用于手枪，乖乖。”韦农大夫毫无疑问已经做警医很久很久了。没有什么再令他惊讶，没有什么再令他失望。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一点惊骇感觉的人，不管他看到什么，不管他要检查的是什么。一个怪人。或者这开心的“乖乖”只是在演戏，在保护韦农，不让什么触动他、影响他和打动他的心？
“拿着你的本子到这儿来，乖乖！”韦农大夫尖叫道，迅速活泼地向一位助手口授起来。那个年轻人做着速记。
“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问，“有动机吗？”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一个很好的动机，可惜。”
“是什么呢？”
“您看看那边的架子。”
我望向架子，那上面上午还放有全部碎片，尤其是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电线和空壳子，是从游艇上拆下来的。现在，架子上空空如也。
“不管那是谁，反正他全拿走了。”拉克洛斯说，“不光是材料，还有维阿拉的图纸。他有几张。我上午见过它们。现在全没了。”
“这可是一大堆东西啊，”我说，“而且很沉。”
“凶手一定是分两三次运走的。大概是装在箱子里。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跟同伙。”
“这是冒险。”
“这当然是冒险。在这里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些无所畏惧的人。”拉克洛斯说，“您想想咱们初次见面时我讲过的话吧。”
一个魁梧高大的人走进来。他个子太高了，略躬着身子。他穿一身热带西装，系着领带。他有着蓬乱浓黑的眉毛，波浪形的白头发，精神矍铄的脸上眼睛乌黑。
“这是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雅克·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为我们作介绍。
鲁瑟尔是跟拉克洛斯完全相反的类型——精神抖擞，不折不挠，愤怒、勇敢。
“真他妈的气人，是不是？”
“是。”我说。
“不管是谁，我一定要逮到他。”鲁瑟尔说，“臭狗屎，见他妈的鬼。我不在乎是不是富人们卷进了此事，即使全世界都属于他们！他们没有权利以为自己好似码头上最穷的流浪汉。”
“可他们这么想。”拉克洛斯说，“他们有权，权力很大。”
“权力，狗屁！”鲁瑟尔说，“我跟巴黎通了电话。跟政治警察厅。跟经济警察厅。我让他们好好行动起来了。派人到这下面来。”
“那我们就要出丑闻了。”拉克洛斯说。
“那又怎么样？这里发生了一场谋杀。假如一切不是假的，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死亡十二人的谋杀。假如我不是个大傻瓜的话，在这些谋杀之间，在他们所有人之间，都有联系。‘月华’游艇上那些可怜的船员们，他们只可以驾驶游艇，他们不是亿万富翁，路易，他们贫穷，全有家小，就跟你和我一样。这一下全家失去了抚养人。如果我这时候还怕惹恼别人，闭嘴不吭声，那我宁愿受到诅咒……您怎么讲，先生？”
“如果我害怕这里的这些人的话，我也愿受诅咒。”我说。
“你们！你们不是生活在戛纳。”拉克洛斯声音很细地说。鲁瑟尔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维阿拉留下了一位母亲。”他说，“她现在能拿一份退休金。你知道这份退休金有多高。想想维阿拉的母亲吧，路易。你想想，假如那是你的母亲。”
这个矮小、可怜的人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他的身躯直起来，疲倦的眼睛睁大了。当他讲话时，话里透出那强抑下去的屈辱和数十年的仇恨。他说：“你讲得对，雅克。我是个胆小的猪，这么长时间，总这么胆小。可现在我不再是这样了。谁干了此事，他就得偿还。”拉克洛斯抬头望向鲁瑟尔，“谢谢你这么跟我讲话。”
“好了，我的老家伙。”鲁瑟尔说。
一个警官走进来，问：“这里有位卢卡斯先生吗？”
“是的，”我说，“什么事？”
“‘庄严’酒店打来了电话。那里有您的两封紧急电报。如果可以的话，请您赶紧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用不上您。”鲁瑟尔说，“如果您想走的话……”
“我必须走。那是我的上司。”
“明白。估计这事现在闹大了。”鲁瑟尔说。
此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多么正确。
32
两封电报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来的。我请求夜班门卫从门卫的保险箱里把我的保险箱钥匙给我，取出密码簿，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下来译电报。头一封电报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飞机回杜塞尔多夫，到达后立即去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报到。第二封电报内容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知情人和物证。
我又看了看。
这份电报是十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我想，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读到了它，维阿拉也许还活着。随后我考虑：我们能如何保护他？不是保护他，我想，而是保护物证。勃兰登伯格又是从哪儿对一切了如指掌的？
我烧掉电报，让烧焦的纸屑落在烟灰缸里，再把它捣碎，然后把密码簿放进我的保险箱，又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和全部的钱，对门卫说，我明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间。
“已经全办妥了，先生。给您保留那间房，您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同样也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您的飞机票，先生。我们按要求在法航的飞机上订了个座位。它于九点从尼斯起飞。您飞经巴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杜塞尔多夫。我们把一切全转到您的账上。”
我向他道谢，放回保险箱的钥匙，看着他将它锁好。然后我坐电梯上楼去我的房间，脱去衣服，冷热交替冲了个澡。房里堆着许多盒子——我的西服、衬衫和裤子已送到了。我一丝不挂地全打开，把衣服收起来。我把米色的轻便西服放在外面，还有一条昂热拉选的领带。我要穿它们上飞机。我裸身躺上床，试图睡觉，但是我又清醒异常，就打开床头的小收音机。一个软绵绵的女人声音在唱：“这是一出完美的戏。”我又关掉。现在是两点二十分，我看看手表，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电话响起来了。
是昂热拉打来的。
“我刚才打过电话，可是您不在。什么……出什么事了，罗伯特？是什么严重的事吗？”
“对，”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什么事？”
我告诉了她。
一阵长长的沉默。我想，我很想知道她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她终于轻声说道：“他是个好人。从那时起，我们就只是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我为他的死伤心。他是那么爱他的母亲。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亲，照顾她。现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
“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问。
“因为——生活总是在继续，可怕，对不对？我想说，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为所有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后天八点。您看合适吗？”
“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马就这么问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
“我不知道。不会长。如果长过后天，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时我已经回来了。我迫切希望。”
“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的飞机何时起飞？”
“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
“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个半小时了！不，我叫辆出租车。”
“您别叫出租车。我八点到。晚安，罗伯特。”
“晚安，昂热拉，多谢。”我说，挂上了听筒。
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坐下来，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动了，无法入睡。从四点半起，海上的天空将会亮起来，色彩瞬息万变。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籁俱寂。四点四十五分电话又响了。又是昂热拉。
“您睡不着，对不对，罗伯特？”
“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可怜的维阿拉。”
“不仅仅是可怜的维阿拉，”她说，“这您也非常清楚。”
“是的，”我说，“我非常清楚。”
“我打电话时，您正在干什么？”
“我坐在阳台上仰望天空，它正在变亮。”
“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坐在平台上，望着天空。您的电话线也很长吗？”
“相当长。”
“那您拿起电话，回到阳台上去，再去仰望天空。”
我依言而行。
“您坐着吗？”
“对。”
“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昂热拉说。
“对。”我说。说完我沉默不语。听筒里有沙沙声。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来变成沙灰色，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苹果绿色，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没有人讲一句话。后来，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
“那就八点见。”昂热拉说，说完就挂上了。
第九节
33
她准时得分秒不差。我穿着昂热拉挑选的米色西服和棕色凉鞋，只带着那只软包。
星期天早晨这时候，路上还很宁静。我们快速前进。我们又沿着海边行驶，经过它的沙滩、岩石和众多美食店。我们看不到几个人。我们在这次途中几乎没讲几句话。
昂热拉穿着一身白套装，没有化妆。她把车停在候机大楼前，陪我去柜台，一直走到最后的关口。她的眼睛不离开我，但是她不再讲话了。直到告别时她才说：“我在上面，在第二个参观台上。”说完她就跑走了。我接受护照和海关检查，被全身检查，因为劫机正是一大时髦。我的飞机已经在呼叫登机了，当我走向开往跑道的汽车时，我转过身，看到昂热拉就站在我上方。她站在第二个参观台上，几乎是孤身一人。她挥手，笑，我想起那位牧师三年前对她讲的有关她的面具的一切，以及她昨天夜里自己对她的亚洲人脸孔所讲的一切。我也笑，笑得很难看，往回挥手。这下她笑得更厉害，挥得更起劲了。我左脚疼。我最后一个走进汽车。它迅速开动，开往等候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当我再次下车时，我能清晰地看到穿着白套装的昂热拉。我再次挥手，她也用双臂往回挥动。我挥了那么长时间，直到空中小姐请我登机。
我盯着机外的大海。飞行员将笨重的波音飞机陡地拉高。“请勿吸烟”的牌子熄灭了。我伸手到衣袋里取药片。这时，我的手指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硬物。我把它取出来。那是我在昂热拉的藏品中欣赏过的那只可爱的乌檀木象。她一定是今天早晨把它偷偷塞进我衣袋里的。
昂热拉……
我看到她站在我面前。她的眼睛。她的美妙的眼睛。太阳突然强烈地穿透机舱窗户，照花了我的眼睛。我不得不合上眼皮。现在，我才真正地看到了昂热拉的眼睛。我的手指握紧了那只小象。我们的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向北飞去。左脚仍在疼。
34
巴黎下着雨。
杜塞尔多夫下着雨。
一个可恨的寒冷的世界包围着我。我冷。这回我又穿错了西服。在巴黎的时间太短了，但我从杜塞尔多夫的洛豪森机场给昂热拉打了电话，通过自拨系统很快就通了。她马上就接了，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喂！”
“我是罗伯特。”
“您安全降落了！谢天谢地！”
“我……我想为那只象道谢，昂热拉。您把它送给我，让我很高兴……真的，非常开心。当我这么讲时，我就把它握在手里。”
“希望那只象带给您幸运。”昂热拉说，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讲法语而她说的是德语。
我感动地说：“您在讲德语！”昂热拉难为情了。
“对，”她说，“我请您原谅，罗伯特。”
“请我？原谅？为什么？”
“因为我……因为我的愚蠢行为。我想通了，肯定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想当兵。肯定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
“有一大批人。”我说。
“但远非全部，不，肯定不是。”她的可爱的声音说，“您，罗伯特，您肯定不是。”
“不是。”我说。
“您也不愿意当兵。”
“大概不愿意。”我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因为我那样太不公平，您原谅我吗？”
“这还用问！昂热拉，您在家里，我听到您的声音，我高兴极了！”
“我知道您降落后会打电话。我要呆在家里。我也想听听您的声音。”
“可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我要呆在这里。可怜的劳伦特·维阿拉明天早晨就要被埋葬了。您知道，这里很热，得迅速处理。事后我马上去见她母亲。”
“我可以再打电话吗？今天晚上？”
“那当然，”昂热拉回答说，“那当然。请打吧。”
35
“cover，coverage。”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他使劲挠着他那光秃秃、正方形的头颅。“就因为这个我们让您回来了，罗伯特。”我的上司这回穿着一件橙色和白色条纹的衬衫，他又是口叼一支大哈瓦纳雪茄，从一只袋子里吞食爆米花，那只袋子旁还有三袋。他已经满身碎屑，他的办公桌看上去前所未有的杂乱。他身旁的一张舒服的沙发椅里，坐着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衣着非常考究，安详、镇定，有一张瘦骨嶙峋、生性多疑的脸孔。勃兰登伯格向我介绍，他是联邦财政部的司长丹尼尔·弗里瑟博士。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把弗里瑟吹来这儿的。我现在仍没意识到。在这个星期天上午，环球保险公司的高楼里恰恰是万籁俱寂。只有勃兰登伯格在工作——总是这样。我报告了一下我在戛纳的所有经历。这两个人聆听着，那脸色好像他们早已知道了一切，好像他们没什么别的期待。另外，勃兰登伯格还不时地或愁容满面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我，让我摸不着头脑。
“cover和coverage这两个词为什么打动了您……”我刚开口，古斯塔夫就马上打断了我：“现在你先住口。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