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 赵林
主讲人简介
赵林：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全国宗教学学会理事。1999年8月被中央电视台聘为第四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七位评委之一，2000年8月作为主教练率领武汉大学辩论队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第二届大专辩论会上夺取冠军，2001年8月率武汉大学辩论队代表中国大陆高校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并获亚军。在教学方面被武汉大学师生公认为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每次上课均使用武汉大学最大的教室（300多座位），且堂堂课爆满。在武汉大学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四年上学期间没听过赵林老师的课，就等于没上武汉大学。”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史、西方宗教思想、西方文化史、世界文明史。
内容简介
一 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中西文化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曾创造过辉煌。一般而言，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还有一种是基督教的。
中国文化也具有许多不同的源流传统。中国文化自秦汉以来，基本上是循着一条所谓“以夏变夷”的路线发展下来的，各种异质文化在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面前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排拒，从而使儒家文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唯我独尊的纯粹性。在中国文化史上，“以夏变夷”始终就是主导，当然也曾经有过以夷乱夏的情况。
二、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的表现中国文化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西方文化重思辨，尚超越，学以致知。这种差异早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就初现端倪，在中西文化的两位圣人——孔子和苏格拉底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协调的现实精神”，其基本特点是以现世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肯定；西方传统文化精神则是“超越的浪漫精神”，其基本特点是以彼岸性的神人关系为目的，通过超越性的宗教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否定。
三、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前景西方文化所具有的超越精神常常提醒西方人注意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理性本身的缺陷，这种缺憾意识导致了西方哲学中的怀疑论，说到底就是不断地反省自身和批判现实。中国人的自由观念历来就缺乏一种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发展到极端就是老庄式的自由，天人合一，随心所欲，完全的解放。这种自由固然很吸引人，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没有可行性。中国现在正处于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过渡的阶段，因此规则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规则和秩序在今天更多地体现为外在的规范性的法律，而不是内在的可伸缩性的道德。当然，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也有超越的方面。儒家的超越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它与西方基督教所倡导的外在的超越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维度和价值取向。中国文化的振兴需要一种深层的文化精神的重铸，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根基。急功近利可以缓解一时的文化焦虑，但是它决不是一个落后文化的自我更新之途。只有通过漫长而艰难的文化精神批判和重铸，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状态，使中国文化跃升到与强势的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地位。
全文
同学们好 ！非常荣幸今天来给大家做一场讲座，我今天的讲座题目是，《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那么我现在直接切入到主题，大家知道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源远流长的，可以说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如果按照我们中国现在的界定，从夏代开始的话，那么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同样西方文化，如果从克里特文化算起的话，那么至今也有450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这两个文化可以说在时间上，都是相当地源远流长的。而且我们今天谈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我们今天当然是把它当做一个统一的，一个文化来理解的。事实上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以及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有很多很多的渊源传统。那么这些不同的渊源传统，在长期的历史磨合中逐渐形成了，呈现在我们今天面前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所以我今天讲座这个题目的第一个小问题。我首先给大家讲一讲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问题，首先我们从中国文化切入，那么中国文化可以说至今以来我们说从封建社会开始。或者我们说得准确一点，从秦汉以后可以说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一种伦理文化。那么这个观点可以说，在学术界里边是鲜有非议的。大家基本上都赞同这个观点，那么同样西方文化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或者说再往前推，自从公元之交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基督教文化。那么基督教文化也可以说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脉。就像儒家的伦理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一个主脉一样，那么这两个文化，它本身不是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地聚合、发展、成形和壮大的过程。那么我第一个问题，主要是想从这个方面来追溯一下，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有哪些渊源或者传统。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所谓夏夷之分，而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可以说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基本模式就是以夏变夷这样一个模式。以华夏的文化，来改变、同化满夷的文化。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它具有很强的同化异域文化的特点，那么这种特点呢？我们如果要是借用生物学上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叫做所谓“米亚得”现象。生物学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两个亲本杂交以后，它在它的子代的身上，它往往只表现出一个亲本的性状，而另外一个亲本性状，几乎都看不见。那么我觉得中国文化比较典型地表现了生物学上这样一种，所谓“米亚得”现象。同样不仅是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华夏政权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如此，而且就是异域的一些高级的文化，包括高级的宗教入主中原以后，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比如说像忠孝这样的观念，在佛教是不讲忠孝的，在印度的佛教是不讲忠孝的。但是中国可以说是忠孝为本，儒家伦理始终是以忠孝作为最高的理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佛教进入中原以来，就逐渐逐渐开始，把忠孝的东西吸收进来了。那么这里边有很多资料，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展开，那么这是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叫援儒入佛，就是把儒家的思想援引到，引入佛教的教理之中。这个在翻译佛经的时候，以及对佛学的一些义理进行解释，诠释的时候，可以说是充满了这种援儒入佛的这样一种思想的。那么乃至于把佛陀比作孔老或者是比作周孔、 周公、 孔子，那么佛教最初入华的时候，曾经依托老子的名义，所以就是有所谓老子西出阳关，化胡佛之说，无非就是佛教。对中国人来说更容易接受，说起来它只不过是老子当时西出潼关以后，重新回来以后就是佛陀了，这样一种说法。然后在后来的改造中，就把忠孝这样的思想深深地引入到中国的佛教思想里边，所以最后形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民间的净土和知识分子的禅宗，净土和禅宗，可以说尽管一个是称念；一个是顿悟；一个是口念阿弥陀佛。每天道万遍乃至十万遍，就可立地成佛。一个是不立文字只指人心，就是属于一种顿悟。但是这两者都跟印度佛教的那种要求人苦修苦行，要求人弃世这样一种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迥然不同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入了中国人关注现实生活而对彼岸的那个虚无飘渺的东西，采取一种鄙夷态度，这样一种色彩。
乃至于我们今天到中国的这个寺庙里边去看，老百姓们烧香磕头，求神拜佛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绝不是为了达到一种无他、无我，六根净绝看破红尘，达到涅的境界。而是求子求孙，求荣华富贵，升官发财，它全部都是入世的。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改造，可以说很明显。中国文化它具有很大的同化能力，这是从中国方面来说。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看西方，西方当我们谈到西方文化的时候，我们也说它有很多传统。但是我们发现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中国这种夏夷二分，以及以夏变夷的基本传统，基本模式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至少我们可以说有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一种是基督教的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日尔曼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基督教等同于日尔曼”。但是我们说这三种传统之间，它们差异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希腊的文化可以说它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就像一个人青年的时候，一个儿童时代的那样的一种带有一种和谐的灵和肉。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所以希腊文化是非常美的，它表现了一种童年时代的文化。但是到了罗马文化，我们发现完全是另外一个方面，它完全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 物欲主义，这样一个浑浊的潮流里边了。其结果就导致了我们听说到的一些骇人听闻的，那种堕落声色犬马以及整个对人类这种高级的，精神文明的一种践踏。当然它也导致了世俗的发展；导致了帝国的膨胀；帝国的繁荣；导致了法律的健全；以及导致了财产法权关系的健全。那么到了后来基督教时代，我们说又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那么如果说罗马文化是物质主义的，那么基督教文化就是唯灵主义的。基督教文化整个把眼睛盯上“天国”，所以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我们说中世纪整个历史的，我们说一种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性的异化，导致了大家都把现实的生活当做一种值得唾弃的，一种邪恶的一种魔鬼的化身。而人们每个人都把眼睛盯上了那个虚无飘渺的天空，这样我们说就导致了中世纪经济的落后文化的愚昧。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把眼睛盯着“天国”的时候，实际上他心里还是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物欲的一些邪念。所以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内部的最可怕的一种现象，就是二元分裂，就是那种崇高的精神和卑污的现实之间的一种分裂。这种分裂最后导致了中世纪基督教晚期的普遍虚伪，这些情况我想大家在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其他的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著作里边都可以读到。所以到了近代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又出现了一个合体，它把罗马的希腊的基督教的这些东西都尽量地把它融合到自身之中，在近代文化中既有希腊的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的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那种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所以这样的一些东西，它都融合到一块了。
因此我们说西方文化，在这些渊源传统之间，它是采取了一种和我们中国以夏变夷的那种模式，或者米亚得模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我们把它叫做融合更新模式，所以我们说首先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源流传统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以夏变夷这样一种模式，导致自身的稳定性，所以最后导致了一种所谓的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导致了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而另一方面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它是不断地自我否定，那么这样就导致了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不断地跃迁，不断地相互否定。那么就导致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的话，那么我们为了活跃一下气氛，我想当我讲完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同学们如果要是有一些看法、想法，可以和我交流。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赵老师，您最开始说中西文化都是源远流长，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追溯这个源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因素。您刚才在拉历史线索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文化因素之间互相碰撞互相激荡。那么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些激荡却偏偏产生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中西文化这个内核，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在历史的发展之中，在文化的演进之中，是不是有一个必然性在里面？将这些文化的激荡、文化因素的互相冲突，最后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如果说有必然性的话，那么这个必然性产生的机制是什么？也就是说，从原来的原始的文化因素，到后来的文化内核，这样一个进程，主要的机制和必然性在什么地方？谢谢！
答：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可以说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德国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叫雅斯贝尔斯。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学的概念，叫“轴心时代”，那么这个概念提出，在他的一本书叫《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里边他具体解释了什么叫“轴心时代”。他说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这几百年间，人类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它叫做两大历史时代之间的一次深呼吸，那么这个深呼吸的含义是什么呢？他认为在三大文明：“一个是西方文明；一个是印度文明；一个是中国文明”。他说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这几百年中间，在这三大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而这个变革的结果，导致了三大世界宗教的产生，当然他把儒家的思想，也可能称之为宗教，这个说法可能是不妥的。他认为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重大精神变革，所产生的精神资源，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精神根基。我们说当时中国和西方一样，它是一个浓郁的一种迷信色彩，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而它们这些差别固然有。但是我觉得相比起它们的共性来说可能更小。但是经历了“轴心时代”以后，中西文化向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可以说在“轴心时代”，它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革，我可以把它分为两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