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第15部分

　　布坎南：



　　　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别，所提的问题是对我的一些工作的主要批评，我已因人们把一致标准作为一种防御工具而受到指责。我承认，由于我们只有我的答复作为惟一的标准，我还未能使很多人信服。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除此之外，我们不能从其他任何地方开始，这一点很重要，既简单而又重要。你不可能从不是你所在的地方开始，你不可能从目前情况以外的时间开始。由于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一再强调。然后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人都具有某些能力，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并拥有自己的权力。如果你要的一种能满足这种交换，即基础逻辑的方式来办事，那么，一致的原则就必然产生。这毫不意味着你一定就此证明了自己出发点的正确。你可以对自己的现实不满，你可以对自己所处的现实中的机构权力不满。但事实上，只要你想以一种并非简单地将你的意愿强加于别人或别人将其意愿强加于你的方式来办事，那么，你就必定要这样开始。你或许并不情愿这样，你可能会说，那么，我们就来武力较量一番。当然，武力较量或许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替代办法。但我并不是说如果你要采用这种脱离我们实际情况的方式，你就一下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这在今天很多人都是不会接受的。很多人都会说，对呀，最好是选择一个人人都平等的位置作为出发点。如果是那样，我所做的工作也就根本没有必要了。可惜现实情况中并非人人平等。那么，开始的时候就非得有一些强加条件。

　　记者：

　　寻租与产权有什么关系，您对此有何评论？

　　布坎南：

　　我认为这是一个尚未被双方充分阐明的问题。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混淆在一起，含糊不清，需要澄清。寻租理论亦即这里的产权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寻租理论与产权追求理论并无差别。人们总是在设法利用各种机会，一旦发现机会，他们就会投入资源来争取这些机会，这又涉及到前面讨论过的支出费用的问题。就寻租理论来说，塔洛克有着明智的见解，他认为只要存在官方的限制，人们就总是要投入资源来获取事实上由于官方的限制才得以被保证的边际利润。比如，我知道一位妇女，在土耳其有很多关系。她想弄到进口许可证，到印度去投资。而印度和土耳其对进口限制非常严格，进口配额非常有限。显然，这些许可证就身价倍增。所以，为了能弄到一张许可证，人们投入大量的资源。但是，一张许可证，比如进口鞋类或者是任何其他东西的许可证，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对于最终得到这张许可证的人来说还算不上什么，而对于那些对其投资而又一无所获的人来说却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请注意他们浪费的资源。所以说，塔洛克的观点认为寻租在此是一种社会性的、浪费资源的现象。你只不过是在投资于一种根本不会为你带来任何收益的活动，这与你试图有所作为的预想相反。如果对大量的产品进行限制，寻租人就会因此而产生。寻租的观点被称为塔洛克的发明。显然，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就在中国由于信息的传播而为人们所了解。塔洛克在国外（包括在中国的几年）工作了九年。他对此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采用一些非常难的考试来作为选拔优秀人才和保持其职务的方法。于是，中国的学者们就得年复一年地接受并设法通过这些考试。然而，试想一下这种做法的投资，时间的浪费和资源的浪费。这件事使他开始考虑这些问题。对于认为美国人总是从财产上来考虑问题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我也绝不赞同那种认为我们是通过实现理想来获得效率，而机构必定以此方式得以发展的观点。当然，最有效率的机构的确是以此方式发展起来的。尽管我们的这种说法似乎落入了进化论的圈套，但对这样一种观点我是不能赞同的。

　　记者：

　　您研究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您对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有何看法呢？

　　布坎南：

　　我认为市场失败是20世纪初、20世纪中叶产生于威尔弗雷德经济学的新的领域。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多少是作为一种经济领域，竞争的经济领域的因袭模式建立起来的。于是，在人们发现市场与模式相背离时，就称之为市场失败。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政治也有失败，我把公共选择称为政治失败与市场失败的较量。我想这就是市场失败的诸方面。有人会说，“好啊，市场会失败的”。事实上，政治也会失败。对市场失败与政治失败的正确观点是对其进行实际比较。有时是市场在起作用，有时是政治在起作用，有时二者的作用都差。二者中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在所有的情况下均能很好地起作用。因此，这仅仅是一个比较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现在人们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与几年前相比，今天的人们对恰当结束政府的干预持怀疑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克林顿政府并不代表持反对政府干预观点的人，这些人极力反对官僚的干预。当然，这在今天的经济学家中尚非普遍接受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市场失败中还需要有政府矫正、政治矫正。我的确认为计划主义忽视了道德标准、道德原则、道德观念。我看他们无法替代市场失败和政治失败。我的意思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看，个人道德标准能够解决许多许多此类问题，能够解决市场过剩、政治过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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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坎南访谈录（4）　　　　　

　　记者：

　　您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有何看法？

　　布坎南：



　　　正如你们所知，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因此不敢妄加评论。我认为重要的是决策者应记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区别。换句话说，我认为记住整体框架结构与具体政策的不同区别非常重要。我似乎觉得政府应该把重心放在框架结构上。毫无疑问，任何存在的框架结构都可以改进。框架结构的水平能决策规则的内容，但并不是规定某一特定生产应如何如何进行，哪些应该打磨，哪些应该留下。而是一个总则，这就是区别。如果能够切实执行，这种总则比起具体的直接干预来要有效得多。建立这样一个总则，并在其范围内运作，这就是我要指出的一般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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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经济学纵横谈之一　　　　　

　　记者：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李扬博士要我们代他向您致意，您的里程碑式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　…　1960》影响巨大，中国一些学者酝酿做类似工作，想听听您的高见？

　　弗里德曼：



　　　我知道。（稍停顿）在目前，这是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中国目前的问题之一是，他们还未能够很好地控制货币体系。在过去的15～20年时间里，通货膨胀每隔五年就出现一次，然后他们就用“刹车”的各种手法；然后，通货膨胀又再起，然后又压下去。现时通货膨胀又达到了危险的警戒线。毫无疑问，中国要使得其经济大大缓慢下来，以避免通货膨胀变得不可控制。他们要学会调控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然而，中国的传统的货币实践与美国的不一样。这使得我深感了解中国特点之困难。历史总是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中国的货币历史有这么一个问题：在30年代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变化幅度大，那时，中国采取的是纯银本位制。当然，也同时有人使用铜钱。银是正宗的货币，用于重要的金融地域，如上海。但在乡间，人们可以见到铜串的使用。30年代后，由于美国政府的政策（我认为这一政策是非常有害的），中国放弃了银本位制，转而采用纸币制为主。随之而来的是高通货膨胀。而高通货膨胀与蒋介石被共产党打败是有关系的。我总是强调说，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的原因之一是与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做的事，如提高银价等有关。这些都大大削弱了中国。中国的货币历史有其极为独特的方面。我诚心祝愿这位中国经济学家写书成功。我需要说的是，中国的货币史源远流长，可追溯数千年。数年前，我写了篇文章，解释了罗斯福政府对银本位制所采取的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我也读了几本与该段历史有关的书。它们尚未完善，但毕竟有了个开头。

　　记者：

　　事实似乎是没有纯粹的货币现象？

　　弗里德曼：

　　其实美国、英国、德国都是如此。举美国为例，银行受制于政府的某些条例，如它们要保持某个限度的准备金，某些活动要受约束。世上从没有所谓“纯货币现象”的东西。或许在1848年，在美国或澳大利亚的淘金浪潮中，你可以找到“纯货币现象”的东西。除此很难找到。

　　记者：

　　中国中央银行谢平博士要我们向您了解，您与德布罗的“一般均衡模式”中是不存在货币的。加入货币因素的一般均衡一直是经济学的难题，此项研究近来有何进展？

　　阿罗：

　　所有学者的模式里都包括了货币的职能，而我没有的原因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货币固然重要，为做生意，你非要它不可。原则上，在做生意前你就得预备货币，这就引起了对货币的需求。然而这并不十分成功而且并不现实。没有人曾认真地对货币需求的理论进行新的探索。

　　记者：

　　上海现代经济研究所所长费方域先生有个问题要请教，这就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他想了解，在混合经济条件下，在二者相互克服的同时，相互助长是否更严重，能一并分析吗？

　　阿罗：

　　当今的所有经济形态都是混合型的，没有绝对清纯的一种经济形态。而后者是不可能运作的。这有几种原因，在此不一一列举了。首先，私营经济确有独特之处，它有强烈欲望去争取收入均衡等，同时它也会使得经济波动不已。另外，经济的增长依赖信息的增加，而信息的增加并不一定能转化为私有财产。举例说，基础科学的进行往往就不能依靠经济手段来进行，其资金要来自捐款、政府拨款等。因为进行基础科学研究是不可能产生利润的。也没有私营企业会接纳这样的机构。经济中存在两种方向，公营和私营。私营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律”性质的，问题主要出在公营领域。私营企业要在市场的条件下生存，它们面临“优化”的压力；尤其是在有竞争的情况下，企业不可以乱定高价，因为这是寡头企业的环境。当然私营部门也有不尽善尽美的地方。但是，政府部门缺乏直接的原动力去追求效率，这就导致了人们通常的批评，指其为“政府失败”。当然，在我的研究中，我强调了“市场失败”，而没有花时间在政府失败问题上。我假设的是有一个理想政府在运作。我提到了市场失败是真正存在的。问题不在于有它的存在，而在于如何去对付它。政府机构也不是完善的。“纯理论”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正如我指出的，政府机构效率不高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问题只是你要总结多少教训。私营部门面临巨大的压力去提高效率，从私营角度去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时从社会角度去看却未必可以理解，这是因为出现了市场失败现象。其结果是，我们要重新检讨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发现了所谓的“宽幅成就”。有些政府垄断企业可以运转得非常有效率。法国的电子公司就是个例子。它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领先，价格亦很低。法国人还成功地实施了原子能电力计划，其经济效率也很高。而美国的电力工业是私营的。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当效率需要的时候，政府部门解雇职工。英国煤炭工业由国营变为私营就存在了麻烦。从两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例如，政府出台的某些环保政策，有些利益集团就可能想办法使之对自己有利可图。私营部门也遇到同样问题。因此我们要建立一种政治体制，使得它可以检讨自己的境况和低效率的情形。举美国报业为例。它是最有效率的机构之一。它们可以通过公开内情而得到自律。再谈谈联邦机构。坦白地说，他们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但还算有效率，虽然不能说非常有效率。有些部门干得不错，例如统计局，他们能提供高质量的文件，他们有改革精神，总想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总是提出新的建议。所以，说政府部门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是正确的，但也不完全正确。在美国，这种说法的正确成分就更少了。所以，在我看来是没有简单答案的。私营部门效率问题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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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经济学纵横谈之二（1）　　　　　

　　记者：

　　中国社科院一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及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一位是前副院长刘国光，一位是樊纲，他们恰好有同一个问题，目前就您的研究领域而言，最前沿的问题是什么？

　　马克维茨：



　　　我将从我的专业角度去回答问题，我的专业是金融经济学。在这个领域里的一个有趣的新发展是投资的全球化和多样化。这都是合理的和预料之中的事情。有两个理由，第一，有许多的新兴国家提供了增长的机会，它们变得更成熟了。第二个理由是，全球的多样化投资可以使得公司在某个国家衰落时，可以在别的国家获得增长。全球性的投资组合导致全球性的多样化。就21世纪的金融经济学而言，公司将会搜集更详尽的数据资料，而有关数据资料的准确性法律将会得到执行。一俟数据被储入数据库，经济学家就有机会去加以分析。当然，我说的数据库是指电脑化了的数据库。两年半以前，我有一半的工作是在普鲁大学，有一半是在外面提供咨询，主要是为代沃证券公司提供咨询。我曾是这个公司的一个研究小组的主任。我们进行了许多的数学和金融方面的研究。我已从普鲁大学退休了。但是我还在部分地为代沃证券公司工作。现时，我们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