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然的一脸震惊，让郭颖很奇怪：“谁说的，戴了就会头痛？”
“真的，”卓然一本正经地说，“开始是头痛，后来还会老觉得背后站着一个人。因为，这个发夹，很可能是一个死人的东西。”
郭颖像触电一样，将手中的发夹“当”的一声扔在地上。“死人的东西？”她瞪大眼睛问道，“你捡回来干什么？”
卓然委屈地说：“我当初怎么知道啊，那是去年暑假的事了，我没回家，留在学校里懒散。你知道，去年夏天闷热得很，我就拿了书去后山的凉亭里看。我记得那是一个黄昏，天色慢慢暗下来，我合上书，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突然发现凉亭外面的地上有一个发亮的东西，我走近一看，是一个银发夹，表面有些灰暗，像是在野地里丢弃了很久的样子，我拾回来后擦了擦，便锃亮的了，从那些花纹看，像是很古老的工艺。开学后，我贴了招领启事，没人来认领，我就留下了，时不时地戴戴，没想到，这是死人的东西，害得我头痛。”
“死人？是谁？”郭颖盯着地上的发夹，往后退了一步，仿佛那东西随时会跳起来似的。
“我们是不知道，”卓然坐在床沿说，“可学院里的教授们，还有那个修剪花木的老校工，他们可都清清楚楚。在文革时期，这所医学院可是派性武斗的重灾区啊！当时，校门口是沙包垒成的工事，周围的墙头上布着电网，后山更是制高点了，上面架着机枪。两派红卫兵组织的武斗已经发展得近似战争。那是一个冬天，雪下了一夜，枪声也响了一夜。天亮的时候，这所学院终于被对立派组织攻占了。校门口的沙包工事后面留下了几具尸体，都是裹着军大衣的学生。这些被击毙的守卫者倒在雪地里，已经僵硬。有人看见有几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拿这几具尸体开心，他们将一具尸体立起来，让他靠着电线杆站着，那僵硬的尸体立在那里果然不会倒下，远远看去，像一个活人似的。
“据说，这学院的红卫兵组织有四个头儿被捕，其中有一个是女生。他们将这四人关进了后山下面的防空洞里。后来，撤离出去的本院红卫兵组织了反攻，占领者守不住了，临逃跑之前，他们用水泥封住了防空洞的出口，由于这个行动非常秘密，事后竟没有人知道这四人的下落，直到多年以后，文革已结束了，学院在清理防空洞时，才在里面发现了一堆白骨，其中有一些扣子、钢笔，还有一个发夹……”
“这不可能！”听得毛骨悚然的郭颖难以忍受地吼道，“不可能！这发夹不可能是防空洞里的，快二十年了，它怎么会跑到凉亭附近去呢？”
卓然脸色苍白地说：“我也不太相信。可是，老校工讲，他有几次在天亮前去后山锻炼，透透新鲜空气，远远地看见凉亭里坐着一个身着白纱的女人，那女人笔直地坐着，身上的白纱像裹尸布一样缠得紧紧的。他不禁揉了揉眼，很响地咳了一声，再抬头时，那女人就不见了。老校工猜测说，那可能便是死在防空洞里的那个女生的亡灵。”卓然顿了一下，望着郭颖问道，“你说，这发夹会是她放在凉亭旁边的吗？”
郭颖早已听得全身冰凉，由于久久没有动弹，双腿也有些发麻。想到自己刚才还在凉亭里坐了那样久，她心里升起一种后怕。
那发夹还在寝室的地上躺着，它沉着地闪着光，陌生得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的《背后有人》这本书写得很不连贯，我将原因归结为那天晚上的停电。试想，如果不是停电，那个拿着黑雨伞的不速之客会撞进我的家里来吗？尽管理智告诉我，这两点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那天晚上我就是这种感觉。我认为黑暗会掩盖很多东西，街道、建筑、人的面孔，以及声音的来源及事物的原样，统统都会被掩盖得严严实实。如果在这种大片的暗黑中突然显露出一点什么，那种刺眼的东西反而让人惊惶。
那天晚上，我没法继续写作。我盯着木椅旁地上的一小片水渍，那是刚才那个男人带来的黑雨伞滴湿的。这个高大疲倦的桥梁工程师，董枫的丈夫，深夜冒着雨来告诉我董枫的奇遇，将我的写作完全打断了。
我想像着董枫所看见的那间黑屋子。在精神病院的最深处，一把生锈的老式大挂锁吊在它多年未开启过的门上，门是潮湿的，大面积停电的雷雨之夜，这黑屋子里悄然有了光亮，有了镜子和梳头的女人……而这不可思议的景象恰好被董枫撞见了，我能够想像这个值班护士是如何地魂飞魄散。
小时候，在我居住的大杂院里，有一个时期，几乎不断有老人去世。每当这时，我和小伙伴们便不敢在夜晚的院子里乱窜了，因为那些花圈和祭帐，在夜里显得特别冷清可怖，看一眼都会做噩梦的。我躲在被子里，隔着一道木板墙，听到隔壁邻居在咳嗽，是那个姓曹的老头子。我想，这老头可千万别死啊，因为我家和他仅一道木板墙之隔，他若死了，停尸在屋子里，这距离就太近了。然而，你越怕的事越要发生，不久，这老头果然死了，果然是停尸在屋子里，家属又哭又叫地折腾了好几天，丧事办完，一切才恢复平静。那段时间，我夜夜用被子蒙着头睡觉，一个多月过去了，有天夜里，我突然被隔壁的一阵咳嗽声惊醒，是那早已死去的老头子在低低地咳嗽。我吓得头发都立了。第二天，我将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沉吟了一会儿，说别怕，曹爷爷喜欢你的。晚上，母亲买回了一叠纸钱，带着我在院里的墙根下烧了。当夜，我睡得特别安稳，以后也再没听见过咳嗽声了。
长大后，对这事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解释，那只是一个胆怯的小孩子的幻听罢了。或者是，将另外什么地方发出的咳嗽声感觉为隔壁发出的了。确实，声音是飘浮的东西，尤其在漆黑的夜里，有时很难辨别它的位置。
我想到小时候的这个经历，主要是想给董枫看见的可怕景象找到一种解释。董枫所看见的黑屋子里的亮光，也许仅仅是雷雨时的闪电在窗玻璃上反射出的；坐在屋里梳头的女人呢，也许是墙上的一幅画吧。但是，我立即感到这种解释很难成立，因为，据我亲眼所见，这家精神病院的病房墙上是从没贴过什么画片的。那么，是这间病房已住进了一个女病人，而作为护士的董枫还不知道？这也不太可能，而且，据说董枫当时还清清楚楚看见那病房的门是锁着的。还有一种可能，这与未来的科技难题有关了，这就是，多抨以前的一个雷雨之夜，一个女精神病人在夜里梳头时猝死，当时的一道强烈雷电将这一画面储藏在了这一间病房里，像激光全息片一样。在此后的岁月里，如遇相同的雷电频率（像我们开电视找对了频道一样），那影像就会重新闪现。
我吸着烟，坐在大椅子上对那间黑屋子作着种种推测。突然，我对有无此事产生了根本上的怀疑。刚才的来客是谁？他拎着的黑雨伞滴着水，而这些小水滴在室内的地面蒸发以后，有一种异样的气氛使我头晕。当然，也许是我本身有些头晕了。但无论如何，我得搞清楚这位来客的真实身份才行。
我望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凌晨1点42分。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拨通了董枫家的电话。
电话响着呜呜的长音，一直没人接。是董枫已经睡熟了？这完全可能。在医院值班时遭遇到那种惊吓，奔回家来，吞下几颗白色的镇静药片，那么，电话铃是不能将她叫醒的。但是，那个拎黑雨伞的男人呢？作为董枫的丈夫，他现在应该守在董枫的床边，即使躺下了，也一定会在困惑的失眠中盯着天花板左思右想的。
于是，我再次拨通电话，呜……呜……仍然没人接。就在我快要放下话筒时，突然听见对方摘机了。“喂，喂。”我对着话筒叫道。对方没有声音。“是董枫家吗？”我急促地问道，对方仍然沉默。我也停住了口，感到话筒里的沉默比洞穴的死寂还深不见底。突然这洞穴封住了，话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占线声。
我放下电话，感到屋子里出奇地安静，并且，有点儿空旷。我说过，这是6月19日深夜，到现在，应该是6月20日凌晨了，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造成了大面积停电，我点燃蜡烛，书桌上是《背后有人》这部书的手稿。我吸着烟写作，这就是我的深夜生活。然而，这一夜我是没法继续写了。
我回忆着我和董枫最近的一次见面，大概在三个月之前了。我到精神病院找她，是因为一个朋友的妹妹患了抑郁症，却不肯去精神病院治疗，她说她怕，去了精神病院，别人就认为你是疯子了。我说不服她，便到精神病院找董枫，约她去与我朋友的妹妹谈谈心，一来可以疏导，同时也可打消这位患者的某些顾虑。
当时，董枫正带着十多个女病人在医院的草坪上活动。这些穿着统一的条纹住院服的病人，有的在散步，有的坐在长椅上晒太阳，这情景让我走进这里时的压抑感得到了放松。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对董枫说明来意，一个呆坐在长椅上的女病人突然走到了董枫面前，伸手就向董枫脸上抓去，喉咙里同时发出一种嗷嗷的叫声。幸好草坪边还站着一位强壮的判医生，他跑过去拦住了那个女病人，将她送回了病房。董枫说，这是一个因失恋而患精神分裂病的患者，对漂亮女护士常有攻击行为。是由她以前的精神创伤造成的。
精神创伤？当我想到这个词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正敲响凌晨3点。
我乘坐102路公交车，在霍家桥下车后，河对面就是精神病院了。这所历史上留下的教会医院没有高楼，全是由平房和一些二三层的楼房组成，所以从河这面望过去，只见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木，一些灰色的楼角在林中显露出来，幽静中透着一些神秘。
这条城市边缘的水流叫獾河，河面很宽，早年还漂过一些渔船的。小时候，我和一些小伙伴光着屁股在这里游泳。下水之前，我们每人都要单手将河边的草叶打一个结，据说只有这样做了，才不会被水中的溺死鬼拉走。游累了，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我们也议论过背后的这座医院，说起来也有点胆战心惊的。但那里面开着很多玉兰花，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因为将它的花瓣含在唇边，可以吹出很响的声音。有时，我们会从河边的围墙翻进去偷摘一些花朵。直到有一次，当我们正趴在墙头上时，突然看见一座小楼的窗口露出一张脸来，那脸上的表情是僵硬的，双眼发直，并且冲着我们发出了一阵怪笑。我们跳下围墙跑回河边，从此再也不敢进那医院去了。
我们对精神病院本能地感到悚然，也许是精神世界的变异比现实世界的变异更让人迷惑的缘由。因此，当我这天走进这医院时，看见几个路过的孩子在大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便不由得想起我儿时类似的感觉。
我是为董枫而来，或者说，是为昨晚的不速之客为我勾画的那间黑屋子而来。整个人类都为无休止的好奇心所引领，我也没有办法不这样做。
进门是长长的林荫道，高大的香樟树经风一吹，在我的头发和肩头上落满了盐一样的白色花粒，香气袭人，使这6月的下午一点儿也不沉闷。
转过弯，是一个巨大的圆形花坛。从这里举目望去，董枫所在的那个病区的楼角正有一半被阳光照得明亮。花坛边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在散步，他的嘴巴藏在杂草似的胡茬里。因此，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几乎没注意到他嘴唇的开启。
他说：“往前走吧，前面有红旗。你看这些花都流血了，哈哈，流血了……我才不怕呢，石头狮子咬我，真的，我才不怕呢。”
这男人穿着条纹衬衣，一看便知道是这里住院的病人。我开始以为他在对我说话，可他的眼光却是越过我的肩头而去的，显然，他是对着我身后的空旷在说话。
在他的眼中，也许并没有一个人对面走来，也许走来的人是另一种形象，谁知道呢？我像穿越一个梦一样从他身边走过，进了那片安静得出奇的病区。
法式建筑的两层楼房，窗的上端是圆弧形，嵌着彩色玻璃。廊道一侧等距离地矗立着粗大的石柱。年代久远的地板已新刷过红漆，让人脚步轻盈，但每走一步，仍咚咚作响，像是脚跟后面的回声。
护士值班室里没有董枫。一个圆脸护士说，董枫病了，在家休息。这使我确认昨晚的事是真实地发生过了。
我在走廊上犹豫了一下，决定去找吴医生了解一下情况，重要的是立即去看看那间黑屋子。昨夜发生的恐怖现象也才过去了十多个小时，或许还有什么痕迹留在那里。比如，半截蜡烛，一把小梳子之类的东西。
我认识吴医生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筵上。当时来了很多客人，就餐时他就坐在我旁边，中等个子，但身架很结实，手臂粗壮，给人以果敢有力的印象。知道他是精神病院的副主任医生后，我便好奇地与他攀谈上了。没想到，谈话非常投机，他认为我们搞写作的与他干的是同一个行当，都是对人感兴趣，尤其对人的隐秘内心和迷乱疯狂感兴趣。这以后，我们便常常交往，俨然一对出没于半明半暗中的探险者。
他的名字叫吴畏，我没问过他这名字是父母所给的，还是从事这一独特工作后为给自己壮胆才改的。总之这名字让人受鼓舞，并且他才三十四岁，就已是这个病区的负责人了。精神世界幽深莫测，他的前途还很远大。
我走进医生值班室的时候，他正在和几个医生说话，谈的事似乎很重要，因此他不愿意停下来，只是用手对我做了个“请坐、请稍等”的姿势，便又接着说下去。
“这男孩患的不是广场恐怖症。吉医生，照搬西方经典不适合这男孩的病情。一个高中生，每天骑自行车上学，看见路人就害怕，就躲进路边墙角不敢动弹。从表面看，他惧怕迎面而来的任何陌生人，内心有被害妄想，但这不是实质，事实上，这男孩从没有过受到陌生人伤害的经验……”
吴医生的话被电话中断了，接完电话，他才转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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