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进厨房，里面断了电，又黑又静，我对贝思说：“瞄准这个门。”
我走进大厅，朝楼上喊道，“托宾先生！”没人回答。“弗雷德里克，你在家吗？嗨，伙伴！”我可要削掉你的鸟头。
这时头顶上的木板吱吱作晌，我丢下斧子，抽出手枪，四步并作一步地跃上楼梯。我转过楼梯的栏柱，靠近发出响声的地方。“举起双手！我是警察，警察！”我叫道。
听到一间卧室里有响声，我冲进去刚好见到卫生间的门关上了。推开门，一个妇女尖叫两声，约有五十岁，很可能是管家。“托宾先生在哪儿？”我问她。
她只是双手捂着脸。
“托宾先生在哪里？”
这时贝思来到卧室，从我身边擦过，扶着妇女的手臂说：“没事，我们是警察。”接着引她走出卫生间，坐到床上。
经过一分钟的亲切交谈，我们得知她叫爱娃，英语讲得不好，托宾不在家。
贝思对她说：“他的车子都在车库里。”
“他回来后又走了。”
“去哪儿？”贝思问她。
“开船走了。”
“船？”
“对。”
“什么时候？有多久？”
“时间不长。”爱娃说。
“你肯定吗？”贝思又问。
“对，我看着他走的。”她指指窗户外面，“船从那开走的。”
“独自一个人？”
“是的。”
我对爱娃说：“站到窗户边来。”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我说：“那船——朝哪边开的？哪条路？”我挥着双手示意道。
她指着左边说：“那边。”
我看看海湾，显然那艘“金秋”号赛艇从停船处向东开走了，但水面上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到。
贝思问我：“他为什么要开船出去？”
我答道：“或许去处理杀人凶器。”
“我觉得他可以选好一些的天气。”她又转向爱娃问道，“他走了有多久？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也许有十分钟，也许不止。”
“往哪儿去了？”爱娃耸耸肩，“他说今晚就回来；叫我待在这儿不要怕，可我感到害怕。”
“只是一场热带风暴。”我提醒她。
贝思拉着爱娃的手领她到卧室外面，然后下楼进了厨房。我跟在她们后面，贝思对她说：“你必须待在底楼，远离窗户，知道吗？”
爱娃点点头。
贝思又说：“找出蜡烛、火柴和一手电筒。如果你害怕，就去地下室，好吗？”
爱娃点点头，起身去橱柜里取蜡烛。
贝思想了会，问我：“这种天气他会去哪儿？”
我说：“他应该在酒厂设法保护好自己的产业，但他不会乘船去那儿的。”我对爱娃说，“你亲眼见到他上船的吗？是吗？”
“对，我看见他上了船。”
“他带什么东西吗？”我做了下手势，“手里提着？”
“有。”
“什么？”
对此爱娃却闭口不想回答。
贝思问：“他带了什么？”
“枪。”
“枪？”
“对，大而长的枪。”
“来福枪？”贝思做出瞄准的姿势。
“对，来福枪。”她伸出两个手指说：“两枝。”
贝思和我对视了一眼。
爱娃又说：“还有挖地工具。”这回轮到她做手势了，是挖地的动作。“挖掘。”
“铁铲？”
“对，铁铲，从车库里拿的。”
我思索片刻又问爱娃：“盒子吗？带的是大盒子吗？”
她耸耸肩。
贝思对我说：“你怎么想？”
我说：“嗯，我觉得托宾不会带着两枝来福枪和一杆铁铲去钓鱼。”我对爱娃说，“钥匙，钥匙在哪儿？”
她把我们带到墙上的电话机边，电话旁边是个钥匙板。托宾这个强迫性洁癖狂把所有的钥匙都用绳子分别串好。我发觉克里斯工艺游艇的钥匙不见了，但“方程式303”的钥匙还在。
当我正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大胆行动时，爱娃说：“下楼，去地窖。”
我们都朝她看着，爱娃指着厨房尽头的一扇门说：“他下了楼，楼下有东西。”
贝思和我彼此看了看。
显然，托宾先生并非完美的雇主，爱娃乐于有机会将他供出来——尽管我看到她眼中的恐惧，这种恐惧比飓风更令她害怕。我肯定如果不是因为会在自己家里发现死尸而有所顾忌的话，托宾可能早已除掉了爱娃。
我走到门口转动把手，门被锁着。我刚抽出消防斧要砸，贝思说：“等一等！这样做我们需要有充足的理由。”
我问爱娃：“你同意我们搜查吗？”
“请便。”
“谢谢。”我抡起钢斧砸向门把，把手穿门面过。打开门我发现一条狭窄黑暗的楼梯通向地下室。我对贝思说：“你随时可以离开。”
这位行事规矩的女士仿佛此刻才恍然大悟，认识到我俩都陷得很深，或许还可能触犯任何本应避免的法令。她从爱娃处拿个手电筒递给我说，“大英雄，你在前面，我掩护。”
“好。”我先走进去，一手拿电筒一手提消防斧，贝思拿着她的九毫米手枪跟在后面。
这是一个很老的地窖，长宽不到七英尺，底部和地板都是石头做的。初看上去好像没多少东西——储藏东西大潮湿，即便作洗衣房也显得很阴森恐怖。里面基本设施大概只有一个火炉和供应热水的容器，我猜不出爱娃提醒我们来找什么。
这时电简光停在地窖尽头的长砖墙上，我们向墙壁靠近。这个砖制灰泥墙比古老的石制底座建得新，而且正好把地窖前后一分为二。这墙也是通向上面旧式橡树柄木的惟一途径。
墙的正中间是一扇雕制精美的橡树门。我的电简光扫射到门上的一块黄铜牌子，上面写着“爵爷的私人酒窖。”
这位“爵爷”缺少幽默感，所以我猜测这块招牌应是一位仰慕者赠送的礼物，甚至可能是爱玛。
贝思低语道：“我们进去吗？”
我答道：“搜捕原则规定门没锁就可以进。”我递给她电简，又试试黄铜大把手。但门是锁着的，我看到把手上有个黄铜匙孔，便说，“没上锁，只是卡住了。”我朝着匙孔挥动斧子，橡树门被砍破，可仍没打开。我又猛敲几下才将它打开。
门一转开贝思就关上电筒，我俩都背靠砖墙，持枪分立在门两侧。
我大声叫道：“警察！举起双手出来！”
没有回答。
我把斧子扔进门的另一侧，落在地上发出金属的撞击声，没有人开枪。
我对贝思说：“你先进去，今年我已经中过弹。”
“谢谢，”她蹲下身子说，“我走右边。”她迅速穿门面过，我跟在后面，靠到左边。我俩举着枪蹲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感觉起来这间屋比地窖其它部分凉爽得多，可能也干燥些。我又大叫道，“警察！举起手来。”
又等了半分钟，贝思打开电筒，在屋里绕了一圈，照到一排酒桶架子。她接着在屋里搜寻，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根烛台和一些烛座，还有几包火柴。于是我点亮近十根蜡烛，酒窖里烛光闪烁，在酒瓶上摇曳不定。
可以想见地窖里到处是木架。木制板条箱和硬纸板做的酒盒子，成雄地散放着，有些盖子打开着，有些则贴着封条。摇篮架上放着六桶葡萄酒，且都装着水龙头。墙上的耐热有机玻璃包着冰箱的线圈，窖顶看上去像雪松一般。粗糙的石制地板上用混凝土铺盖了一层平滑的板瓦石。我对贝思说：“我把两瓶葡萄酒放在厨房的柜子里。”
贝思从我手上接过电筒仔细察看其中一个架子土布满灰尘的酒瓶，说：“这些是优质的法国葡萄酒。”
我回答道：“他很可能把自己的东西藏在车库里。”
她的电筒光照到地窖底部的墙边，几打纸板盒子垛在一起。贝思说：“他的东西有一些在这儿，酒桶上有他贴的标签。”
“对。”
我们在四周摸索了片刻，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眼镜、瓶塞起子、纸巾之类的东西，还有四处可见的温度计，都标识着华氏六十度。
最后，我说：“爱娃想告诉我们什么？”
贝思耸耸肩。
我看着烛光中的贝思，她也回头看我。她说：“也许我们应该看看那些板条箱和盒子。”
“或许应该。”
于是我们开始搬动木箱和纸板盒。其中几箱破开后只有葡萄酒。贝思问道，“我们在找什么呀？”
“我也不清楚，肯定不是酒。”
在两堵墙相交的角落里，也有一堆托宾葡萄园的酒盒子，全都标着“金秋”字号。我走过去，开始把它们扔到两张酒桶架子中间的过道里去。玻璃破碎的响声和葡萄酒的味道顿时充斥了整个地窖。
贝思又说：“你不必砸毁这些好酒，冷静一点，把盒子给我。”
我没有理她，“把路让出来。”
把最后一排盒子扔掉后，我看到角落里酒盒中间不是酒的东西，事实上是个铝制的装冰的箱子，借着烛光我仔细凝视着。
贝思走到我身边，手中的电筒照在箱子上。她问道：“这就是你说过的东西？戈登夫妇船上的铝箱？”
“当然看上去像，但只是个极其平常的箱子。除非有他们的指纹否则无从确证。而且我确信这上面不会有指纹。”我补充道：“我猜这就是人们以为用来盛干冰和炭疽病菌的箱子。”
“现在仍有可能，”她接着说：“我并非完全在觅购宝藏之类的财物。”
我说：“对，我希望刑侦人员能从擦拭过的铝盒上提取到指纹。”我转身朝门走去，准备离开。
“等等。你不准备……我是说……”
“打开它？你疯了？破坏证据？我们甚至不属于这儿。没有一张搜查——”
“住口！”
“什么？”
“打开这个该死的箱子——不，拿着这个，我来开。”她把电筒递给我，蹲在箱子前面，箱子正好夹在两排酒盒中间。“给我一个手绢或其它东西。”
我把手绢递给她，贝恩捏着手绢打开弹簧锁，揭开密合的盖子。
我一直用电筒照着箱子，以为能见到黄金珠宝，但就在箱盖子完全开启前看到的却是一个人的头盖骨，正扭头盯着我们呢。贝思吓得尖叫一声，跳后一步，盖子又合上了。她站到离箱子几英尺处屏住呼吸，指着箱子，足足有一秒钟没有出声。后来才说，“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那家伙死了。”
“为什么……？什么……？”
我蹲到箱子边说：“手绢。”她递了过来，我又打开箱盖，用手电简照遍大铝箱的每个角落，看见头盖骨周围还有些骨头，而这个头盖骨的每个眼窝里都塞着铜币，带着厚厚的一层铜绿。
贝思也蹲到我旁边，手扶我的肩膀以求身体平衡或心理上的放松。她恢复平静后说：“这是骷髅的一部分，一个小孩的。”
“不是，一个小个子成人，那时人都长得矮小。你见过十七世纪的床吗？我就睡过一次。”
“上帝……怎么会有一具骷髅……？那其它的是什么？”
我伸到箱子里取出一些没人乐意碰的东西，又拿到电筒光下辨认。“腐烂的木头，”我终于认出骨头下面是一些朽木。进一步观察，发现黄铜的箱边布满了黄铜绿，铁钉大部分已生锈，还有一块烂布。
尚未漂白的骨头棕色中透着徽红，上面粘着的泥土还没有脱落，表明这些骨头没有被放进棺材；但在土里埋了很长时间。
我又在盛冰的箱子里摸索了半天，发现一只上锈的铁挂锁和四枚金币，我把后者递给贝思。
我站在那儿，用手绢擦擦手说：“这就是奇德上校的宝藏。”
她看着手里的四枚金币说：“这个？”
“这只是一小部分。这儿看到的也只是一木箱的小部分，我估计是强行打开盖子后取出的几样东西。木箱子就是用那块正在腐烂的防水油布或帐篷包着的，约有一年光景，但不会有三百年。”
贝思指指头盖骨问我：“那是谁？”
“我猜那就是守宝人，有时候人们也把判了刑的罪犯、土著人、奴隶或者某个不幸的家伙杀死后扔到箱顶上，那时人们相信死人的鬼魂不会安息，便会把盗墓的人驱走。”
“你怎么知道这些？”
“书上读的，”我又补充道，“对于那些不迷信的人或者看到别人埋了东西，或者见到新挖的土印，如果去发掘，首先看到的便是一具死尸，挖的人可能会认为只是一口坟。怎么样，聪明吧？”
“我想是够聪明的，它会阻止我继续挖下去。”
我俩又在酒窖里站了片刻，陷人深思之中。铝箱里的东西并不好闻，所以我俯下身关上箱盖。我对贝思说，“我估计有人打算把这个东西和黄金珍宝一道在某时某地予以展出。”
她盯着手中的四枚金币又问我：“可是那些宝藏在哪儿呢？”
“要是骨头能讲话，相信它会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的眼里有硬币呢？”
“和某种迷信观点有关。”
贝思瞥了我一眼又说：“好，算你说对了。祝贺你杰出的侦探工作。”
“谢谢，”我说，“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33
我们回到楼上，发现爱娃不在厨房里。贝恩对我说：“这么多证据足以让我开到一张搜查证。”
“做不到。这儿发现的东西和任何一起谋杀没有联系，除非有详细的证据，而且只有你才相信我的推理。”我提醒她道，“三个潜在的证人全死了。”
贝思说，“那好……可我有这儿的人骨，这正是一个开始。”
“不错，值得打个电话。”我又说，“不要提及骨头的年代可能有三百年之久。”
贝思拿起墙上的电话筒，说了声：“打不通。”
我把自己车上的钥匙挂递给她，“试试我的移动电话。”
她出了后门，跳进吉普。我看见她拨号后和什么人说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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