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说，“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说吧。”
“你不要告诉他我们的谈话好吗？”
“我不会详细介绍的，但会告诉他我们谈过。”她又说，“我不撒谎，但会对一些事守口如瓶的。”
“这正是我希望的。”
在曼哈顿，没有像这里这么多连锁关系。我得记住这个，小心应付，还要适时改变自己的办事风格。我是聪明人，能够做好。接着这个话题我问爱玛·怀特斯通：“我猜你认识麦克斯威尔警长吧？”
“谁不认识？”
“你和他约会过吗？”
“没有，但他要求过。”
“你不喜欢警察？”她笑起来，脚趾又扭动了一下，同样又双腿交叉，我的天。
接下来我们又聊来聊去，过了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爱玛·怀特斯通有很多关于别人的闲话和评论，尽管大多与此案无关。问题是我还是不清楚自己来这干什么，但很愉快，尽管我得说我是个君子。偶然找找女警官是可以的，因为作为同伴她至少可以告诉你出去徒步旅行一下。可是，和百姓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可能在警察面前玩花招的人，你得小心。你也不想伤害自己或证人的利益，但我对此感兴趣。
不，我并非本性多变，仍然热恋着贝思。我问怀特斯通女士：“可以用你的电话吗？”
“当然，就在那边。”
我走进邻室，好像从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一样。这是历史协会的工作套间，完全现代办公条件，包括档案柜、复印机等等。我拿起其中一个桌子上的电话，拨通我的留言机。只有一条消息，一个男声说：“柯里侦探，我是南侯德县警局的柯林斯警探。彭罗斯警探叫我打电话给你，她正参加一个长会；说她今天下午不能见你，晚上或明天她会打电话给你。”到此结束。我挂上电话，环顾办公室，一个桌子下面有条皮带，很可能是怀特斯通女士的。
我回到图书馆，但没有坐下来。
爱玛·怀特斯通看着我问道：“出了什么事？”
“没有，我们谈到哪儿啦？”
“不知道。”
我看了看表，然后问她：“午饭时能接着谈吗？”
“当然。”她站起来，“首先我领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房子。”
她真的带我一间间看过去。楼上大多数屋子用于办公、储藏、展览和档案存放。但有两间是古色古香的卧室。爱玛介绍说一间是十八世纪中期造的，另一间和整个房子同时建于十九世纪中期。她又说：“这房子由一个在南美洲创业的航海商人建造的。”
“种植可卡因？”
“不，别傻了。他从巴西购买次等宝石，名叫塞缪尔·法恩斯华斯船长。”
我向下按了按那个凹凸不平的床，问她：“你在这儿打盹？”
她微笑道：“有时候，这是羽毛床垫。”
“白色的装饰羽毛？”
“可能是，据说已经用光了。”
“它们又大大复归了。”
“每个东西都在复归。可恶的鹿吞掉我的杜鹃花。”她领我走出卧室说，“你说过想看档案。”
“对。”
她领我来到一间大号房子，以前可能是卧室，现在则放满了档案柜、书架和一张橡木条桌。她说：“我们有早到十七世纪中叶的书籍和文件的原件，有契约、信件、遗嘱、法令、布道书、军令、商店宣传单和航海日志，有一些吸引人的东西。”
“你怎么干上这一行的？”
“嗯，我猜这与我在此地长大有关，我的家族可以上溯到最早的殖民地定居者。”
“我希望你不是玛格丽特·威利的亲戚。”
她笑道：“与我们家族有些关联，你不喜欢她？”
“无可奉告。”
她接着说：“档案工作一定有点像侦探工作。你想——很多谜和问题等待回答，许多东西等待发现，你不觉得如此吗？”
“我同意，既然你提到这一点，”我说，“实话告诉你，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想当名考古学家，有一次还找到一枚毛瑟枪弹，在附近什么地方记不清了。”我又补充道，“现在我身体弱，年纪大了，也许应该做做档案工作。”
“噢，你并没怎么老，你可能会喜欢这项工作，我可以教你读档案。”
“不是英语吧？”
“是英语写的，只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古英语可能难懂，拼写糟透了，手稿有时很难解读。给，看看这个。”她把桌上的一个大活页夹递给我，里面装有旧羊皮纸的几张塑料唱片套。翻到其中一页她说，“读读这个。”
我弯腰仔细看着书里的那张褪色的稿纸，读道：“亲爱的玛莉，不要相信关于我和法恩斯华斯太太的传言，我对你诚信忠贞，你呢？爱你的丈夫乔治。”
她大笑起来：“上面可没这么说。”
“看上去像这样。”
“来，我读给你听。”她把夹子拉了过去，说，“这是一封一个叫菲利普·雪莱的人写给钦命总督贝拉蒙特公爵的，时间是一六九八年八月三日。”她把那封我无法破译的信读给我听，里面尽是“老爷”、古语的动词“有”和“您卑下的仆人”这类话。那家伙在抱怨处理一块土地纷争时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我是说，这些人横渡大洋来到新大陆以后仍然有在萨斯沃德时一样的苦恼。
我对怀特斯通女士说：“很感人。”
“这有什么，你可以在几个月内学会，我用两个月教会了弗雷德里克，现在他连注意力间距都没有了。”
“真的。”
“语言并没有手稿和拼写那样难。”
“对，”我又问她，“你能给我一份会员名单吗？”
“当然。”我们走进办公室，她给我一本乎装的会员通讯录，然后穿上便避。
我问她：“你怎么得到这份工作？”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这种工作令人厌烦。也是弗雷德里克出的一个往上爬的馊主意。我本是这儿的档案保管员，我很乐意这份工作，后来他提议我当主席。弗雷德里克想什么就能做成什么，而且我还是个档案员、卖花女兼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主席和档案保管员。”
“你饿不饿？”
“当然，我给花店打个电话。”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在四周转了转，听见她轻声说，“下午我可能回不去。”
不，怀特斯通女士，要我说你是可能回不去的。
她挂上电话，我们下了楼。她又说：“我们这儿有小型招待会和晚会，圣诞节聚会很不错的。”
“这使我想起——你打算周六参加托宾先生的晚会吗？”
“也许，你呢？”
“我想我会去的，作为一项职责。”
她建议道：“你为什么不在众人面前逮捕他，用手锗将他带走？”
“听起来有意思，只是我认为他没有做错什么事。”
“我确信他做错了事。”她将我带到前门，外面天气暖和多了。
她锁上门，摘掉那张留言条。我说：“我来开车。”
我用遥控装置启动车子，她说：“这倒不错。”
我说：“远距离引爆汽车炸弹才不错。”
她笑了起来，我可没有开玩笑。
我们钻进我的车。我开始倒车，有意让车门半开，那个女性声音又响了：“驾驶员的边门处于半开状态。”
爱玛说：“这可不怎么样。”
“我知道，听起来像我的前妻。我真想杀死它，我指这个声音，不是前奏。”
爱玛一边摆弄着计算机按钮一边问我：“你离婚有多久？”
“其实十月一日才正式生效，我同时在努力避免通奸和重婚。”
“应该不难。”
我可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这时我将车开出停车场，我对她说：“想去哪儿？你选个地方。”
“我们干吗不保持这份情调找家历史名馆？韦恩将军酒店怎么样？你知道它吗？”
“知道，不就是约翰·韦恩的家吗？”
“别傻了，是疯子安东尼·韦恩，他葬在那儿。”
“怎么疯的？凹凸不平的床垫？”
“不……你不懂历史吗？”
“毫无道理。”
“疯子安东尼·韦恩是一位革命战争时期的将军，领导过格林山的童子军。”
“对，他们的口号是‘我的心在燃烧，你正坐在我的水管之上。’”
爱玛·怀特斯通沉默片刻，我知道她在考虑自己是不是选择对了。未了，她说：“在野猪岭上，我会给你指路的。”
“那好。”看来我们要去一个坐落在野猪岭地方的韦恩将军酒店。我是说，自己能有这个心思吗？不挂念曼哈顿吗？很难说。我要有钱就可以两者兼顾，可我没有许多钱。这使我想起托宾事实上也没多少钱。过去我一直忌妒他，以为他幸福到极点——葡萄、女人和金钱——原来他什么也没有。更糟的是他还欠了债，对于像托宾这种人来说，失去这一切等于失去生命。他也许就要死了，可还没有，而汤姆和朱迪却死了。有联系？也许，这显得有趣得很。
但是时间对我来说已不多，也许还能冒充四十八小时的警察，然后将被关进南侯德警局、纽约或者萨福克县警局。
怀特斯通女士在我沉思的当儿指引起路来，最后她问我：“关于病菌的事他们对我们说的是实话吗？”
“我想是的，不错。”
“和细菌战有关吗？”
“不会。”
“还是毒品？”
“我不能确定。”
“偷窃？”
“看上去像，但我认为和被盗的疫苗有关。”谁说我不是个团队合作者？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摆出这些官方的废话。我间她，“你有其它想法？”
“没有，只是感觉戈登夫妇被杀有某种我们不能理解的原因。”
正是我所想到的，一个聪明的女人。
我又问她，“你结过婚吗？”
“结过，当时上大学二年级，年纪轻轻，一块过了七年。”她又说，“加加看，离婚也有七年了。”
“你二十五岁。”
“你怎么得出二十五岁？”
“难道是四十二岁？”她说：“向右转，我这边。”
“谢谢。”
这是个令人愉快的驾车经历，很快我们就到达野猪岭——却是伸进海湾的一个半岛。有些位于拿骚角的东北部，有时也叫小猪岭。
我注意过这一带地名主要有三个来源——取自当地美国人、英国定居者和房地产经纪人的名字，后者的地图上常有他们自己造的好听的地名，用来代替像野猪岭这样令人发笑的称呼。
我们又路过一个叫卡斯特研究所的小型天文台，威利夫人曾跟我提过。我还了解过这家天文台和它对面的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的大致情况。
我问爱玛：“戈登夫妇对天文学感兴趣吗？”
“我不清楚。”
“你知道他们从威利夫人处买过一亩地吗？”
“知道，”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不是个好交易。”
“为什么他们要那块地？”
“我不知道……我一直没搞懂。”
“弗雷德里克了解这个情况吗？”
“知道。”她把话题转到周围环境说，“那边是怀特斯通家族最早的房屋，建于一六八五年。”
“还是你家的？”
“不是，但我打算把它买回来。”她又说，“弗雷德里克本可以帮我忙，可是……后来我意识到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富裕。”
我没做评论。
拿骚角、野猪岭等类似的地方大多是村舍，还有一些较新的周末度假屋，其中许多用灰瓦盖得古色古香。爱玛说有些田野从殖民地时代起是公共草地，而且到处是树林。我问道：“印第安人友好吗？”
“现在没有印第安人。”
“全走了？”
“全走了。”
“除了康涅狄格州的一部分人在这儿和拉斯维加斯开办了最大的赌场。”
她说：“我有一点土著美国人的血缘。”
“真的？”
“真的。许多旧家族都这样，但他们并不张扬。有些人来找我实际上想从档案里勾掉那些亲戚。”
“不可思议，”我知道有个政治正确的评论方法，可每次我尝试它时，结果都告吹。我是说，这东西每周都在变化，只有一条我用起来没有问题，“种族主义者。”
“由种族引起的，没有必要说成种族主义者。不管怎样，我不介意谁知道我有印第安血缘，我外曾祖母曾是科翘哥族人。”
“嗯，你肤色很好。”
“谢谢。”
这时我们朝那间有着白色护墙板的高大建筑开去，周围是几亩林地。事实上记得我孩提时曾见过这地方一两次。至今脑海里还存有这些童年记忆，如同夏季的静物画，又有点像从取景器中看雪崩一样。我对怀特斯通说：“我想还是个小孩时曾和家里人来这吃过饭。”
“很可能，有二百年了，你多大？”
我没理会她接着问道：“食物怎么样？”
“因人而异。”她答道，“环境不错，偏离大路，没人会看见我们，不会招来非议。”
“想得周到。”我把车开进砂砾车道，停下来，又啪地一下打开车门，发动机还没有熄。这时一阵小铃声响起，车的图式系统又显示出车门的半开状态。我说：“嗨，你关掉了那个声音。”
“我们不想要你前妻的声音厌烦你。”
我们下了车走向酒店。她挽起我的手臂，这令我感到惊讶。
她问我：“你什么时候下班？”
“现在。”
18
午餐真是令人愉快至极。餐馆里几乎没什么人，再加上它新近才装修过，所以你可以让想像力尽情驰骋，让时光倒流到1784年，疯狂的安东尼·韦思重重地跺着脚，要人给他上格洛格烈酒，或诸如此类的事。
食物基本上都是美国风昧的，很实惠，一点也不花哨，很适合我的大胃口。而爱玛·怀特斯通也是个实在的美国姑娘，一点也不滑头，这也很合我的口味。
我们不谈论这起谋杀案，也不谈托宾，或是任何令人不快的话题。她的确精通史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