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回忆说，长沙熙来攘往的人群使毛泽东“兴奋得讲不出话来”［9］。当时长沙有80万人口，气候炎热，缺少特色，又脏又乱。在1904年辟为通商口岸和外国通商后，长沙有些繁荣了，并且日益成为反抗清朝廷革命的堡垒。
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报纸。在这之前，他只知道印刷品是了解历史的窗口，可是报纸上讲的都是当今发生的事件啊！
《民立报》是孙中山鼓吹民族主义的喉舌。毛泽东从这份竖排版的报纸凌乱的栏目中看到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起义是由一位湖南籍革命者黄兴领导的。他回忆说：“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内容。”［10］
毛泽东受到了鼓舞，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毛泽东在回忆他那篇贴在校门口墙壁上的充满激情的文章时说。他主张新政府应由维新派和革命派组成，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这和一个20世纪末的美国青年出于统一的热情呼吁美国政府应由杰克·凯姆当总统，奥普若·温弗瑞为副总统，Al？郾戈尔为国务卿一样天真。）
英雄仍然是17岁的毛泽东崇拜的对象。但是，君主不再在他所崇拜的英雄之列。在一次激进的行动中，他成为全校第一批剪辫子［11］的学生之一。为了反清事业，他和另一个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催促原先曾“相约剪辫子”而后来又后悔的10个同学，用剪刀强行把他们的辫子剪掉。
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只待了四个星期。1911年10月，武汉城里的革命军向清朝发起了进攻，统治了中国267年的最后一个王朝崩溃了。一个月内，革命军占领了17个省，清廷统治中国的时代过去了。
长沙宽阔的林荫大道上忙乱纷纷，群情高涨。政治脱离了旧的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新的轮廓。课本被暂时丢到了一边，学生们不再去写古文了，而是书写一些要求美好未来的标语。
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来到学校向学生发表演说，承诺要开创一个新时代。毛泽东听后非常激动，他决定“参加革命”。［12］他花了五天的时间来规划自己的生涯，之后参加了湖南革命军（即新军）。
毛泽东在长沙每月的饷银是七块大洋，两块用于伙食，其余大部分都用来买报纸。毛泽东看报纸时全神贯注，将其奉为至宝。他买的都是些左翼报纸；媒体是一种信息来源，因为报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崭新的工具。
在《湘汉新闻》上，毛泽东看到曾留学日本的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
那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是指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士兵毛泽东却深为所动，他热情洋溢地写信给以前的同学，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概念，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
流浪生活
在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化的时期，半知识分子总是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军队，毛泽东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半知识分子的特征。毛泽东不愿参加学生组织不只是因为自己年龄大，而且还是因为他对教育一直存在着矛盾心理。
毛泽东担心学校生活对他的影响。作为毛顺生的儿子，他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像一名有教养的绅士。他喜欢那些没有文化的士兵把他看作学问人。他后来回顾说：“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13］他为士兵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纸。
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泽东却是从到营房来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泽东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身份，他回忆说：“但我是个学生，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买。”［14］他的父亲虽有绝对的权威，但始终未能把泽东培养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毛泽东在回忆1912年春天时说，“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15］孙中山已和袁世凯达成妥协，袁是个阴险的铁腕人物，他表面鼓吹共和，内心却留恋中国过去的帝制。革命的军事对峙阶段已经结束。
毛泽东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生活。在军队那段时间，他没打过仗，只是给长官们办些杂事。他之所以当兵，是因为他认为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中会起重要作用。他在与一位朋友的交谈中激烈抨击孔孟之道：“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16］
连长和排长们都劝他留下来，但是当他认为军队不再是时代的先锋时，他突然离开了。这位18岁的半知识分子决定重返学校。
去哪所学校呢？毛泽东拿不定主意，于是他查阅《湘汉新闻》和其他报上的招生广告。学费到哪里去找？家里捎来信说，到现在泽东必须谋份差事了。
这个曾经的士兵住进了很便宜的“湘乡会馆”，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流浪生活。
一个警察学堂的招生广告吸引了毛泽东，但他也喜欢一个开设肥皂制造课程的学校，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中国的清洁、文明有益吗？这两个学校他都报考了，但是即将开学之际，他又退了出来。
他又报考了另外两所学校，政法学堂和商业中学，他指望这两个学校对家里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从他父亲那儿弄到学费。
毛泽东在第一次谈到他给父亲写信要钱时说：“我向他们描绘了我未来的美好前程，我说我会当律师或做大官。”［17］还没等到家里回信，这位犹豫不决的青年对这两个学校又失去了兴趣，当然也又一次搭上了报名费。
毛泽东不断地接受同学的劝告，今天听这个的，明天又听那个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他什么都想抓住，结果一无所获。
不久，毛泽东瞄准了一个目标，他花钱报考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毛顺生同意支付学费，“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17］，年轻的毛泽东坐下来学习经济。
他起初肯定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很多课程和教材都是英文的。他的英文并不好，只是在东山高小时学了点入门的知识。
毛泽东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18］
不名一文，邋里邋遢，毛泽东无所事事地混迹于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用他那发呆的大眼睛盯着报纸。干什么去呢？
毛泽东一度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他反求诸自身（其思维我们无从得知）。他坐在人生的高处，俯视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他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19］
湖南省政府军的军火库爆炸，烈焰熊熊，他和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这支军队。但是现在，他以旁观者取乐的口吻说：“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 ［20］
一天，三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东，他正独自专注而平静地在城墙的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毛泽东从冥思中回到了现实，四人一起去喝茶、吃瓜子。
这三个青年在社会地位上都比毛泽东高一等，其中一个常常借钱给他。对于政治，从世故的角度来说他们比他更懂。一位姓谭的青年是大官的儿子，他说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当另一个学友说一些俏皮话来揶揄谭时，毛泽东不再闷声不语了，他激动地说：“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吧！”谭继续解释，对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毛泽东被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他深思着，就像凝视长沙的红屋顶时那样。［21］
表面上看来优柔寡断的这个流浪者，实际上似乎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世界观。
他又踏进了另一所学校的大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6个月之后就离开了。他对考学已很自信，在报考第一中学的考生中，他名列前茅。
也许有些自鸣得意，毛泽东对学校作了两点批评：“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生厌。”［22］这很能说明年轻的毛泽东的性格特征。
一位教员借给毛泽东一本很有趣的官方史书———《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为他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跳板。和课堂上讲的东西相比，他更喜欢这些谕旨、法令以及皇帝的御批等等。于是他决定自学一段时间。
好像6个月是毛泽东兴趣转移的自然跨度，他整天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时间也是半年。
他总是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只是中午出去买个烧饼或几个包子当午饭。
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了扩大知识面，他又转涉小说、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改良派严复新近翻译的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的名著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毛泽东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就熟悉了后两位思想家。
他凝视着挂在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堪舆图》。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地图：中国只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与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
他笑着对爱弥·萧说，在省立图书馆，他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23］他后来认为，这半年的书海生涯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
在不得不和别人共事时，毛泽东表现出一些猴气；但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他又会很有虎气。
毛泽东每晚都回到“湘乡会馆”，这里住满了当过兵的人、学生、过路客和一些虚度时光的闲荡汉。
有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场武斗，士兵们袭击并想杀死学生。毛泽东此时似乎仍带着点道家自我保护的思想，而不像一位挺身而出的公民。他回忆那个血腥的夜晚时说：“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24］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房租是不能用读书的热情来交付的。不久，经济上的拮据迫使毛泽东又去查阅广告栏。他偶然发现了教书，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吸引了他：免交学费，食宿便宜，毕业后会成为一名教师。
毛泽东的两个朋友也力劝他进这个学校，他们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时帮助他们，毛泽东答应了，便写了三篇文章。“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替朋友写文章的行为是不道德的。”［25］他回忆说。他认为这是友谊，他很高兴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能，就像在军队时那样。
三篇文章使他们都考进了这所学校。［26］家里同意了毛泽东的选择并给他寄来了钱，听凭兴趣、率意而为的时代已经结束。在23年后毛泽东回想起当年这段漂泊无定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说：“从此抵制了所有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引诱。” ［27］
政局变得更糟，袁世凯丧心病狂，企图恢复君主制，并要登基当皇帝。在这个银样镴枪头的新复古派和孙中山领导的立场动摇而又松散的激进派联盟间互相角力造成的紧张气氛中，军阀们悄悄登场了。在长沙，一名军阀谋杀了两位在1911年起义次日上台的激进派领袖。到1917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
日本在蚕食中国，但是没有人出来组织全国性的反抗。军阀乱于国内，列强迫于门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猪产量十年内下降了一半———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悲观绝望的想法。
中国虽已脱去旧的外壳，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生。
这一切现象对毛泽东来说不是坏事。他还是需要冷眼旁观思索，而不是要去做些什么。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段早年的课堂笔记道出了他学习的乐趣：“有了什么念头就随时记下来，头脑里有什么想法就高兴地表达出来，有助于保持平衡。”
毛泽东和其他400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一道入了学。学校两层楼的圆柱、拱顶和庭院完全仿照英国殖民地建筑的风格（其实是日本式的建筑翻版）。
和中国的一切高等学府一样，第一师范也是一所新学校，但它的设备和条件都不错，而且优秀的教员们继承了湖南的学术传统。
第一师范的外墙上写着校训：“实事求是”，所谓的“事”和这里的建筑一样是中西兼顾的。毛泽东上午读中国历史，午休时间看德国哲学。
毛泽东仍然精瘦，更显出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在聚会时更是很少说话。
通过许多课程的学习，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路。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他在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遇到了一个观点，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解释的：“一则美国的格言说‘吾国说对即对，吾国说错即错’。”他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并对折中主义有很高的兴致。他在给萧瑜的一封信中说：“耶稣被断章取义了，这样做的人未必有罪，即便真的有罪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也不足挂齿。”［28］
毛泽东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在第一师范，他既有足以称道之事也有有失颜面的事。一次他读书到深夜，被子靠油灯太近，引起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到这位同学家，劝说他的父母放弃他们的安排。
在第一师范，人们很少呼他的名———泽东，而是叫他的字：润之，其意思是“施惠”或“润泽”。
毛泽东对于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连碰都不碰，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对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他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得100分。
完全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