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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种坚定不移的自由理论不能完全满足于财产赖以保持的实际制度。科布登的信徒们已经强调的第一个攻击点，是自由交换土地的障碍。无地的人要获得土地，过去不容易，现在仍然不容易，科布登及其信徒们以自由契约的名义竭力主张廉价和不受妨碍的转让。但是可以提出一个更严厉的批评。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某些土地更加有限。只要供应有限，垄断就总是有可能，自由竞争原则就是要向垄断开战。在科布登本人看来，土地自由买卖是商品自由买卖的补充。但是对土地垄断的攻击可以走得更远，可能使热衷于原则的个人主义者同社会主义敌人在并行线上走相当一段距离。事实上，亨利。乔治学派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个学派主张竞争，但是只能在一切人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要获得这个基础，必须把社会制度中的垄断因素全部肃清，其中土地私有制是最重要的。它认为，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国家吸收垄断价值的一切因素才能实现。只要一样供应有限的对人们有价值的东西落入私人之手，垄断价值就会自然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就失败了。除非需求受到限制，物主是不受约束的。物主可以索取一个与他自己付出的劳力毫不相干的价格。除正常的工资和利润外，他可以从他人的需要中榨取一种剩余，这有一个名称叫经济收益。物主还可以保持他的财产，不让别人使用，直到这样财产充分增值，从而提高他最后获得的利益，使社会蒙受重大损失。
在我国，垄断有三类。第一类是土地垄断。例如，城市房租不仅代表建筑成本，也不仅代表建筑成本加地皮（如果需求的那种地皮的数量不受限制），它在供不应求情况下还代表地皮的价格，就是说，那里存在着一种垄断因素。地皮价值——一幢取决于其位置的房屋或工厂的实际价格——直接因这种垄断的程度而异。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人认为这种价值不是地主创造的。它是社会创造的。它一部分应归功于国家因人口增加和城市生活兴起而获得的总的发展，一部分应归功于该地区的发展，也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把纳税人的钱直接用于卫生和其他改善设施使得人们能在该地区居住、工业能在该地区兴旺发达。社会直接地和间接地创造了地皮价值。地主获得了这种价值，并在获得的同时，能够向任何一个愿意付高额租金以求在这块地上居住和兴办工业的人开价。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人纯粹从个人观点看待财产权利，他们认为这种局面不公正，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垄断价值归还给创造这种价值的社会。因此，他们赞成对地皮价值征收最高数额的税。第二类垄断产生于不适用竞争的工业——例如煤气和水的供应、电车服务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铁路服务。在这些方面，竞争即使不是绝对不可能，也是浪费的；另外，按照严格个人主义的路线，如果这些工业被允许落人私人手中，老板就能够榨取比竞争性工业的正常利润更高的收入。他们将会依靠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从垄断获得好处，纠正办法是公共管制或公有制。公有制是更完全、更有效的办法，也是城市社会主义的办法。第三类垄断是国家创造的垄断，例如出售被执照制度限制的酒类。按照竞争观念，用这种方法创造的价值不应落入私人手中，如果垄断是按照社会立场维持的，对有执照场所征收的税就应当这样安排，使垄断价值回归社会。
一直到这一点为止，贯彻始终的个人主义能与社会主义协调一致地工作，事实上，也就是这种局部的同盟为后来的自由党财政确定了方针路线。
1909年的大预算案背后有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见联合力量的支持。可以补充说，另外还有第4种会受到同样的双重攻击的垄断，但是在英国比在美国听到得少。这种垄断在容许竞争者达成协议的竞争制度下有可能实现。强的一方可能迫使弱的一方就范，或者若干力量相等的人可能同意一起干。这样竞争可能落空，工业可能逐个变成托拉斯或其他联合，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卡尔·马克思预言这些联合是瓦解竞争制度的特定方法，它们在英国一直是被自由贸易抑制的。在保护贸易政策下，它们构成了当代最紧迫的问题。举例说，甚至在英国，铁路也正在迅速向联合制发展，其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其直接结果是垄断，其肯定结局则是国有化。
因此，个人主义在解决现实问题时，与社会主义相差无几。我们再一次发现，要维持个人自由和平等，就必须扩大社会控制的范围。但是，要贯彻自由主义的真正原则，实现社会自由和权利平等，就必须作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决不可把任何财产权利看作不言自明。我们必须看它们的实际作用，并研究它们如何影响社会生活。我们必须问：如果我们能够废除对有限供应品的一切垄断，是否还应该处理造成社会不公和工业失调的一切原因，是否还应该把从事血汗劳动的工人拯救出来，使每一个人从事一天诚实劳动能获得合理的酬报，并防止一人利用经济上的优势靠牺牲另一人的利益来捞取好处。我们必须问：社会权利与个人权利之间是否已经具备公正划分的基础，从而充分了解国家的恰当目的以及税收的合理基础。这些问题使我们接近基本原理，要从事那一部分讨论，最好进一步简要叙述自由主义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历史性发展。
第五章 格莱斯顿和密尔
从19世纪中期起，英国自由主义史上闪耀着两个伟大的名字：行为界的格莱斯顿①和思想界的密尔②。他们两人有很大不同，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具有使他们的头脑对新的思想观念保持清醒和开放这一莫大优点，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最后都进一步对社会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
①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油和4届首相，曾多次倡导实行一些改革，如1881年提出爱尔兰土地法案，使爱尔兰农民得到好处，1884年提出使农村选区的选举人数增加一倍的改革法案。——译者
②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译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詹姆斯·密尔之子，实证沦者和功利主义者。——译者
1846年，格莱斯顿当时还是保守党员，但是他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接受庇尔③的领导，摆脱了老的传统，在此后许多年内，他最显著的政绩是完成了科布登的财政解放政策。在实行这一项政策的过程中，他同上院发生冲突，1859年1860年由于他的积极斡旋，才使下院免于屈辱的投降，并使下院的经济优势一直保持到1909年为止。在1860年以后的10年中，他力主扩大选举权，1884年是他的政府把代议制原则扩大到27年后所处的程度。在经济领域里，格莱斯顿总的来说，一直恪守他从中年开始所信奉的科布登原则。对于80年代未出现的“新联合主义”以及半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他并没有好感，事实上，两者对他正在进行的政治工作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逆流。然而，在爱尔兰土地法案上，他开始了一项新的政策，在一个双方条件相差悬殊的典型事件中抛弃了契约自由。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思想家，对具体的正义富有热情，这就足以使他勇往直前。他疾恶如仇，从多方面对暴政发动无情的战争。
③庇尔（1788—1850）：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译者
但是，他最有创见的工作是在帝国关系领域内完成的。被恶意诬蔑的马朱巴协议①是一个正义行为，但为时过晚，未能永久性地消除祸害。最了不起的是政治家的勇气，他在那个时候能够完全依靠民族自由和国际公平交易的固有力量。在爱尔兰事件中，格莱斯顿又一次依靠同一些原则，但是需要有另一种力量来取得成功，这种力量是任何人都指挥不了的，亦即时间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格莱斯顿是个开路先锋。他的原则和科布登不尽相同。他不是一个不干涉主义者。他代表希腊采取了行动，也差点代表亚美尼亚人采取行动，他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荣誉，并防止一个可怕的错误。格莱斯顿的原则可以说是与马基雅维里、俾斯麦以及每一个外交部的实践相对立的。外交部的办事原则是：国家的理由证明一切事情都是正当的，格莱斯顿的办事原则是：除了已经被人类良知证明是正当的事情以外，任何事情都不能被国家的理由证明是正当的。在他看来，政治家不仅要维护他的国家的物质利益，而且还要维护国家的荣誉。政治家是世界的公民，因为他代表他的国家，而国家是世界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他必须承认权利和义务，正如任何其他人类组织的代表必须承认权利和义务一样。从未划定过一条线，越过这条线，人类的责任就告终止。从未有过一个鸿沟，跨过这个鸿沟，人类受苦受难的呼声就听不见，屠杀和酷刑就不再可恶。还有，人应该像爱国者一样承认：一个国家要变得伟大，不仅可以通过把地图绘成红色，或者把其贸易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也可以通过作为正义的先锋、被压迫者的救星、自由的老根据地，使国家变得伟大。从谴责鸦片战争，揭露那不勒斯监狱黑幕，直到在君士坦丁堡大屠杀次日最后一次露面，这就是格莱斯顿力求传达的信息。他走在时间前面。他并不总是能在他自己的内阁里维持他的原则，他一隐退，世界似乎又回到了老路上。他自己的党在很大程度上向对立观点屈膝投降了。另一方面，细心而不抱偏见的批评家会承认他老年时的主要对手索尔兹伯里勋爵吸收了他思想的某些精华，在其影响下尽力使国家免于帝国主义的极端行为，而他的信徒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则利用其短期执政的权力改变了在南非的种族统治政策，并证明了格莱斯顿对政治自由复原力量的信任的价值。还可以补充说，如果从那时以来，犬儒主义一直在国际政治中守住阵地，这与其说是野心的犬儒主义，不如说是恐怖的犬儒主义。在我们的对外关系中，恐惧已代替想像作为动力；迹象表明，目前恐惧已用尽了力量，终于正在让位给理智。
①马朱巴协议：1881年2月27日，英军在南非马朱巴与布尔人交战，大败，遂签署马朱巴协议，德兰士瓦接受英国统治，英国则承认德兰士瓦独立。——译者
在其他方面，格莱斯顿与其说是一种知识力量，不如说是一种道德力量。他提高了整个公共生活的水平。通过习惯性地动员人们最优秀的品质，他加强了公共责任感，半无意识地为更充分运用社会良知铺平了道路。密尔也是一种道德力量，他的著作的最持久的影响更多地是一种性格的结果而不是智力的结果。但是，代替格莱斯顿的活力和实干能力，密尔具有一个终身学习者的品质，他独自一人将新老自由主义之间的空隙连接起来。他虽然是喝边沁主义乳汁长大的，但是从未真正放弃他父亲的基本原理①。他坚持不懈地使这些原理。同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结合起来，研究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为了保持它们内容中真正健康和宝贵的东西应如何把它们加以修正，正因为如此，密尔是世界上最容易被判定为不一致、不完整、缺乏全面系统的人。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一致的、完整的、全面的系统都消声匿迹了，他的著作却长存不朽。
①其父名詹姆士·密尔（1773—1836），一译穆勒，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译者
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密尔不能求助于任何可使之与公共利益对立的个人权利。他的方法是说明公众的永久利益是同个人权利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公众的当前利益会通过忽视个人权利来实现。但如果一切都照当前利益来办，那就既不会有权利，也不会有法律。社会生活中将没有固定规则，也没有任何人们可赖以指引其行为的东西。因此，对一个功利主义者来说，权利问题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哪一种作为原则问题提出的要求值得社会承认？什么是社会兴旺发达的永久性条件？关于自由，密尔的回答对准决定社会生命的道德力量或精神力量。第一，尤其是关于思想和言论自由，社会需要光明。真理具有一种社会价值，我们决不可以自以为已经拥有完全的和决定性的真理。但是真理只能根据经验在思想界和行为界予以追求。在实验过程中，有无穷犯错误的可能，因此自由追求真理必然产生摩擦和浪费。传播错误是有害的，如果纠正错误，这种害处就可避免。但是只能用合理说服的方法来纠正错误，任何其他方法都是通过杀死病人来治病。它麻痹追求真理的自由。不仅如此，诚实的错误还含有一种积极的价值，使它高于勉强接受的真理。就错误是诚实的而言，它产生于心灵在局部的、不完全的经验基础上的自发活动。它是经验的解释，尽管是一种错误的解释，而权威强加于人的信条却根本不是经验的解释。它不包含个人的努力。它的盲目接受说明意志退避三舍，智力黯然失色，变得迟钝。
这番道理并不以人容易犯错误为依据。它以全部力量向那些确信自己拥有决定性的、完全的真理的人呼吁，要求他们认识到，要把这种真理传播给他人，不能借助物质手段，而只能依靠精神手段，如果他们把肉体威胁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或者把名利作为一种劝诱手段，那未，他们不仅毁坏了真理的成果，而且还毁坏了产生于人们内心的真理的根源。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人类信念的实际历史，这个论据就有了更多的力量。一个懂得思想发展过程的正直的人会承认：甚至对他最重要的信条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