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是一种获得正义的可靠方法。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和社会条件，“有色”人只能照他的主子吩咐的那样去投票；如果要让所有的人都享有基本权利的话，一种像我们的某些直辖殖民地所实行的半专制制度倒可能是最好的。另一方面，一个统治阶级或统治种族最害怕的是没有公民权的人吵吵嚷嚷地要求政治权利，而对于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这恰恰是在缺少直接经验情况下相信他们适宜行使公民责任所能有的最有力的理由。民主主义者欢迎没有公民权的人所流露的不满，认为这是觉醒中的对公共事务的兴趣的最好证据。官僚们最害怕社会最终分裂，民主主义者却一点都不怕，因为经验已向他充分证明自由、责任和正义感所具有的愈合力。再者，民主主义者不能是一个单单为自己国家着想的民主主义者。他不能不认识到国与国之间复杂微妙的相互作用，这使得民主政治在每一个地方的成功或失败都影响到其他国家。近年来，最使西欧自由主义欢欣鼓舞的，莫过于亚洲国家的政治觉醒的迹象。到昨天为止，白种人成为世界其余地方主宰的最终“命运”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其结果可能是，无论民主政治在一个西方国家内发展得多么快，它永远会遇到这个国家与其属国关系中的相反原则的对抗，而这个矛盾，凡是悉心研究我国政治体制的人都不难看出，是对国内自由的一个持久威胁。亚洲从君士但了堡到北京的觉醒是当代最伟大、最有希望的政治现实，而当英国外交部与其他国家合谋把波斯自由扼杀在摇篮里，为了最无情的暴政利益而粉碎一个白种民族的自由时，英国自由党人却不得不袖手旁观，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奇耻大辱。
民主主义的事业是与国际主义的事业息息相通的，这种关系是多方面的。今天，民族的骄做、愤怒或野心席卷公众的头脑，转移了对国内进步的全部兴趣。明天，一种恐慌心理又起了同样的作用。利用公众感情已成为一门艺术，两个大党都不以为耻地加以利用，军事理想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军费把公共资源消耗殆尽。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进步又对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进步产生影响。我们的商业对手在工业立法方面的落后早就成为反对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继续前进的论据。相反，当它们超过我们时，就像它们现在经常是的那样，我们可以向它们学习。在物质上，世界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体，它的统一最终必然在政治制度中反映出来。老的绝对主权学说已经过时。今天一些较大的国家展示一种政府里有政府、权威被权威限制的复杂制度，并非不可能的未来“世界国家”必须奠基于一种自由的民族自主，就像目前英帝国内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所享有的那样充分和令人满意。民族争胜将较少地表现在扩大领土或计算兵舰大炮总数的欲望上，而更多地表现为努力扩大我国对文明生活的贡献。正和我们在我们的城市生活的新生中发现一种市民爱国精神，对地方大学感兴趣，对地方工业的规模感到自豪，对曾经创下犯罪和贫穷的可耻记录、如今死亡率在全国最低洋洋得意一样，我们作为英国人将较少关心我们的两艘无畏级战舰可能敌不过德国同样一艘战舰的问题，而更多地关心我们在发展科学、教育和工业技术方面是否比不上德国的问题。当我们从国前人为地引起的、极其虚伪的民族自卑心理恢复过来时，我们甚至将学会对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对统治艺术、对已经创造出现代文明和正在改造现代文明的思想、文学、艺术和机械发明作出的特殊贡献感到骄傲。
自由主义支持民族自治和国际平等，就势必与通常表现的帝国主义观念发生冲突。但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对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对白人中普遍有的统一感情、对四分之一人类承认一面旗子、一个最高领导这一事实所包含的潜在价值漠不关心。就实行自治的殖民地而言，今天的自由党人必须面对科布登以来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和我们在其他方面看到的变化没有什么两样。今天的殖民帝国实质上是老的自由主义所创建的。它建立在自治基础上，而自治是现存统一感情由之产生的根源。我们当代的难题是想出一套办法来更具体生动地表现这种统一感情而不损害它所依赖的自治权利。迄今为止，“帝国主义者”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并巧妙地利用了有利于母国的阶级优势和反动立法的殖民地舆论或表面的殖民地舆论。但是殖民地当中包括世界上一些最民主的社会。它们天然对之表同情的不是保守党，而是联合王国最进步的党。它们赞成地方自治，它们在社会立法方面起表率作用。因此，那里存在着一种民主联盟的政治条件，英国自由党人应予以重视。自由党人可指望使他的国家成为一批自治的民主社会的中心，其中一个社会作为与其他讲英语民族大国连接的天然纽带。新的统一的基本机构开始在帝国议会中形成，其任务是调节帝国各不同部分之间的利益以及组织共同防卫。这样一种联合对世界和平或自由事业都不是威胁。相反，作为一种共同感情的天然结果，它是朝一种不包含对自治理想进行反击的更大的团结前进的步骤之一。它是“世界国家”的规模宏大的样板。
国际主义为一方，民族自治为另一方，是一种社会心理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心理是与形式相对立的民主的实质。但是关于形式本身，最后还必须说几句。如果形式不合适，意志就无从表达，如果没有适当的表达，意志到头来就会遭到挫折和压制，陷于瘫痪。在形式问题上，民主统治（无论是人民直接统治还是代议政体）的固有困难在于它是由多数人实行的统治，而不是全体同意的统治。它的决定是大部份人民的决定，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决定。这个缺点是必须作出决定而又不可能获得全体同意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政治家试图通过对转变过程使用一种属于制动器性质的东西来纠正这种情况。他们感到，要证明任何一项重要的新政策是正当的，必须有一样不止是勉强多数的东西。必须要末有巨大的多数，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选民，要末必须克服一种阻力，这种阻力既能考验作新建议后盾的感情的数值，又能考验它的深度和力量。在联合王国，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制动器——上院，还有几个非正式的制动器——行政部门、法院对民主议案的长期不变的反对、报纸以及我们称为社会的一切。所有这些制动器只朝一个方向开动。对反动没有约束，这种缺少约束的情况随着保守党推行它自己的明确和建设性的政策而变得更加严重。在这种形势下，自由党就开始借助削弱官方制动器的有生力量这一简单方法来对付它，但是，说实话，并没有对它要用来代替的制动器的性质下定决心。对这个问题说几句似乎是适当的。对下院制约的作用是争取重新考虑。保守党领袖们指出构成议会多数的偶然因素是正确的。任何一次大选的纲领总是合成的，比方说，一个选民发现自己不得不从一个其教育观点他赞成的关税改革者与一个其教育政策他反对的自由贸易者之间进行选择。这个缺点可以部分地用比例代表制来纠正，无论违反意愿与否，自由党人发现他们越是坚持下院的真正代表性，就越是朝比例代表制的方向前进。但是，即使比例代表制也不能完全解决选民面临的问题。普通人对他认为最重要、最可能立即提供解决的问题投赞成票。但他总是容易发现自己的期望落空，一届议会实际上是为了一个问题而当选的，却可能着手去处理另一个问题。议会法案提出的纠正办法是搁置两年，认为这样就能进行充分讨论，同时有充分机会让反对意见表达出来。这项提案曾两次提交选民投票表决，并由选民批准，如果有哪一项立法提案曾被批准的话。它应该使下院作为人民的代表能够对国家的永久性体制自由地作出决定。然而，法案本身并不为永久性解决作出规定。因为，让上院的构造保持不变，它就只是单方面的制约，仅仅对一些民主议案起作用，这些议案反正要受常设官员、法官、报纸以及社会的攻击。为了永久性的使用，制约必须是双方面的。其次，搁置的原则恐怕不足以制约一个大而顽固的多数。真正需要的是让人民有机会去重新考虑一项议案。这可以用两个方法中随便哪一个来实现。1）允许上院行使中止否决权，把一项议案推迟到下届议会讨论；2）允许下院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议案，最后让人民直接投票表决。我个人感到遗憾的是，居然有那么多自由党人把公民表决拒于门外。的确，有许多议案是不适宜进行公民表决的。例如，影响一个特殊阶级或特殊地区的议案都容易落空。这些议案在那些主要受其影响的人当中可能获得绝大多数票，但是在其他地方只勉强获得同意，也可能人们对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缺乏直接知识，结果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为了其他一些不相干的目的意图而把议案否决掉。还有，公民表决要奏效，只能是关于第一流的议案，而且只有在极其难得的情况下才能向公民请教。就所有两院分歧无法克服的一般事情来说，现政府可以把议案搁置起来，让下一届议会去讨论。但是另外还有一些紧急的议案、意义重大的议案，尤其是，超越政党的一般界线、我们的制度无法应付的议案，对于这些议案，直接诉诸人民就是最恰当的解决方法①。
①财政议案绝对不适宜进行全民公决，这是无需饶舌的。时政控制和行政控制是并驾齐驱的，使其中随便哪一项脱离下院多数掌握，这不是改革我们的制度，而是把制度彻底毁掉，立法控制情况就不同了。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可以坦然把一项立法议案提交人民投票表决。
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完全从属于下院的公正的上院，它无法接触财政，因而也无法推翻一个内阁，但是能够将一项议案要未提交人民直接投票表决，要末等下次选举的裁决——现政府可两中择一。这样一个院可由人民直接投票选出。但是选举次数太多对民主政治的运转不利，而且难以使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院心安理得地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作为替代方法，可以由下院自行按比例选举，其成早保留两届议会的席位。为了弥合这个变化，本届议会上院半数议员可由目前的上院选举，半数议员在本届议会期满时退下来，由下届下院和今后的每一届下院选举。这个上院将以同样比例反映本届和上届下院，各党之间应保持合理平衡①。上院有充分权利提出合理的修正，也有充分理由在坚持自己观点时保持克制。如果公众支持议案，就会明白下院将会认真予以处理，无论是通过全民公决，还是在一次大选中重新投信任票。下院则应当表现一种和解的姿态。他们不愿被迫把议案搁起来或诉诸于人民。至于他们选择哪一种方法，他们绝对有权自行决定，如果他们解散议会举行大选，把一系列公共议案搁起来，等以后再批准，他们会公正地感到自己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①对这些建议的最佳替换方法也许是一个小的、直接选举产生的上院，逢到发生难以克服的争议时举行联席会议，但不得搁置。很明显，这个建议具有获得保守党一定程度支持的优点。
形式问题就到此为止。但是，民主主义的实际未来是寄托在一些更深刻的问题上的。它是同文明的普遍进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已经懂得，社会的有机性质在一种意义上是理想，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是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一件重要事情在一个方面影响社会生活而不对整个组织产生反应。因此，举例来说，我们不能保持巨大的政治进步而在其他方面不相应地进步。人民如果在工业上处在使他们心力交瘁的条件下，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政治能力。一个民族如果害怕另一个民族或使另一个民族害怕，就不能在充分意义上说是自由的。社会问题必须从整体来观察。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现代改革运动的一个最大的弱点。专门化已渗入政治和社会活动，人们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全部精力用在专门一件事上，而把其他一切需要考虑的事置之不顾。当今世界进步需要的不是这种帮助，也不是这些辩护。我们倒是要向科布登学派学习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对于他们，政治问题的分支是多方面的，但是其实质却是不可分的。那是一个实现自由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他们的自由概念是太浅薄了，要理解自由的具体内容，必须懂得它是以相互约束为依据，并把它作为互助的基础予以重视。因此，在我们看来，和谐作为一种团结的概念能起到更好的作用。我们还必须以同样中肯的理论，同样切合实际的智谋、同样的激励早期激进分子、给科布登的统计学以灵感，并使布顿特的雄辩增添光彩的推动力部使它贯彻始终。我们需要少一些狂热的宗派主义，多一些团结心理。我们的改革家应该学会少依靠即时成功的宣传价值而多依靠深刻但却不大显眼的实践或感情的变化，应该少想捞选票，多想如何使人信服。我们需要那些真正的民主感情之间的更充分的合作，对改革程序达成更多的协议。眼下，由于许多事业在前进中争夺首位，进步受到了阻碍。在这一点上，权力下放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但是帮助更大的将是更清楚地认识到一切自命和自称民主主义者的人进行合作的必要性，这种合作以理解他们自身意义的宽度和深度为基础。这个忠告似乎使性急的人扫兴，但是他们早晚会发现正义女神以她全部的美点燃了一股激情，它也许暂时不会焚烧成为熊熊大火，但将久久地燃烧着，放出温暖人心的热。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