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奢望折磨他；有时候它又给人展现痛苦的未来，让人们预先感受一下痛苦的滋味。读书做学问的结果，将使人的品行遭到败坏，健康受到损害，体质下降，思维变得很呆滞，即使有时候也有所收获，我发现，得不偿失，得到的少，失去的多。
我承认，确有少数几个聪明绝顶的天才能透过遮盖真理的重重烟幕，深入观察某些特殊的人的灵魂；他们能做到不因爱好文学而产生可笑的虚荣心、卑鄙的嫉妒心和其他各种欲念。少数几个具有这种资质的人，是人类的光荣和启蒙的老师。为了大家的幸福，最好是由他们去搞学问。这样做，是符合事物的法则的，因为，如果大家个个都是苏格拉底，科学就害不了他们了，而他们也就不需要科学了。
每一个有自己的风俗，因而尊重法律，不愿意改变自己原来的习惯的民族，应该当心受科学的害处，尤其要提防那些学者，如果相信了他们说得娓娓动听的嘉言隽语，不久以后就会藐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法律。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出现了这种情形，无有不日趋腐败的。风俗中的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化，即使在某些方面是有益的变化，都是不利于风俗的。人们须知：风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只要不受人们的尊重，人们就会按各自的欲望各行其是，一出现这种情况，就只有靠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而法律有时候能约束坏人，但不能使他们变成好人。其次，如果人们一学了哲学就藐视自己的国家的风俗的话，他们不久就会找到逃避法律的窍门，所以我说：风俗之于一个民族，亦如光荣之于一个人。风俗是必须保存的财富，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18）。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腐化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论科学是不是在其中起了作用，为了使人民变好或不让他们变得更坏，就要取缔一切科学或不让人去搞科学吗？我明确表示：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第一，既然人民已经堕落，无法恢复从前的美德，那么，我们努力的方向就不是使已经堕落的人变好，而是防止那些还保有道德的人变坏。第二，使人民腐化堕落的那些原因，有时候还可使人免遭更易败坏人的事情。这好比一个因乱用药物而搞坏了身体的人还得去找医生开药才能保住性命是一样的。科学和艺术固然造成了许多坏事，然而，我们还需要用科学和艺术才能防止坏事变成作奸犯科的罪行，科学和艺术至少可以给坏事抹上一层涂料，使毒气不至于那么容易散发出来。它们败坏了道德，但它们使道德的外衣还留在人民中间（19），这总是一件好事。它们使人失去了刚毅之气，但也使人们变得文质彬彬，讲究礼节。它们虽使人不怕大家说他是坏人，但也使人怕在众人中间成为可笑之人。
因此，我认为，而且我早已不止一次地说过：科学院、大学、中学、图书馆、剧院及其他一切能让人玩得开心、不至于没有事干就去干坏事的娱乐，所有这一切，不仅可以让它们继续存在，而且还要加以扶持，因为，在一个已无好人和好风俗的环境里，与暗中使坏的骗子生活在一起，总比与明火执仗的强盗生活在一起好一点嘛。
我现在要问：培养我认为能使人进步的爱好，错在哪里？我没有说用它们去教化人民行善事，我只是说用它们去陶冶人的心，使人不去做坏事。我们应当用一些无大妨害的事情去转移他们干坏事的心，应当使他们高兴和快活，而不要去对他们讲经说教说空话。尽管我的著作只使一小部分人明白了什么是善，但我已把我所知道的有益的东西全告诉了他们。这对他们的益处，比拿一些只供玩的东西给他们去消遣大得多，因为，只顾玩，就没有时间反省自己了。要是我每天都有一场演出招得大家对我喝倒彩（20），我觉得，那真是太好了。如果我能花这样一个代价使其中的一个观众在两小时内不去打坏主意，不去玷污他朋友的女儿或妻子的荣誉，不去打探他的知交的机密，并早日还他债主的钱，我就心满意足了。当良风美俗荡然无存的时候，切莫一心只想去求助于警察，我们还有音乐或戏剧这两个重要的手段可用嘛。
如果在我的辩解中还有什么没有讲清楚的地方，我是敢大讲特讲，把它讲清楚的，不过，我不是对公众或我的对立派讲，而是对我自己一个人讲，因为，只有自己把自己观察清楚了，我才能判断我是不是这一部分人的一员，才知道我的灵魂是否能承担从事文学这副重担。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搞文学是很危险的，也不止一次地把手中的笔放下，决定洗手不干了。我拒绝了文学的美对我的诱惑，我要用能使我的心感到快乐的事情来使我的灵魂得到安宁。我之所以在我身心交瘁，已经走到一项艰难事业的尽头的时候还敢重操旧业，写点东西来安慰我的痛苦，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为了把我在这方面对文学家提出的批评解说清楚。
我要做一次试验，才能完成我对我自己的认识。这个试验，我毫不犹豫地做了。我把我在文学事业上取得成功时候的心境进行分析之后，我还要从反面加以检验。我现在知道，只要开动脑筋，我就可以置他们于很糟糕的境地。我这个剧本得到这样的命运，是值得的，是我早已料到的。不过，虽然它给我招来了许多麻烦，但我看了演出以后，却对我自己感到很满意。说真的，如果它演出成功的话，反倒不如它演出失败使我感到的满意多。
我现在要对那些热衷于找我的茬儿的人进一忠言，劝他们在批评我言行不一和前后矛盾之前，仔细去研究一下我的理论，并仔细观察我的行为。如果他们发现我在公众当中活动拉选票，或者发现我因为写了几首好听的歌就扬扬得意，或者因为写了几个坏剧本便羞得脸儿发红，或者想方设法损害我的竞争者的名声，或者为了抬高自己和贬低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人物便装模作样地说他们的坏话，或者想到科学院去谋个席位，或者到那些颐指气使的女人跟前去献殷勤，或者满口奉承大人物说的蠢话，或者不愿意用我的双手劳动吃饭，或者看不起我自己选择的职业而去发大财，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他们发现我因为爱名誉便忘了美德，就请他们告诉我，而且要当众告诉我，我向他们保证，我将立刻把我写的文章和书扔到火里去烧掉；随他们指摘我什么错误，我就承认什么错误。
在此期间，我还将继续著书立说、作诗吟诗和谱写曲子，如果我有从事这些事情的才能、时间、精力和意愿的话。我还将继续非常坦率地论述文学的坏处和搞文学的人（21）给人们造成的害处。我可以肯定：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不会小的。是的，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这样说：这个如此公开地与科学和艺术为敌的人也写了和出版了几个剧本呀。我承认，这个话是极其尖酸刻薄，够讽刺的，不过，它讽刺的不是我，而是我生活的这个世纪。
【注释】
（1）《纳尔西斯，或自恋者》是卢梭1731年前后在尚贝里写的一部喜剧，直到1752年12月18日才在法兰西剧院首次演出。卢梭认为演出并不怎么成功，但剧本是好的，因此决定把剧本印出来，并加写了这篇长长的序言。后来，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说，他在这篇序言中谎报了他的年龄；这个剧本不是他“十八岁”时写的。他还说，这篇序言是他的“佳作”之一，他在序言中再次阐述了他过去未曾阐述透彻的一些理论问题。这篇序言，与《纳尔西斯》这个剧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卢梭只是借这个剧本出版的机会，写这篇序言来回答人们对他的指摘，从而结束他1750年的获奖论文《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发表之后挑起的一场大论战。——译者
（2）有人告诉我说，有些人认为我不该把反对我的人称为对立派。我觉得，在一个对任何事情都不敢直言不讳地讲的世纪，那些人的看法似乎颇有道理。我还听人说，在我的对立派中，每一个人都因我只回答别人的反对意见而不理睬他的意见竟大发牢骚，说我不该浪费我的时间去胡思乱想。这些说法，证明了我怀疑已久的事情：他们从未花过时间彼此互相看看各人的文章和听听各人的意见。至于我，我是花了许多工夫去搜集和阅读他们攻击我的文章的。文章很多，从第一篇我很荣幸地成为靶子的文章起，一直到四个德国人的讲道词，我都拜读过。有一个德国人的讲道词开头大致是这么说的：“各位兄弟们，如果苏格拉底再回到我们中间，看看这繁荣兴旺的国家，看看在欧洲（我刚才是说在欧洲吗？）、在德国（我说了在德国吗？）、在萨克斯（我说了在萨克斯吗？）、在莱比锡（我说了在莱比锡吗？）、在这所大学里，科学是多么昌盛，苏格拉底会大吃一惊，并深表敬意的。他将悄悄地与我们的学生坐在一起，恭恭敬敬听我们讲课，不久就和我们一样，脱离他有理由抱怨的蒙昧无知的状态。”他们的文章，我都看过，但只是对其中少数几篇作了回答，即使这样，我也认为回答得太多了。使我高兴的是，有几位先生觉得我的文章写得很有趣，并以受到我的青睐而颇感自豪。至于那些对“对立派”这个字眼感到不快的人，我完全同意对他们不再用这个词儿，但条件是，他们必须给我提供另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不仅适合于那些曾经攻击过我的人（无论他们是写文章攻击我，还是更隐蔽地和更放肆地在女人或文人圈子里——他们知道我是不会到这些圈子里去为我辩护的——攻击我），而且还适合于那些今天还硬说我没有对立派的人。这后一种人怪我看见我的对立派的文章不进行反驳，可是当我进行反驳时，他们又骂我不该那么做。但愿他们允许我继续称我的对立派为“对立派”，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纪，固然是人人都该注重礼貌，但只怪我是菲力普时代的马其顿粗人。
（3）指第戎科学院。——译者
（4）人们在《信使报》1752年8月号上可以找到第戎科学院对一篇我未读过的文章发表的声明，谴责那篇文章的作者谎称该文是该科学院的一个院士写的。
（5）每当我想起我过去的头脑是多么单纯时，我就禁不住好笑。我没念过任何一本伦理学或哲学方面的书，我根本就不相信在这种书中可以看到作者真正的心灵和道德准则。我曾经把这一类严肃的作者个个都看作是谦虚的、睿智的、有道德的和无可指摘的人。我把他们的为人想象成天使似的。要是我能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家，我一定会把他的家看作是圣殿，一直到我最后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这种幼稚的想法才烟消云散。在我的种种错误中，只有这一个错误是由他们帮我纠正过来的。
（6）虽然我说我们的风俗如今已经败坏，但我并未说我们祖先的风俗就是好的，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的风俗现在比从前更坏而已。在人类中有成百上千的腐败的根源，但来自科学的根源最多，流传得也最快，它差点儿就成了唯一的根源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一批批的野蛮人的入侵，造成了多民族的混居和杂处，因而必然使他们各自的风俗和习惯逐渐消逝。几次十字军远征，通商贸易的发达，东印度的发现，以及航海、旅游和其他我难以胜数的原因，使风俗习惯愈来愈乱了。所有一切使各国之间交通便利的发明，带给一个国家的，不是别个国家的美德，而是别个国家的恶习，从而使原来适合于自己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制度的风俗遭到败坏。科学所起的作用并不全是坏的，它也有好的一面。它的坏，是坏在给我们的罪恶之事披上一件好看的伪装，戴一副善良的假面具，使我们对罪恶不产生恐惧。当《坏人》注号 /》这出喜剧第一次演出时，我记得，观众并未看出那个主角就是坏人。克勒翁看起来是一个普通人，人们都说他和大家完全是一样的。这个可憎的恶棍的性格已经暴露得那么明显，本应使那些与他相似的人战栗，但他们却把他只看作是一个平常人。他狠毒的手段之所以让人看起来很文雅，是因为那些自以为是好人的人认为那个恶棍处处都像自己。
① 《坏人》是格雷塞写的一部五幕喜剧，第一次演出是在1747年4月。——译者
（7）莱希普：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8）戴奥吉尼斯（约公元前410—前323）：古希腊犬儒哲学家。——译者
（9）皮罗：约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10）普罗塔哥尔（约公元前485—前411）：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11）卢克莱修（卡鲁士·卢克莱修，公元前98—前55）：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译者
（12）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的鼓吹者。——译者
（13）曼德维尔（1670—1733）：英国作家，著有《蜜蜂的寓言》。——译者
（14）在这里，对于那些指摘我只举古代的例子的人，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热那亚共和国为了要顺顺当当地制服科西嘉人，他们发现，最好的办法无过于在该岛建立一个科学院。要把这条脚注写长一点，当然不难。不过，那样一来，会伤我所爱护的读者的脑筋的。
（15）引自蒙台涅《论文集》卷三第七章。——译者
（16）哲学使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友好基础上的联系日益松弛，这，我不赞成。同样，我也不赞成科学、艺术和一切商品利用个人的利害关系使社会关系变得十分密切。实际上，密切了一种关系，就必然会松弛另一种关系。以上的看法，并不矛盾。
（17）我发现，如今在世上流传着许许多多嘉言隽语，以哲学家的口吻说出来诱惑头脑单纯的人；用这类美妙的言辞来结束争论是很灵的，只需装腔作势地一说就行了，用不着去仔细研究问题。且举一例如次：“无论什么地方，人们的欲望都是相同的；人们到处都受自爱之心和利害关系的引导，因此，各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几何学家提出一个假设，他们反复论证那个假设是对的，然而，他们的假设却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