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伪军校被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接收”移驻保定。张光正征得组织同意后，离开保定经北平辗转至张家口找到自己所属部队。随所部转战华北战场，参加了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的战役。后南下参加了解放舟山及沿海岛屿的作战任务，为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解放后在北京工作。虽然“文革”的特殊时期曾因所谓“海外关系”而被下放“五七干校”，但林彪事件后，他所在的“五七干校”被撤销，得以重返北京工作。新时期后，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封闭了近三十年的大门，他终于和在美国的母亲和弟弟们取得了联系，一家人得以团聚。近年来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笔耕不辍，其编著的《张我军全集》、《近观张我军》、《番薯藤系两岸情》等书，是研究张我军及台湾文学的珍贵资料，为增进两岸人民的了解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应时代的召唤，张光正1945年十九岁时就离开家参加了抗日军队，此后虽然又和父亲见过几次面，但再也没机会像以前一样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了。由于时代的变动，这年他骑车送父亲到南安河村去见八路军干部甄华，从此一别，父子竟天各一方，未能再见。张光正一生都在感念着父亲对他的关爱、理解和支持。他在《悲、欢、离、聚话我家》中记述说：“同父亲最后的分别，是1945年11月9日的早上，我骑车陪他去到西单路口，向他指出将骑车在前面引导他去南安河村的那个交通员，并嘱他一路小心，就目送他骑车离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想到这竟是对他的最后一瞥了。从此，我随清河军校开赴保定，父亲从南安河回来不久就独自回到家乡台湾，彼此再无见面机会。对父亲，我还有很多很多话要向他叙说，也有很多很多问题要向他请教，但这种交流的机会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后来只好努力搜寻他的遗著，从中探求他的思想脉络和求得待解的答案了。”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不能再与父亲相见的憾恨和对父亲的敬重感念之情。
次子张光直，1931年4月15日生于北京。他天资聪颖，从小就继承了父亲好学深思的个性。小学就读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后升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直到1946年高中二年级时离开北京随父母回家乡台湾。回台湾后，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台北，在台湾大学组建考古人类学系。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人类学界的精英荟萃于此。于是张光直考入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4年从台大毕业。1955年考取留美奖学金出国深造，如愿到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1961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77年回母校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1981年至1984年兼任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1994年至1996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获华人考古学者最高荣誉——亚洲学会终身杰出成就奖。一生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国青铜时代》、《商文明》、《古代中国考古学》、《美术、神话与祭祀》、《考古学再思》、《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番薯人的故事》等。在中国青铜时代、商王庙号、青铜纹饰、台湾史前史等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国际考古学界享有盛誉。张光直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与其父亲对他的影响、关爱、理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并且他对人类考古学的最初兴趣就是由父亲张我军启发的。他自己曾说：“我小时候和哥哥一起在父亲的书房睡觉，我们周围有许多书刊。我读了父亲的许多藏书，其中的这本书指张我军翻译的日本学者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迷住了我，使我深深地被考古学吸引住了。”张光正：《别离、重逢到永诀——痛悼二弟张光直先生》，见何标编《番薯藤系两岸情》，台海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51页。关于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一书，我们在本书第六章已经有过介绍。这本深入浅出的科学读本确实对张光直先生起了启蒙的作用，书里面有关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去台湾后他继续读了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在书中，裴先生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1949年在“四六”事件中被捕，其牢狱经历也促使他想要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这些也都是他最终选择人类考古学专业的重要原因。另外，父亲张我军是一个慈爱而负责的家长，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都把家庭的重担放在自己的肩上，而想方设法为家人和孩子创造较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当时一家人回台湾后，张我军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因生活的艰难而让张光直辍学帮忙养家糊口，而是自己咬紧牙关支持儿子报考大学直至赴美留学。张光直逝世后，夫人李卉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张光直一直保存在身边的父亲写给他的十一封家信及临终时的遗嘱，可见父亲在他心中的地位及他对父亲的感情。在这些信和遗嘱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深深的爱。这十一封信是1954年3月22日至1955年7月28日，张光直在台中及凤山接受军训时父亲写给他的。信中自然多是对儿子生活上的嘱咐和关心，随时把家里的一切告诉儿子叫他放心，但更为关心儿子的身体：“你在那里的一切，我们都放心，你的为人我也没有可担心的事，所以我不想嘱咐你什么。只有关于健康一事，必须特别注意，有病须尽早看医生，不可过分忍耐。当然，最好是小心不要生病。”“你功课虽忙，但忙的是筋骨而不是脑子，对身体是有益的。你只须记住‘休息’两个字，忙但必须尽量休息。我切望你能在这一年的锻炼中，以充足的休息配合激烈的运动，炼成一个顽健的身体作为一生事业的资本。你无须为家信而花费太多的时间，一星期有一封也就够了。”“家中事，我尚有力支撑，你大可放心。”特别对张光直考选留美一事，可谓关心备至：“李氏基金奖学金考选留美学生事，今日由台大在《中央日报》刊登通告，兹将通告剪下封入寄去，你可赶办请假手续以便应考勿误。应准备之物（如相片等）亦须预为备妥，并应注意报名考试时间。”“昨夜寄去一信，内有‘李氏基金’考选学生通告广告一份，因未挂号，妈不放心又剪了一份叫我再寄去。兹再封入寄去，收到后立刻回信，以安父母之心。”“今日接到教育部留学考试录取通告，已令光诚抄一份同封寄去。其中最要紧的是必须于十九日（应该是星期二，但原通知作星期一）检查身体。还有限于十八日缴交军训完毕证件，此事与你不知有无关系？……教育部通知不敢寄去，一是怕失落，二是不知你已否返回凤山军校，因为检查身体时必须携带此通知前往，故留在家里比较妥当。万一请假必需（须）教育部原通知时，可立刻叫电话（台北四二九六二）回家，我当尽速亲自送去……”在逝世前一个月，拖着沉重的病体给已去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写信说：“我所切望于你的，是学业进步，人格完成，你须专心做去，家庭的事无须你操心。”在遗嘱中专门嘱咐：“光直，决不许回国奔丧，须待学成。”一颗父亲的拳拳的爱子之心力透纸背，感人至深。
正是张我军的道德人格和他的无私的父爱，使他的四个儿子都能人格健全，各自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做出不俗的成就。张光诚台湾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赴美考入COOPER
UNION美术专科学院深造，后定居纽约；张光朴台湾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赴加拿大UNIVERSITY OF GRALPH读博士学位，后定居芝加哥。二人也都学有所成。
张我军，这个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著名的日语教授和翻译家，他不仅在文学和翻译领域获得了成功，而且把四个儿子都培养成了社会的栋梁之材，这也是他的一大成功吧。
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五节 哲人逝矣
苏芗雨先生是张我军的好友，他用欧阳修的“一生勤苦书万卷，万事消磨酒十分”来形容张我军的生活，可谓至当之言。苏芗雨：《怀念张我军先生》，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页。张我军出身贫寒，靠自己的勤苦读书拼搏，读完大学并逐步成为知名教授。在北京的有段时间，他几乎是靠卖稿来维持自己一家人的生活。他又是一个做事极谨严认真而又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人。自己不懂得，他不翻译，不认为好的，不翻译。因为在他看来，把不懂的，不好的书，翻译出来骗钱，还不如去做劣绅，不如去做讼棍呢！就是以这样严格认真的标准，张我军翻译和编撰的仅著作就有二十多部，其勤其苦可想而知。张我军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改造社会人生为自己志向的人。二十二岁就当仁不让地举起了台湾文学革命的大旗，成为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之后，为谋求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而求学、而办刊、而著文呼吁。台湾光复后，满怀喜悦和兴奋之情回到故乡，希望一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台湾在挣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后，却并未马上变成天朗日丽，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台湾的政治形势日益严重，特务猖獗，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之中。而且这种政治灾祸竟然直接降临到张我军的家里。1949年4月，二儿子张光直因“涉共嫌疑”，于“四六”事件中，被台北“警备司令部情报处”从家中逮捕。在这种“云锁雨打”的政治气候下，张我军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希望变成了泡影。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到台湾茶叶同业公会和省合作金库这样的实业界去做一些事物性的工作。表面看来，他童心未泯，乐观、风趣、豪爽，实际上，他内心的郁闷和愁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酒就成了他最好的消愁解闷的伙伴。他的老友张深切说：“他一生怀才不遇，在郁屈的生活里，他只利用酒来替他解愁，正如我军夫人所说：‘他每天都在喝毒药，这毒药每天都在侵袭他的五脏六腑，终于变成不治之症。这于夫人看来，也许是这样，于我们看来，却别有不同的感想。”总之，多年来的积劳和现实的郁闷及酒精的侵袭，终于使张我军那原本健壮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下去了。1955年8月间，张我军感到身体不适，但仍然坚持到省合作金库上班，当时他任合作金库研究室主任并主编金库的机关刊物《合作界》。9月间病情加重，于是请假休养。本来已定于9月下旬去美国留学的张光直，因父亲的病而对美国之行踌躇不决。张我军为安定家人，咬牙坚持，装出毫无痛苦的样子。劝慰勉励张光直按原计划如期去了美国。10月间，身体渐感不支，自己预感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即在“孔诞之日”（农历九月二十七，阳历10月初旬至中旬间）写下遗嘱：“一、余若万一时，须火葬，仪式愈简愈佳。二、光直，决不许回国奔丧，须待学成。三、托金库同仁以及诸老友分头鼓吹奠敬，则连同退职恤金等，五万元大约无问题。四、文淑最好带两儿投奔浩弟处，借地自盖草舍，遇事可以与浩弟商量，守待光直学成回国。”《张我军遗嘱》，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543页。10月21日是他的生日，老友苏芗雨想约几个朋友在他家摆一桌酒席为他过生日，被他婉言谢绝了。11月2日傍晚，苏芗雨最后一次去看他，他的神志虽然还清醒，但已无力谈话。二位老友相视无言，潸然泪下。11月3日10时左右撒手人寰，结束了他五十四岁的人生。夫人罗文淑遵照遗嘱于11月4日移柩火化。11月11日，在善导寺举行追悼会，满堂挽联和鲜花，隆重而肃穆。参加追悼会的各界及亲朋故旧有罗万伡、谢东闵、连震东、陈清汾、吴三连、陈逢源、尹树生、周菩提、陈岩松、罗启源、洪炎秋、苏芗雨、洪耀勋、张祥传、李连春、林世南及成功中学高三乙班的学生二百多人。
一代哲人英年早逝，不仅对家人和朋友是莫大的遗憾和损失，对社会和后人也是莫大的遗憾和损失。可以告慰英灵的是，他开拓的台湾新文学的园林，早已是姹紫嫣红，果实累累了。
后 记
大概是2002年的5、6月间，中国人民大学的黄涛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报》主编金坚范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赵遐秋教授牵头组织编写一套台湾作家研究丛书，问我是否可以参加。这不久前我们曾请金坚范先生来河北大学讲学，当时和金先生聊得很投缘；赵遐秋老师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前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拜读过她和曾庆瑞先生合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其才华和文笔很是佩服。对我来说，能和他们合作是一件高兴而又荣幸的事，所以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只是因为从未搞过港台文学，担心自己难以胜任这项工作。不久即接到赵遐秋老师的电话，把撰写这套丛书的大致的构想和体例给我谈了一下，并说定让我负责撰写《蔚天骢评传》，还把蔚天骢先生在台北的通信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留给了我，嘱我写作中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蔚先生联系。
这之后我开始搜寻和阅读有关台湾文学的史书和资料，但蔚天骢先生的资料在大陆非常难找，蔚先生自己又非常谦虚，说他没什么可写的。2002年9月，高雄市文艺协会理事长周啸虹的小说集《逝水》及散文集《迢递归乡路》由昆仑出版社出版，这年的11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召开“周啸虹作品集研讨会”，袁鹰、毕淑敏、陈映真、李冰等大陆和台湾的知名作家五十余人出席了这一两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