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次会议的实质与上一次会议如出一辙，都是带着很强的政治、军事目的，要求文学工作者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只不过由于形势的发展，日本的这种要求更加明显和变本加厉而已。会后日本方面又组织了一些演讲和参观活动。
不容置疑，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反动的、邪恶的，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起到了文化侵略的作用，构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事实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对中国沦陷区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其对中国进行欺骗宣传的目的。基于此，人们对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人有着不满和反感的情绪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但是，历史往往比我们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实事求是地讲，参加这次会议的人确实是鱼龙混杂。其中既有丧失民族气节、甘心谄媚事敌的无耻的文化汉奸，也有从事抗敌活动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更多的参加者则是由于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陷入了这个泥沼之中。张我军就是这样的一个参加者。关于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原因，张我军本人也曾经提到过。他在谈到参加第一次大会的原因时说：“本人一向在文学界也没有什么贡献，而且年来已经成了一个书呆子，所以知道此次即使参加大会也不会有什么用处，无奈邀请者十分诚恳，而周作人先生也极力劝本人参加……”《晨报》1942年11月18日。关于参加第二次大会，张我军在华北代表的行前笔谈中以《出席之辩》为题再次做了说明，表明自己“无奈推辞不开，今年只好再勉为其难”《华北作家月报》第8期，第3页，1943年8月20日。的尴尬处境。张我军的好友以及一些研究者也曾经对张我军参加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原因进行了种种推测说明。当时与张我军同在北京的好友洪炎秋认为：“他所以出席这个会的原因，一半由于周作人、钱稻孙等先辈的邀约，一半由于他一直以教授日文，名重一时，而一生不曾到过日本，在讲解上难免常感困难，所以想借这次的招待，到日本各名胜去游览一番，借以帮助教学，动机十分单纯，不足列为罪状。”洪炎秋：《怀才不遇的张我军兄》，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虽然事实证明张我军在早年往返北京与台湾的时候曾经数次途经日本，并非没有到过日本，可是洪炎秋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以前张我军虽然到过日本，但也只是有过短时间的逗留，没有机会进行参观。一直与张我军和睦相处的张我军的另一位好友张深切当时也曾经因为这件事对张我军表示不满，张我军对他做出了解释，张深切就没有再反对，他理解了张我军的苦衷，张深切认为：“为了这件事，他受了莫大的打击，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我军一生犯了最大的错误。从表面看，也许这是属于言出有因，然而从里面看，却未必属实。对此我无意多加辩护。不过，我理解他是一位纯粹的台湾人，站在台湾的立场说，他的言动并无可厚非的地方。”同②第5—6页。虽然这段话说的不是特别明了，但是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作为一个背负着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艰难处境，他确实有许多不由自主之处。此外，也有人提出张我军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去会见一些心仪已久的日本名作家”秦贤次：《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46页。，这也是一种很有道理的说法。总而言之，张我军本人的解释以及其他人推测都是能够成立的，都足以说明张我军本人是不愿意参加这种活动的，更没有抱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仅仅因为他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就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凭借张我军对这两次大会的态度以及他在这两次大会中的言行来对他做出恰当的评价。可以说，张我军虽然参加了这两次大会，但始终是怀有抵制的态度的。在会议的开幕式中张我军就有惊人之举，当年参加过大会的日本人谷岩大四就曾经记录下了张我军的一个举动：“一行人当中，只有张我军一人扭过脸去，不向皇宫鞠躬哈腰，给我的印象很深。此人日本语讲得非常漂亮，也曾担任过翻译，但是好像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徐遒翔：《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这不仅充分表现出张我军对这次大会的态度，也表明了张我军的骨气。而且，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张我军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所谈论的话题，提出的议案都限于文学的范围内，没有向政治、军事靠拢的倾向。在第一次大会上张我军就大会的第三个议题即“以文学为途径的思想文化融合的方法”做了发言，但是他的发言并没有涉及思想文化的“融合”，只是提出中日双方要互相派遣文学家，加强“文学家和学术的互相交流”。很明显这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提出的中日文化之间的正常交流的途径，通过这种交流，双方都能够彼此了解对方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没有为侵略者服务的成分在内。在第二次大会中，张我军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与日本侵略者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相距甚远的提案，即要求设立以日本文学家岛崎藤村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金案。这个提案当然很不符合大会的胃口，被大会否决。但是，张我军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自己的意见，提出：“假如文报碍难接受，则希望日本文学者另组机关进行其事。”柳龙光：《大会毕后的一两点感想》，《华文大阪每日》11卷7期第5页，1943年10月1日。这番话既绕开了大会组织者想要实现的政治目的，也显现出张我军的铮铮铁骨，“博得了全场的掌声”。在大会组织与会人员分会场进行讨论的时候，张我军参加了第一分会场的讨论，即有关“文化交流和文学的姊妹艺术”的问题，张我军在讨论中发言，他从学术和当时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角度出发，同意日本人中村武罗夫提出的中国的电影“水平低”的说法，并提议为了使“中国和日本的文学者互相提携，振兴电影文学，提高电影的水平”，应该成立一个“日满华电影文学合作社”或者是“大东亚电影文学合作社”。不难看出，张我军的发言还是着眼于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发展，远离了大会组织者的军事、政治企图。当然，处在当时的在那种氛围和政治高压下，要想完全脱离大会组织者的意图也是不可能的，张我军也难免写一些表态性的官样文字。在大会结束以后，张我军就有一篇短文被收入“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华北）代表鳞爪集”专辑（《中国文学》1944年第1期），这篇短文的题目是《击灭英美文学》，这篇短文只是重复了一些当时官方的宣传套语，空洞乏味，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和个人观点。根本不能代表张我军内心的真实想法。对于张我军来说，参加这两次大会的收获完全不在于政治方面，更不是以能够参加这次大会为资本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最大的收获就在于文学方面，虽然这两次大会的召开是源于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军事目的，但是张我军还是借这个机会亲身接触了一些日本文学家，结识了日本作家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参加了日本诗人北原白秋的追悼会，在文学领域内做了一些交流活动。这既符合了人们对他参加大会的原因的推测，也是事实所在。后来，他写了多篇文章介绍、纪念几位当时比较著名的日本文学家如岛崎藤村、德田秋声等。
可以这样说，张我军虽然参加了两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但他还是保持了民族气节的，和那些极力迎合日本侵略者、丑态百出的无耻文人是根本不同的。但张我军本人对参加这两次会议是心怀愧疚的，他十分不愿提及这件事。在张我军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有多篇提到了他去日本的情况，但是他很少正面提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纪念、介绍日本文学家岛崎藤村的《关于岛崎藤村》一文中张我军写道：“去年11月初，我在东京头一次——而且又是最后一次——会见了岛崎藤村先生。……今年8月间，我又因事东渡，22日上午到东京刚步入旅馆之时……”张我军：《关于岛崎藤村》，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77页。这里的“去年11月初”到东京和“今年8月间”的“因事东渡”分别就是指他去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他不愿提及此事，用模糊的语言一笔带过了。在《〈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一文中，张我军在谈到因为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与岛崎藤村说起翻译《黎明之前》时，以“去年10月下旬，被几个朋友约到东京去的时候……”张我军：《〈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7页。来代指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纪念、介绍日本的著名诗人北原白秋的《北原白秋的片鳞》一文中张我军写道：“去年11月2日，现代日本诗坛的巨星北原白秋氏与世长辞了。这也不知是哪一世的宿缘，生前和他未获一面之缘的我，居然为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恰好旅居东京，得参加于5日举行的追悼会，瞻仰遗容。……”张我军：《北原白秋的片鳞》，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91页。这里的“意想不到的机会”、“旅居东京”也是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同样是由于不愿提及此事，就用这种婉转的说法代替了。这种情况在《〈黎明〉原著者序、译者附记及译者的话》一文中也曾经出现过。只有在《武者小路实笃印象记》一文中他正面提及过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张我军的这种做法再次表明张我军对这两次会议的态度，表现出张我军这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的这种做法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而且在论及这些日本作家的时候，张我军也是从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作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和评价，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见解，既没有贬低他们，也没有过分的溢美之辞，保持了一位学者的独立人格。
虽然现在我们能够透过历史老人的面纱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些史实。但是，在当时，这件事还是给张我军带来了很大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活道路。历史就是这样，有些事在近距离之内是很难说得清的。不过当时的张我军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过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思考这些，他在为生计奔波忙碌于各个学校的课堂之余，依然活跃在当时的华北文学界。
其实，在张我军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前，他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也是很频繁的，除了上述的与好友张深切主编的《中国文艺》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外，在其他文学活动中他也是比较活跃的。当然，这也正如前面所说，既因为是他自己有着对文学由衷的热爱，也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1941年1月，华北沦陷区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文艺团体华北文艺协会成立，张我军是这个团体的主要发起人，并在其中担任了组织部的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文艺团体在活动了近半年的时间之后自行解散了。1942年9月，又一个文艺团体华北作家协会在华北沦陷区成立。较之华北文艺协会这个团体规模要大许多，组织也比较严密，而且与当时的日伪当局关系十分密切。值得注意的是，在组织华北文艺协会时十分活跃积极的张我军并没有在这个团体中担任任何职务，甚至连普通的会员都不是。即使是在张我军参加了两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后，他也没有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1944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新的机构和人事安排，各个部门的组成人员中仍然没有张我军的身影。目前已经不能详细地考察其中的原委，但是根据张我军的一贯表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张我军在有意地进行回避。因为这个团体与日伪当局有紧密的联系，而张我军却不想和日伪方面发生过多的往来。但是，由于张我军的名望以及他的日本籍台湾人的特殊身份，他还是身不由己地参加了这一团体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召开以后，日本的许多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频频来华北地区进行视察等活动，张我军在无奈之下参加了许多招待、应酬的活动，也与一些日本作家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还被冠之以华北作家协会的评议员的头衔。如：1943年5月13日，张我军参加了华北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林房雄与河上彻太郎的招待会；1943年6月4日，张我军列席了华北作家协会第十一次干事会。这次会中的一项决议是准备在北京的各个报刊杂志上开辟“学术讲座”专栏，并决定由张我军担任在《国民杂志》上设立的“日本事情讲座”的主讲；1943年6月24日，张我军以“本会评议员”的名义和华北作家协会的全体干事、书记一起参加了日本协会在北京饭店为小林秀雄举行的欢迎会；1943年8月12日，张我军又以“本会评议员”的名义列席了第十三次华北作家协会干事会；1944年1月3日，张我军参加了华北作家协会招待报道部关系人物的招待会。
当时的媒体对这些活动只有一些浮光掠影的报道，没有记录下其中的详细情节，我们无从知道张我军当时的具体言行和心情，但也不难想象当时他身不由己的无奈和慨叹，这种活动必定是张我军所不愿参加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虚与委蛇、敷衍了事。
1944年3月，为了响应日伪方面筹划组建沦陷区统一的文学团体的活动，华北作家协会于9日和10日这两天召开第19次干事会，推举人员，准备把华北作家协会改组为中国文学协会华北总会，这样一来，沦陷区的文学将要被日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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