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然后盛赞《中国文艺》的出现，“希望其成为文坛的一支生力军，使这个久已消沉的北方的文坛复兴起来”张我军：《关于中国文艺的出现及其他——随便谈谈》，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62页。，热切呼唤作家们尤其是尚未成名的新作家向《中国文艺》努力投稿。此后张我军还在《中国文艺》上发表过《答〈中国文艺〉三问题》、《病房杂记》等文章，也曾经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如在《艺文》杂志第3卷第1期上发表了《元旦的一场小风波》，追忆了自己与祖母的一段童年往事。此外，当张深切因为亲人去世回台湾奔丧时，张我军还代替他编辑了《中国文艺》的第1卷第3期，并写了卷头语《代庖者言》和编后记。虽然张我军十分谦虚，在卷头语和编后记中只是对各位作者进行感谢，介绍了这期刊物中的一些文章，说明自己编辑这期刊物的过程，声明自己只是尽力而为，至于编得好不好则要请读者多多原谅；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出张我军的多才多艺，能够胜任多方面的工作。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第三节 再传薪火的译介活动
众所周知，早在北平沦陷以前，张我军就已经是华北地区名重一时的日语教授和日文翻译家了。他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文译著，对于人们了解日本，学习新的知识有很大的帮助。在北平沦陷期间他也一直没有放弃译介活动，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事日文翻译是他钟爱的事业。
可以这样说，张我军在这一时期所从事的译介活动是在不正常的年代里的正常的文学活动，而且是在中日两国的关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的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是张我军完全能够自主控制的，没有受到日伪方面的干涉，真正体现了张我军的内心选择和价值取向。张我军曾经把职业分为四个大的种类：“一是既不足以生活（既称职业，自然有进项，惟不够维持生活耳）又不感趣味，略称之为‘无活无趣’；二是虽不足以生活却感觉趣味，略称之为‘无活有趣’；三是虽然足以生活却不感趣味，略称之为‘有活无趣’；四是既足以生活又感觉趣味，略称之为‘有活有趣’。”张我军：《〈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4页。虽然张我军认为自己并未达到“有活有趣”的地步，可是在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的译介活动既能够补贴生活又能够比较自由地进行，对张我军来说是应该算为一种“有活有趣”的职业了，他也确实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从理论上讲，张我军依然坚持了他在沦陷前的思想，认为了解一个国家必须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要对付日本必须对日本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因此，他的翻译、介绍活动是了解日本的一个重要环节。只不过，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的表达方式比较隐讳，他一再强调的是认识日本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以及一些关于翻译日文的技巧问题，并没有像沦陷以前那样公开指出了解日本文化对于抵抗日本的威胁、侵略的重要意义。他有意回避了政治性的问题。但有时在字里行间，也掩饰不住对日本侵略者的讥讽和愤怒之情。如在《日本文化的再认识》一文中，他写道：“历来和中国的一般大众接触下来的日本文化，具体说来，是日本的商品尤其是工业生产品。……这工业生产品盛行运到中国和中国一般大众接触，记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的事。到了中国大众手上的日本的工业生产品，东西既美观价钱又低廉，一时不用说是大受欢迎的了。然而用起来一看，却是脆弱不堪，再加以政治上宣传的关系，‘劣货’终至于成了日本的工业生产品的代名词了。这时候，正是日本的商人乘着大战的景气，一阵儿把粗制滥造的商品送到中国把持了中国的市场，所以有这样不幸的结果。这种由于唯利是图的商人制造出来的粗制滥造的商品，被拿来做日本文化的标本，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文化诸君，也许要说岂有此理而恼怒吧。然而事实上，除了这工业生产品以外，中国一般大众并没有具体地和日本文化接触的机会。所以中国人轻视日本文化的倾向，日本的商人应该担负一部分助成的责任。”这里不但揭出了中国人抵制日本文化的原因，而且，在日寇的严酷统治下，把日本的产品称为“劣货”，进而指出这种“劣货”就是日本文化的标本，这种讥讽和冷嘲在当时的情势下是需要相当的胆略的。接下来作者写道：“事实上我国一般大众，就是想要认识日本文化也无从认识。所接触的，除了商品以外就是飞机、大炮和军舰而已，难怪乎前面所说的皮毛的日本文化观会横行于中国一般大众之间也。”一句“除了商品以外就是飞机、大炮和军舰而已”，其对侵略者怒不可遏的义愤之情已经力透纸背。当然，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和在沦陷以前一样，他指出了人们轻视日本文化以及因为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仇视日本文化的错误倾向，再次强调了认识日本文化的重要性，认为：“须知研究人家的文化是我们所享的权利，并不是我们所负的义务；你不研究人家的文化，人家并不吃亏，吃亏的是你自己。局限自己的眼界，这亏吃得自然不小……如果自愿局缩本国文化的内容，自愿使本国文化孤立而至于落伍而至于受人征服，那就没有话说，否则便须与任何国的文化交流合作，何况是和我国最接近而关系最密切的日本的文化呢？”张我军：《日本文化的再认识》，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15—220页。他同时也指出了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糟糕情况，一些根本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人也在那里大谈文化交流，因此“希望大家发奋起来，就自己的专门或有兴趣的方面，加以研究而介绍于同胞，使国人从新认识日本的文化”。同①，第223页。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张我军意味深长之处，他的目标所向还是要使中国“不吃亏”，可谓用心良苦。而且，他还就有关翻译日文的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当然都来自于他自己多年教学和翻译工作所积累的宝贵经验。1942年8月，张我军在北京“暑期学术讲演大会”上做了题为《日本文学介绍与翻译》的讲演，他首先说明了翻译的意义既在于使人得到知识，也在于使人了解到那个国家的国民性。然后，概括地介绍了我国翻译界的历史和现状，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指出我国目前对日本文学翻译的缺点和不足，接着他从这个话题谈开去，脉络清晰地介绍了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使听众受益匪浅。他的这种做法明显和日伪当局要求的进行“思想战”的意图相违背，又让日伪当局挑不出什么毛病，真是有勇有谋。在事隔一个月左右，他又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上发表了《日文中译漫谈：关于翻译》，对于翻译问题提出了更细致、更专业的见解。关于翻译的理想，张我军突破了前人“信、达、雅”的看法，认为应该把顺序变换为“达、信、雅”，“因为译文不达意，还说得上信吗？所以应以达为先，以信承之，以雅殿之。须知翻译的目的，是在使不谙外国文字的国人，得读非用我国文字发展的知识或感情。读者不会直接读外国文字，所以要你翻译成国文，换言之，要你用我国文字将该外国文字所表现的知识或感情表现出来；如果你的国文不能传达意思，于他便等于读不谙的外国文，要你翻译干吗？所以第一要达意”张我军：《日文中译漫谈：关于翻译》，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90页。。当然张我军也承认“信”和“雅”也很重要，应该尽力做到。关于翻译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张我军认为：“第一，必须有一颗良心。有了良心总不至于乱翻译……第二，自己的国文，必须有表现达意的能力……第三，对原文须有充分的了解，不但一词一句的意思要明白，对原著者的用词运句的用意所在也应该明白……第四，要有专门的知识……第五，要有技术。”同①，第490—491页。接下来，张我军谈到了如何提高翻译的技术，认为关键在于勤奋，还应该找好的翻译和原著对照着细读，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同时也对翻译界的现状表示不满，希望翻译者们能够努力接近翻译的理想境界和水平。张我军的这些看法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乏真知灼见，可谓自成一家之言。不仅如此，张我军还不辞辛苦地详细对照日文原文和某些译者的译文逐句进行分析、指正，找出不恰当的地方，给人们做出示范，一片诚挚之心令人感动。
秉承着自己一贯的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思想，抱着让国人了解日本并最终战胜日本的目标，张我军这一时期的实际译介工作也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他的译介工作几乎贯穿了整个沦陷时期。同沦陷以前相比，张我军选译日文作品有了更加严格的标准。首先，在这一时期，他选择译介的作品绝大部分集中在文学方面，很少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尤其是不涉足有关政治的内容。在北平沦陷以前，张我军译介的作品中社会学方面的和文学方面的基本上是平分秋色，甚至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译著。身处在沦陷时期，他有意地回避了社会学方面的内容，以自己能够做主的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其次，在对文学作品的选译方面，他对自己也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虽然，有的时候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维持生活，他也要找一些容易翻译的作品、挣钱较快的作品。但是，基本上还是选译了在国内介绍的比较少的日本文学史上的佳篇名作，保持了一位学者基本的学术道德。
在北平刚刚沦陷的最初几年里，张我军译介的作品比较零散，数量也不是很多。1937年，张我军翻译发表了佐藤弘的《黄河之风土的性格》、志贺直哉的小说《母亲的死和新的母亲》以及久松潜一的《日本的风土与文学》。1938年，张我军翻译发表了和迁哲郎的《中宫寺的观音》和冈崎义惠的《中世的文学》。1939年，张我军翻译发表了家永三郎《日本思想史上否定之理论的发达》（上）、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鼻》、谷川彻的《日本语和日本精神》以及青木正儿的《从西湖三塔说到雷峰塔》等译文，还发表了评论《评菊池宽的〈日本文学案内〉》。在这篇评论中，他又一次指出了人们轻视日本文学的错误倾向，中肯地评价了菊池宽的这部文学史著作，也对菊池宽本人的文学成就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他是一个作品颇丰的大作家，但还不能算作是当代日本的大文豪。后来，张我军把这部文学史翻译成了中文，分十八次在《华文大阪每日》7卷1期至8卷9期上连载发表了，对于人们认识日本的文学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进入4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局势的发展，张我军的生活更加紧张窘迫，他的翻译工作逐渐增多，并相对地集中在对自然主义和白桦派的译介上。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由周作人介绍给张我军翻译的日本自然主义的大家岛崎藤村的名著《黎明之前》。当时，日本媒体曾经对此事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张我军也计划在两年之内把这部名著翻译完，但是由于这部名著翻译起来比较困难，进度较慢，所得稿费不足以补贴家用等原因，张我军并没有把这部书翻译完。这些他在《〈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一文中做出了详细的解释。虽然这件事未免使人感到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到张我军的严谨的态度，他宁可暂时停止对这部书的翻译，也不愿勉强对付，粗制滥造。并且在停止翻译这部书之后，他还准备研究这部书所描写的江户时期的社会状况，解决当时的官职名称和器具用品名称的问题，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书。虽然这部书的翻译没有能够完成，但张我军并没有停止对岛崎藤村的译介，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纪念、介绍文章以外，张我军还先后翻译发表了岛崎藤村的小说《常青树》、《秋风之歌》、《凄风》、《分配》、《灯光》等，并为小说《分配》写了译后记，再次向人们详细地介绍了岛崎藤村其人。
对于日本自然主义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德田秋声，张我军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德田秋声与岛崎藤村一样都有着长达五十年以上的文学生涯，并且与岛崎藤村逝世于同一年。在得到德田秋声逝世的消息后，张我军很快发表了《关于德田秋声》一文，表示悼念，向人们介绍了德田秋声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并把他和岛崎藤村做了比较。这两个人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岛崎藤村一直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和时代浪潮的风起云涌而从自己的内部进行着改变，在创作中表现出新的作风，他的文学生涯一直是“堂皇的”；而德田秋声则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作风，几十年来一直坚守着自然主义的堡垒，虽然有过红极一时的时候，但终究是不得志的时候多，在冷落中度过一生，有时甚至连生活都会发生困难。但是，张我军却对他表示了知音般的理解，认为：“然而缺少平面的发展的秋声，却有立体的发展，他的作品，一篇比一篇深刻而老练，这也就是他所以能继续五十年纯文艺生活的一个大原因。这种作家，他自己虽然吃亏，从整个文学界来说，却也非常需要。尤其是在空谈主义而朝三暮四的作家占多数的时代，像秋声这样四十年如一日孤垒独守的作家，着实值得我们痛惜他的逝世。”张我军：《关于德田秋声》，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08页。我们不难发现，这既是张我军对德田秋声的纪念，也是在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在当时严酷的社会环境中他也难免有“孤垒独守”之感。随后，张我军翻译发表了德田秋声的小说《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