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问我们：倘使敌我双方对阵时应该怎么办？开枪打！我们说。对！支那兵也开枪了。但是向哪里开枪？向对方。我们又说。老师诡秘地摇摇头：不对！他们向天上开枪。这可把我们呆住了。为什么呢？于是老师说道：他们要问问对方，看看哪边钱拿得多。因为支那兵是拿钱雇来的。倘使那边钱多，他们便跑到那边去了。
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没完的，每说完一个故事，老师便问我们觉得怎样。是的，觉得怎样呢？就是连我们自己也没法弄明白的。老师的故事，不但说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决定自己该不该相信。
不难想见，这种教育对台湾儿童造成的思想上的危害是巨大的。而高山族等原住民少数民族同胞的子弟接受教育的“山地教育所”则是由警察来进行教学，几乎没有教学设备，根本算不上正规的教育。不同的学校在师资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专收日本人子弟的小学校师资力量强，经费十分充裕，公学校则远不能与之相比。据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初，小学校有资格教员占教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点九，而公学校中只占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五；小学校的教员薪金平均一千零九九元，而公学校的教员仅为六百零四元，相差多达四百九十五元，但是公学校教师管理的学生却要比小学校教师管理的多；小学校中平均每个学生拥有教育经费六十七元，而公学校则仅为三十六元，相差多达三十一元，比例悬殊。日本学者山歧繁树、野上矫介合著的《1600—1930台湾史》承认：“直到1922年日本人发布新教育令为止，台湾有本岛人教育、日本人教育和番人教育三种制度，各种人分别进入规定的学校就读，实施差别教育。日人种族歧视的眼光，认为台湾人在脑力性格风俗习惯上与日本人显著不同，采取这种制度最为恰当。”龚放：《日据时期台湾教育政策的演变》，《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第77—78页。即使到了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殖民当局为了加紧其同化政策，使台湾民众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取消了公、小学校之间的区别设立国民学校，实行“内（按：指日本）台共学”后，仍然有适用于日本人子弟的第一课程表和适用于台湾人子弟的第二课程表以及适用于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子弟的第三课程表之分。第一课程表要明显优于第二、第三课程表，教育的差别依然存在。而且台湾人子弟在学校里也比日本人子弟低一等。据说有一次一个日本教育家到台湾考察，问起实行共学制以后台湾人子弟与日本人子弟会不会发生争吵打架时，学校的日本校长严肃地说：争吵和打架只会发生在地位同等的人们之间，我们这里从来是把台湾人看作是“人以下”的东西，绝对不会发生这类事情。由此可见其教育状况的一斑。张清荣开始上学的1909年正是这种差别与歧视十分严重的时候。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台湾人子弟在公学校修完六年的总课程，其知识水平一般也都在小学校五年级以下。
在中等教育方面，殖民当局最初的中等教育是为了满足在台湾的日本人子弟的升学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尽管在公学校接受小学程度教育的台湾儿童逐年增加，但是殖民当局为了稳定其殖民统治并不希望台湾人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惟恐台湾人民在接受了教育之后民族意识觉醒，对其殖民统治进行反抗。1898年总督府日语学校第四附属学校设立寻常中学科，学制五年，1907年独立为台北中学；1914年又设立了台南中学。但是这两所学校都只招收日本人子弟，台湾人子弟求学无门，家境富裕或是得到资助者大多去日本留学。直到1915年，台湾人民忍无可忍，愤而抗争，积极筹建私立中学。殖民当局出于安定统治便于控制的考虑，才不得不做出决定，由台湾同胞出资，由台湾总督府接手办理，成立台中中学，招收台湾人子弟入学。但是学校采用的是日式管理，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作为日本国民所必需的知识”，其殖民主义的愚民同化政策依然丝毫没有改变。而且由于台湾人民接受的初等教育的不完备，从知识储备上来说，升入中学学习也存在很大困难。在殖民当局的策划下，台湾同胞想要获得更高知识的愿望很难达到。中学的门户对于台湾人子弟来说基本上是封闭的。
在师范教育方面，日本占据台湾初期，师范教育附属在国语学校中，称为国语教育师范部，其中又分为专门招收日本学生的甲科和专门招收台湾学生的乙科。1899年独立的师范学校成立，其办学宗旨是培养一代尊崇日本皇室，富于日本精神的教师。从根本上讲，日本殖民者就是要把将要为人师表的师范生培养成为日本帝国的忠实顺民，然后再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引导下一代的台湾儿童，达到其同化目的。而且，台湾的师范学校只限于为初等教育培养师资，中等及中等以上的教育都由在日本国内接受教育的日本人或在日本接受了大学教育的台湾人来担任。在实行所谓的“内（日）台共学”以后，师范学校仍然存在着小学师范部和公学师范部的区别，这就充分显示了其“内（日）台共学”的欺骗性，教师分别进行培养，那么即使是同在国民小学上学，日本儿童和台湾儿童也还是会接受有差别的教育。而且日本人可以进入公学师范部，而台湾人却不能进入小学师范部，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人可以教育台湾人，而台湾人却没有资格教育日本人。殖民统治的歧视和差别还是没有改变。
在高等教育方面，日本人从其他国家殖民统治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认为随着被统治者的知识水平的提高，其思想觉悟也会随着提高，这就会给其殖民统治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对台湾同胞接受中等教育都想方设法百般阻挠，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因为当时台湾岛内的卫生条件十分恶劣，不时发生的各种传染病，如1896年就曾经发生蔓延全岛的鼠疫，对于殖民当局维护其统治极为不利。殖民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于1899年创办了台湾总督府医学校，这是1919年以前台湾岛内的惟一的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其意图在尽快培养医务人员，但其办学水平远远低于日本国内的医专。1919年以后台湾逐渐有了其他几所高等院校，但是由于殖民当局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方面设置的重重障碍，台湾民众仍很难顺利地接受到高等教育，尤其是1922年“新教育令”实行以后，实行所谓的“内（日）台共学”，没有接受完整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台湾学生要与接受完整教育、程度较高的日本人一起参加入学考试，并且各科试题中包含了许多有关日本历史及国家观念的问题，都要用日语做出回答。尤为不合理的是总督府当局常保留大量名额给在日本国内的学生，这样一来台湾学生根本无法与日本学生公平竞争，升学十分困难，基本上是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名为平等，实际上堵死了台湾学生的升学之路。
一言以蔽之，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了一整套的殖民主义教育体系，其办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同化台湾人民，稳固其殖民统治，培养一批为其效劳的忠顺奴仆。这种教育体制对台湾同胞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着持续而深远的恶劣影响。
当时的张清荣当然还不能明白这种殖民式教育制度的实质，但他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了民族歧视的伤害。他的父亲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人，也不愿儿子完全受这种殖民化的日式教育。于是在张清荣到公学读书的同时，也送他去汉文书房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书房类似于旧时的私塾，原是台湾人旧有的汉民族文化启蒙教育的场所。在张清荣童年和少年时代，为了传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对抗日本的殖民主义同化教育，台湾岛内兴起了许多汉文书房，成为传承民族精神的堡垒。当时日本殖民者为了稳固其殖民统治，安定人心，在发展日式教育的同时也并没有明令禁止汉文书房和义塾的发展。这样汉文书房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类书房没有任何校舍或教学设备，教学都在塾师家中或者借用庙宇祠堂进行。所收的学生多为发蒙的儿童，学习年限自三四年至七八年不等。内容以读汉文书、识汉字为主，也教给学生吟诗作对，方法上注重背诵，每年收若干金钱或物品（如米、油、柴等）当作学费。尽管这是一种旧式教育，但在台湾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许多台湾家长都选择让孩子在书房学习一些汉文知识。另外还有不收学费的义塾，免费向贫寒人家的子弟传授汉文知识。据统计，1897年全岛共有书房一千一百二十七所，就学儿童一万七千零六十六人；到1898年激增为一千七百零七所，就学儿童达两万七千九百四十一人。在这种情况下，张清荣也进入汉文书房学习，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润泽。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十分着迷，从小就在家人的影响下形成的民族意识更加强化和自觉了，对于祖国的意识更加明确，对于祖国大陆的宽广怀抱更加向往。从这时起，小小的板桥少年，心中有了另一片天地，他时刻渴望自己能够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中自由翱翔。也从这时起，小小的板桥少年也立下了高远的志向，决心一定要在社会中有所作为。
另一方面，在汉文书房接受的教育使他逐步看清了日本殖民者的嘴脸，对于日本殖民者的痛恨和对祖国的向往已经深深地融进了他的血液中。汉文书房的发展壮大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敌视，在日本殖民者的破坏压制下汉文书房的数量逐渐减少。到了1932年汉文书房被彻底废除了。但是，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从没有消失过，人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祖国——中国！
1915年3月，张清荣从板桥公学毕业，成为板桥公学的第十一届毕业生，取得“公学士”学位。在板桥公学的《卒业生登记簿》上留下了他的名字。实事求是地讲，由于日本殖民者的愚民式的教育，使张清荣在六年的公学学习生活中所学到的知识，仅仅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小学五年级左右的水平。不过这六年的学习使他熟练地掌握了日语这一交流工具，为他日后所做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从台湾到厦门
第三节 从鞋店学徒到银行雇员
张清荣从板桥公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所限，也出于对日本人殖民主义教育的痛恨和升入中学的困难就没有继续上学。先是在家里帮母亲做了一段时间的家务活。之后于1916年4月在台北一家商店当了几个月的雇员。但是仅仅当一个商店雇员不但学不到什么实际的知识和技术，而且很难维持自身的生活，更不要说帮助家庭解决一些实际的经济困难了。张清荣的父母为此十分着急，想方设法为他寻找出路。但是作为身处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的一对普通台湾夫妇，要为儿子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谈何容易。几经周折，1916年12月，在父亲张再昌的一位朋友的帮助介绍下，大稻埕一家日本人开设的鞋店决定招收他为学徒。这份工作虽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但是终归可以学到一门手艺在身，学徒期满后可以赚到一份补贴家用的工资。于是母亲含着眼泪把他送进了这家鞋店。
学徒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当时的日本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但是这家日本人开设的鞋店对于学徒却仍然采取封建社会里店主对待学徒的方式，对于台湾人更是十分鄙视，经常骂张清荣为“清国奴”，平时也不准回家，只给他吃劣质的饭菜，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在最初，店主根本不让他学习有关制鞋的手艺，只是每天让他干一些繁重的家务活。早早地起床，很晚才能睡觉，一刻也不得闲。考虑到家中的困难和进入鞋店当学徒的不容易，他还是尽量忍耐，不曾有丝毫懈怠。他的勤快和克俭终于感动了师傅，在干了一年多杂活以后开始教他制作皮鞋。虽然张清荣很聪明，对于师傅教给的技艺基本上很快就能够掌握，但毕竟是初学，难免有失误的时候，一到这时师傅就大发脾气，打骂相加，甚至不让他吃饭。张清荣忍气吞声，终于熬过了这一关。剥削是资本家的天性，虽然熟练地掌握了独立工作的本领，但还是不许他出师，只让他在店里帮忙制作皮鞋，招呼客人。张清荣无奈，只得继续在这里劳动。这加深了他对日本人的痛恨。而且这一时期正是台湾人民反日斗争的一个高潮期。1911年祖国大陆爆发了辛亥革命，在此鼓舞下，台湾人民举行了一系列起义，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规模较大的有1912年刘乾领导的林伺埔起义，1913年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1914年罗嗅头领导的六甲起义，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暴动。这些起义都遭到了日本人的残酷镇压。尤其是西来庵暴动，在暴动被镇压后，被日军残杀的多达一千人。这些对张清荣的触动很大。他已经不是懵懂无知的顽童，而是有着清醒的是非观念和鲜明的民族意识的少年。在这种境遇之下，他萌生了离开这家日本人鞋店的念头，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他在耐心地等待着，既寄希望于师傅开恩，让他早日出师，又盼望着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是这样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使得张清荣的心中苦恼万分。
然而意想不到的奇迹真的发生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提早离开了这家给他留下了太多辛酸与屈辱的鞋店。1918年的一天上午，他正在柜台前边招呼客人，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话，他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他的小学老师林木土先生正陪着一位气度不凡的长者一边谈话一边走进鞋店。这位林先生字筱甫，比张清荣大九岁，出身板桥世家。1912年至1914年在板桥公学校任教，曾是张清荣的老师。后辞去教职参与创建了新高银行，并担任襄理一职。这次来鞋店是陪同新高银行的董事长李延禧先生来取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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