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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圆大学梦
第二节 别具一格的小说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张我军在读大学期间还进行了小说创作。就在他考入中国大学的当月，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买彩票》。这篇小说带有自叙传色彩，有张我军本人在北京生活的痕迹。作品以五四之后的北京为背景，主人公陈哲生是一个靠微薄积蓄到北京求学的台湾穷学生。周末的下午，他正在寓所等待自己的穷朋友，准备向他们诉说衷肠。因为他积攒的那点钱马上就要用完了，家中只有等他赡养的老母，朋友处又无从接济，他又不想写信向“乐善好施”的同乡摇尾乞怜，所以，他用不了多久就不得不返回台湾了。但是他心中又无比眷恋正在热恋中的情人，无法割舍，因此心情郁闷，无以排遣。他的穷朋友没能等来，而两位素不相能的富有的同乡林天财和李万金却找上门来。这两位富家子弟，不学无术，学业荒废，凭借每月一二百元的生活费终日只是打牌、喝酒、宿娼、玩乐。这次因为打牌输钱仅仅一周就把一个月的生活费挥霍殆尽，北京的八大胡同又不收留他们，只好到每月只有二三十元生活费的穷同乡这里来借宿。这两个人不知反省却异想天开地希望通过买彩票发横财，继续挥霍。陈哲生对于他们这种人和他们的做法非常鄙夷。但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听了林、李二人关于买彩票发财的一番话之后，也不禁心动。为了学业和爱情，怀着矛盾的心理违心地买了两张彩票来碰运气。虽然明知百分之九十九不会中奖，但还是为自己描绘了许多中奖之后的欢快场面，开奖后希望果然落空，他只好等几天以后回家的路费一到就收拾行装，放下学业，告别最爱的人，远远地离开北京，回自己的故乡台湾了。
小说通过两种台湾留学生的不同追求、生活方式及其心态的对比，“揭露了留学生生活的艰苦、心灵的无根、浓烈的乡愁和爱的苦闷，还敏锐触及到当时棘手的社会问题——贫富不均。作者明显地站在穷困者的一边，以谴责富人的沉靡和社会的不公，全篇的语调在愤懑中略带无奈”。张恒豪：《苦闷的北京经验——张我军集·序》，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8页。当然小说也涉及到了留学生的教育问题，诸如林天财、李万金式的留学生大有人在。不仅台湾留学生中有这种人，大陆的留学生中也同样不乏其人。小说对这种现象的批判具有普遍性。而作者揭露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更是当时台湾和大陆共有的问题。在一篇篇幅短小、描写一件偶然发生的买彩票的事件中容纳了如此深广的社会内容，对于初写小说的张我军来说实属难得。而陈哲生这个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境遇出现在当时的台湾文坛，更应该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一大收获。当时台湾不少有志青年不甘屈服于日本殖民者的压迫，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纷纷来到大陆求学，张我军把这些留学生的喜怒哀乐、理想和追求及少数人的腐化和堕落都在小说里表现了出来，无疑是拓展了早期台湾小说创作的视野和领域。
从艺术手法上来讲，张我军首先善于在简单的情节中巧妙地运用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展开小说内容。通过人物、事件和情景的对比，使简单的情节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小说的中心内容只是穷学生陈哲生为了筹集学费、生活费，为了能够继续留在北京求学，能够和心爱的恋人在一起，去购买彩票，希望落空之后准备收拾行囊告别恋人回家。但是，由于插入了林天财、李万金这两个富有却不学无术、只知道寻欢作乐的台湾青年形象，小说内容陡然丰富起来。正是由于有这两个人的对比，陈哲生对于社会的诅咒，对于学业的勤奋，对于恋人的眷恋才有了更大的合理性。他的一切遭遇，一切欢乐、痛苦、追求、幻灭才更加令人同情，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其次张我军十分纯熟地运用了情景交融的手法，“努力把人物置于特定的景色之中，将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糅合在一起，使人物的多层心态融于客观世界，形象得以丰满起来”。张仲景：《张我军》，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38页。如小说中对陈哲生在周末夜晚的一段描写：
他吃完了晚饭，独自背靠在藤椅上，心里闷极了，再也不能排遣。看书吧，看不下去。写情书吧，心酸手软。睡吧，睡不着。写一点稿子吧，心思混乱。想来想去，终于想不出妙案。最后还是把灯吹灭，侧身躺在床上。外面似乎刮起小风来了。这时正是仲秋时节，风打树叶的声音，自有一种特别凄切的哀思。八分圆的月色正斜照在白纸窗上，四周无人声，但闻虫声杂在风声，月色映着纸色，他愈发不自在了。
这段文字用仲秋时节凄清哀婉的景色衬托陈哲生的烦闷、无聊、心神不宁以及内心的痛苦。“通过对他行为的描写，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后半段通过他的听觉、视觉，对仲秋清风明月客观世界的描写，构成一幅情景交融的艺术画面，给人诸多暗示，收到了艺术的感人力量。”张仲景：《张我军》，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38页。另外，这篇小说的心理描写，传神地表达了陈哲生内心的矛盾，他诅咒买彩票是想要坐收渔利，是国人的一种劣根性，但是自己却终于不得不买；明知道自己中不了却不由得心向往之，凭空设想了许多中奖后的欢乐；中奖号码公布了，他的心里极度紧张，迫切地想要知道中奖结果，却装作无事；明明早已预感到自己不会中奖，一旦证实之后却还是忍不住垂头丧气。一连串惟妙惟肖的心理描写，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作者的笔调是平实流畅的，而平淡无奇的叙述却能让人品味出许多苦涩的滋味和弦外之音。如小说中的最后一小段：
数日后归乡的盘费一到，他就要放下学业，别去最爱的人，远远离去北京了。
平静的语调中蕴藏了深深的哀愁，有着动人心魄的感人力量。另外张我军善于整体氛围的营造，整篇小说没有凄言厉词，却一直笼罩在一片淡淡的哀愁中。小说开篇，读者就被包围在主人公暗淡的心情里，氛围是忧郁难言的。这种氛围并没有随着主人公同乡的来访而减淡，反而在鲜明的对比中加重了主人公内心的哀愁和愤懑不平。主人公听了同乡的谈话，一场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也去买了彩票，在他原本平静的生活中泛起了一阵涟漪。这时的他貌似充满希望，其实内心深处早已预见了不光明的前景，在看似轻松的表面下，心中充满了更大的悲哀，随着幻想的泡沫的破碎，最终的梦想也被打破，这种忧郁哀愁也就达到了顶峰，小说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虽然是第一次尝试小说创作，但却能够做到进退自如，把握有度，深深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足见张我军深厚的艺术功力。
1927年3月至5月，张我军又发表了他的第二篇小说《白太太的哀史》。这是他根据在北京的见闻写成的。小说用倒叙的手法叙述了一位天真、幼稚、热烈、单纯的日本少女水田花子因受了一位大陆留学生的感情欺骗，最终被折磨至死的悲剧。年仅十九岁的日本姑娘水田花子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渴望能够得到异性的关怀和疼爱。于是，好色、奸诈、不学无术且早已在故乡娶妻生子的大陆留学生白先生趁虚而入，用种种手段对她进行诱骗。水田花子被白先生的虚情假意所迷惑，不顾白先生同乡的善意提醒和劝阻，决意同白先生结婚，成为了白太太，并且随同白先生回到了大陆。回到大陆以后，白先生凭借自己曾经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北京找到一份收入还算丰足的职业。为了不让水田花子知道他在故乡已经有家室，就一直没带她回故乡，两个人在北京度过了三年的恩爱生活。然而好梦易醒，旧欢难续。三年后，随着白先生职位的提升、收入的增加，逛窑、打牌、吃酒这些中国官僚恶劣习性一一在白先生身上浮现了，并且逐渐明目张胆起来。甚至发展到对水田花子的劝阻拳脚相加，水田花子由此染病。正赶上1923年9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水田花子惦念家乡的亲朋故旧，决定回国一段时间，并借机养病，希望用暂时的离别来挽救已经失去的爱情。但是白先生却在水田花子回国期间因勾引上司姨太太的丑行东窗事发而去职丢官，收入窘迫，生活难熬，于是再行骗术，把水田花子骗回中国。水田花子知道真相后忧伤难过自不必说，勉强和白先生度日。不料，白先生的儿媳妇却又为升学找上门来，水田花子从此知道白先生在老家的情况，并得到了一个小老婆的身份，受到致命的打击，旧病复发，最后悲惨地死去。这篇小说表面上叙述了一位不幸的日本女子的遭遇，对处于男权社会下的不幸女子的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男性的虚伪、背信弃义和始乱终弃进行批判，与中国新文学发展初期关心下层民众和受压迫女性的文学主题取同一步调；实际上更多的却是对以白先生为代表的旧官僚体制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体现了张我军一贯的社会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希望当时的中国社会能够尽快摆脱这种腐化堕落的恶习，在新思想新思潮的启蒙下能够有所进步，摆脱受人凌辱的落后面貌。因此小说的语调是急切的，批判色彩较之其处女作《买彩票》要强烈得多。
在艺术手法上这篇小说与《买彩票》有很许多相似之处，主要也是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和心理描写。小说中没有直接描写白先生，但是却由水田花子的热情、天真、单纯、善良与白先生的虚伪、狡诈、残忍卑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纵横交错地构成了一女一男、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一善一恶的鲜明对照，丰富了白太太哀怨的形象以及白先生的可恶，让人深切同情白太太的可怜境遇，同时也加强了作者对当时中国官场丑恶的批判力量”。张仲景：《张我军》，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40页。同时，水田花子年轻时的丰姿美貌与其去世前如白菊将萎般的苍白瘦削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对白先生及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张我军对于对比这种手法的运用是十分成熟的。心理描写在这篇小说中有了新的变化，张我军并没有像《买彩票》那样直接描写小说人物的心理，而是以水田花子的日记的方式，将她与白先生相恋时既幸福又暗自担忧的复杂矛盾的心理如实地表现了出来，真实地展现了少女对幸福的渴望及其天真的内心世界，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也惟其如此，更显现出了白先生之流的可憎。另外，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加入了水田花子临终前的一段话，即：“白太太临终时，别无遗言，只叫白先生拿一面镜子照着伊，伊以微微的声音叹息地说：‘白先生！我嫁给你之时，是这样瘦得像鬼的人吗？前后才十年哩，你竟把我弄成这般。是命运的恶作剧呢？还是人类的残忍？’”有的学者认为这样写是画蛇添足，“破坏了先前费心经营的效果，也反映了张我军仍避免不了新文学萌芽期小说艺术停留在说故事的通病”林瑞明：《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与小说创作》，《漂泊与乡土》，（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1996年5月版，第136页。。其实，这正反映了张我军一贯的社会关怀。张我军自从幼年时期就一直关注社会的发展，来到祖国大陆以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这种社会关怀和人生关怀的意识更加彰显和自觉，因此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对不平等的社会进行控诉是很正常的。
1929年4月，张我军又发表了小说《诱惑》。小说写一位为生活所困的青年，心情郁闷，在拿到用以供养一家人生活的二十元稿费之后，到公园里散心。在公园里他听见弹奏钢琴的声音，萌发了压抑已久的对异性之爱的渴望。但是他心里很清楚，现在的状况不足以使他得到异性的垂青。这为他增加了无穷的烦恼。他尽力压抑着自己的渴望，打算在公园里休息一会儿就回去，但见到背后的一张桌子上有两位时髦的女性在陪着一位男子吃饭，他闻见了背后香水与脂粉的强烈的香气以及烟酒的香气，禁不住本能的诱惑也开始大吃大喝起来，酒足饭饱之后，醉醺醺的他内心深处依然不满足，就到朋友家去。正巧朋友夫妇正陪着两位年轻的女士在打麻将，他再次禁不住劝说和诱惑，不顾输掉一家人仅有的生活费的危险坐到了牌桌上，借此机会与这两位女性接触，满足其内心深处的渴望。但是他却由此输掉了五六元钱，不得不狼狈地逃离朋友的家，想到家中的老母和弟妹都要由他来抚养，他的内心充满了自责。他在这种放纵与自责之间左右摇摆，矛盾不已，终于敌不过本能的诱惑，在放纵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欢乐却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痛苦，无法解脱。小说以这个青年的内心独白和自责内省为主线，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意识和色彩。与这件事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对于社会上的不平等和家族制度的诅咒。一方面对受到祖父之荫和社会制度之荫，享受着万恶的遗产的人十分痛恨；一方面又为自己深受家庭的拖累而愤恨不平，自己本来可以有所发展，现在却只能为了家人牺牲自己。这种矛盾深深地困扰着他。这里依然体现出了张我军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小说中的这种情绪以内心独白形式的出现，在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意识和本能欲望中巧妙地融入了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忧郁压抑的笔调与愤慨之情纵横交错，确实是十分新颖别致。但其对家族制度的批判是有失偏颇的，认为弟妹老母虽然“有生活的权利”，但是他却“没有养活他们的义务”，这虽然难免是身处逆境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偏激之词，传达出他内心极度的痛苦和无奈，但是还是应将造成这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