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吠如狗狂”；21日，赤崁王生于《台湾日日新报》8869号发表《告张一郎书》，误以张一郎为张梗，认为张氏丧心病狂、痛诋台湾文学，是拾胡适、陈独秀之余唾。旧文学界的反抗虽然激烈，却多属毫无学理可言的人身攻击，颇似大陆新文学初期，林纾等为代表的旧文学家对新文学倡导者进行的影射和谩骂。这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旧文学势衰力竭的颓唐之相和保守顽固的愚昧可笑。
这以后，在台湾文学界，新旧文学的论争愈演愈烈。旧文学以《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的汉文栏为阵地，写了一批长短不一的文章，攻击新文学。新文学方面则以《台湾民报》为阵地，积极应战，继续宣传新文学。
张我军的文章一经见报，咄咄生就于1月27日在《台湾日日新报》8876号发表了《胡适之奴隶》，构陷张我军倡导新文学是为了标新立异。紧接着，九曲堂的旧诗人郑坤五，化名“郑军我”，于1月29日在《台南新报》8244号刊登《致张我军一郎书》。该文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批驳张我军的主张，是一篇较能就文学论文学的文章。郑军我以老前辈的口吻，煞有介事地大讲“尤贵能莫谈彼短。勿炫我长立一言而为天下法”、“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其用心却是意在为张我军扣上一顶哗众取宠的帽子：“然细揣足下初心，当无恶意，特欲乘社会竞进时机，以一己之见，捏造奇特之语冀侥幸虚荣耳。”继而又用欲抑先扬的手段，先夸奖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檄文内容亦颇思路不凡，所说八不做主义，确中时弊，余亦赞成，惟词锋太露，未免有独断之嫌，使余不得不饶舌也。”其真正用意则在批评了张我军的“独断”，最终目的实为夸赏旧文人所谓的护持汉学之功：“汉学垂危，赖以复安者，无非受老前辈之维持，系千钧于一发，如此功勋，岂容谩骂者也。”最后，他提出对于新文学的看法：“至于文学之革新，将来顺时世之潮流，当有必然之日……何用急于革新哉？”
又足下希望通行之所谓白话文者，其实乃北京语耳。台湾原有一种平易之文，支那全国皆通，如《三国志》、《西游记》、《粉妆楼》等是也，只此足矣。倘必拘泥官音，强易我等为我们，最好为很好，是多费一番周折，舍近图远，直画蛇添足耳，其益安在，未卜足下以为然否？苏世昌：《追寻与回忆：张我军及其作品研究》第三章《省思转化的文学进程》，ncku。edu。tw/~taiwan/taioan/hak…chia/s/sou…se…chhiong/sek…su/sek…su。htm。
郑军我的目的无非是借赞张我军之词，迂回地为旧文学辩护而已。其自鸣得意之时，却不揣早已被人看穿了这种幼稚的鬼把戏。张我军于2月3日著文《复郑军我书》，发表于1925年2月21日《台湾民报》3卷6号上，对郑军我的文章予以逐条批驳。他指出：“凡欲立言之人”，都是“先把旧说之坏点和己说之长处说得明明白白”，否则无人相信。因此必须谈彼短、炫我长。至于自己著文立说，则是因为“我台湾之中国文学之衰颓”，“我也是为欲振兴中国文学所以出而呼号的”。其时，想必郑军我正沾沾自喜于猜透了张我军的心思，却不料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真真是对郑军我“良苦用心”的巨大嘲讽。历史的幽默常常令人瞠目结舌。
张我军指出，“老前辈之维持不过是苟延死文学的残喘而已，若长此不改革，即不至于灭亡，其所维持下去的文学也不过是些死文学而已。”而“死文学与无文学相等，所以我人愈不可不改革了”。况且，“时世之潮流已使我们不能不改革了”，“若不趁此挺身以改革，而必要待‘必然之日’这真是不食而求饱了”。
关于白话文与北京话的关系，张我军明确指出：“我们之所谓白话文乃中国之国语文，不仅仅以北京语写作。”至此，新旧文学的论争已经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具体的文字运用层面，台湾新文学的语言问题也渐次浮出历史地表。最后，张我军重申他提倡白话文的理念：“我这次提倡的是有意识的提倡，决不是无意识的妄动，有什么反省之可言？有什么过与不过？逊与不逊？置身于孤立之地、四面楚歌、遍地仇敌，这都是由于周围的人的不明白，而且是革命家应觉悟的事。”义正词严，态度坚决，表现出改革者毫不妥协、不容置疑、毅然决然的气魄。
张我军的文章不仅回击了旧文人的无理谩骂，更使台湾文坛新旧文学之间论战白炽化。旧文人们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以及《台湾新报》的汉文栏为阵地，向《台湾民报》提倡的新文学运动发起了反扑和围剿，其中主要参与者有署名蕉麓（罗秀惠）、连雅堂、郑军我（郑坤五）、闷葫芦生、赤崁王生、陈福全、艋牛粕揽汀⒁灰饔选⒔残禄啊⒒刀鳌⑦瓦蜕热恕Ｆ渲薪衔怀龅氖且灰饔延�1925年2月6日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8864号上的《新文学之平议》。该文力陈新事物未必比旧事物好，认为白话文是下里巴词，而倡导白话文的文人实际上是想要打坏郢中白雪高贵的殿堂，数典忘祖，成为洋人奴隶。但事实上，该文对新旧文学并没有深入而明确的认识。
面对旧文人们在三家台湾报纸发动的围剿，张我军等毫不示弱，给予了旧文人们强有力的反击。主要有张我军、蔡孝乾、张梗、前非、赖和（懒云）、半新半旧生、张绍贤、自我生、杨云萍、陈虚谷、叶荣钟、廖汉臣、陈逢源等人。他们纷纷著文，批驳旧文学的谬论，并在《台湾民报》上集中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文章。如1925年2月1日《台湾民报》3卷4号，半新半旧生发表《〈新文学之商榷〉的商榷》，声援张我军，批判闷葫芦生的讨论有失诗人忠厚的态度，希望双方针对文学改革的问题进行探讨，而不要沦为“相骂文学”；3卷5、6、7号张我军的《随感录》，2月21日3卷5号刊登蔡孝乾的《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一文，指出中日两国都已经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革，而独独台湾文学界迄今看不到一朵文化艺术的花朵，实在令人感到忧心沮丧。连载于3卷17至23号张梗的《讨论旧小说的改革运动》，更是痛彻地指出“旧小说已穷途末日了。隔一衣带水的中国，早已有许多学者出来提倡改革，使中国的小说面目一新，已非昔日可比了。惟独台湾，我们依然还在承袭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方法”。实际上，台湾并无旧小说可言，作者指的是从大陆流入台湾的旧小说。文章实质上在呼唤台湾小说的诞生和强调把其作为政治运动的工具的重要性。“我们台湾人自视为文明人，又想立于20世纪的世界上，为什么竟不讲求小说的发达呢？我们知道要推行政治运动，但为何竟把文艺忘掉呢？”安兴本：《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3页。这篇文章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主张要用社会政治的态度来进行小说创作。除此之外，还有懒云（赖和）的《答复〈台湾民报〉》等文章见诸报端。
随着论战的持续进行，杨云萍、江梦笔创办的杂志《人人》和张绍贤创办的杂志《七音联弹》，分别于1925年3月和10月问世。《七音联弹》创刊号上有张绍贤批评连雅堂的文章，《人人》2期上有杨云萍批评旧文学写作态度的文章。这两种报刊有效地配合了《台湾民报》对旧文学进行的反围剿。
自命为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的张我军，自1925年2月1日起，在《台湾民报》陆续登载《随感录》，涉及文学的各个领域，主要是对旧文人予以反击、讽刺和批评。如1925年2月1日3卷4号的随感录，批评旧文学家“东扯一句，西拉一句，凑成一篇，虽自以为‘立笔千言’”，实际却是“离题万里”。“这种空洞的、没系统的论法，正是旧文学家的大毛病”，他们“明明不知道新文学为何物，却要说些外行话来反对；明明不知道恋爱之为何物，却要说些外行话来诋毁”。他们“没有明白新学说之为何物，而对于新学说又要妄加批评，说些混蛋糊涂话来贻误青年”，这种“卑怯野鄙的态度”直如“村犬乱吠”，实在是“应当痛绝的”。同年2月11日3卷5号的《随感录》，指责“糟糕的台湾文人”如“市井小儿不可以理喻”。“他们因为理短，于真理上骂我不倒，所以不得不出卑劣的手段，在台日报的‘是是非非’栏学泼妇的谩骂”。张我军说，“文学是文人造出来的，所以文学糟糕是由于文人糟糕”，“台湾的文人是守墓犬”，因此台湾文学之糟糕也就不可避免。但必须有“以正正堂堂的文学、以正正堂堂的态度”来讨论新旧文学问题的气度，而不是龌龊的人身攻击。“我们论事只可据真理切不可带有感情。骂人也应当据理而含有教诲的诚意，决不可带有感情而视为仇敌。”至于“人身攻击”则是“一种理败的铁证”。在创作实践方面，张我军揭示出旧文人的落魄相：“你们的景，你们的情，跳不出诗韵合璧佩文韵府之外，所以做出来的诗都是糟糕的诗也是难怪的！”结论指出：“你自己要面壁九十年也随你的意，但被破殿堂压死，却是你自己的事。我是一个活泼泼的青年，决不像你那么顽陋，自己情愿伏在破旧殿堂面壁，送其一生，而不知世上有赫赫之太阳。以为世间只有鬼磷萤火而已。”
张我军在同年2月21日3卷6号的《随感录》中，继续对“伪学者、伪诗人、伪文人”们，“捏造事实来诽谤人家”、“败坏人格”等陈陈相因的旧套，进行挞伐。并进而声明自己的观点：
大凡社会上无论何方面的革命家，当初都要受保守者所咒骂，这实在也是难免的手续。不过革命家决不因此而停滞或放掷他的事业，历来的革命家大都如此。我决不是认为我自己也是革命家，不过台湾的文坛是我第一次掷下炸弹的，现在已渐渐爆发了。我希望有继我而把台湾的古典文学破坏的人出现，我又很希望在一方面极力建设新时代的新文学于我们的美丽岛，将来不久或许能看见灿烂之花在这美丽岛闪耀。
由于旧文学的挑衅多限于人身攻击，根本提不出学理上的依据，因此，张我军在1925年3月1日《台湾民报》3卷7号上发表声明，不再理睬旧文人们的无理取闹，将转而集中心力埋首于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
说什么新文学之商榷，什么新文学之平议，说得摇头摇脑，却没有真正说着新文学的话。欲维持旧文学，却没有拿出所以当维持旧文学的理由来；欲反对新文学却拿不出新文学之当反对的理由来，这实在是旧文学家的大缺点。我们论事应当以客观的批评，切不可以主观的独断。但总之新旧文学之是非已甚明了，我们此后当向建设方面努力。无价值的对骂是无用的努力，故如有再骂我的臭文字，我是不去理会他了。
张我军又在1925年3月11日《台湾民报》3卷8号发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一文，随后进一步表明：“文学改革的是非论战，在中国是在七八年前的旧事，现在已进到实行期、建设期了。所以文学改革的是非已用不着我们来讨论，已有人替我们讨论得明明白白了。我们只消把他们所讨论的文字读一读便了然了。”
然而旧文学阵营对新文学的攻击却并未有所收敛，他们继续利用《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黎华报》等报刊，对以张我军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进行围攻。如，3月28日艋牛墒思婷昭ё一脐舜ê盼幕ⅲ粕揽停凇短闲卤ā贩⒈怼恫嫡乓焕伤娓新肌罚洗穷郝钫盼揖凇短ㄍ迕癖ā飞现刚ㄍ逦难鄣愕淖龇ㄊ切趴诖苹啤⒁估勺源螅⑽鞑б骰岜缁に担骸�
且夫吟坛，定期击钵，本骚人韵事，第一风雅娱乐机关，诠选甲乙，分酬赠品，借以奖励人才，赏识后进，维持祖国学术思想，胜却相率寻花问柳多矣，而反诮以争名夺利，噫，其颠耶，其疯耶，并狂丧死耶？
又说：
若论古文不如时文之浅显，旧诗不若新诗之自由，试问中国自胡适陈独秀革命文学，创造白话文体以来，新诗白话文，何以日见减少，古文旧诗，何以反加增多，所谓应时势之潮流国语活文学，缘何未得全国承认？
1925年4月3日《台湾日日新报》8942号“詹炎录”栏，自诩具有最新思想的许崇智，在为孙中山先生写祭文时，以汉魏六朝押韵之四字文体为例，对台湾新文学倡导者提出批评。5月连雅堂在《台湾诗荟》第17号《余墨》中称新体诗万万不及民谣、打油诗。8月5日，《台南新报》8432号再刊出陈福全（号笑仙）的《白话文适用于台湾否？》，认为“台湾之谓白话者，则于文句中插入拉尼马儿阿约爱甚么罢了矣的很等，观之不能成文，读之不能成声，其故云何，盖以乡谈土音而杂以官话”。现在台湾能解官话者极少，而且又是多族杂居，语言差异很大，何况“白话者，杂以方言土语，假使闽人作文，粤人读之，如入五里雾中，茫无头绪矣”。因此，“苟欲白话文之适用于台湾者，非先统一言语未由也”。苏世昌：《追寻与回忆：张我军及其作品研究》第三章《省思转化的文学进程》，ncku。edu。tw/~taiwan/taioan/hak…chia/s/sou…se…chhiong/sek…su/sek…su。htm。陈福全主张台湾采用言文一致体，如各新闻记事，简单浅明，胜于白话文的繁杂啰唆。客观地说，该文在书写文字的思考上不无道理，但尚未掌握文学革命的真精神，所以没能产生什么大的反响。
台湾文坛的新旧文学的论战，推动了台湾新文学的创立和发展，也使台湾的旧文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这场论战中，年轻的张我军首先把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火种带到了台湾，点燃起台湾文学革命的熊熊烈火。他以台湾文学革命的“导路小卒”，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