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军对台湾新文学的倡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第三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一）──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
第二节 奋起直追：台湾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情况
同大陆相比，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慢了一拍。台湾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20年《台湾青年》的创刊，比大陆1915年上海《新青年》的发刊晚五年。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端，是1923年台湾文学革命，较大陆的1917年晚六年。台湾的新诗、新小说，其奠基之作诞生于1925、1926年间，比陈衡哲的《一日》、鲁迅的《狂人日记》等要迟出七至八年。这种延迟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台湾新文学诞生的艰难，也揭示了台湾新文学同大陆五四新文学的源流关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诞生与发展，都是在借鉴与模仿大陆新文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是一种结合实际社会状况，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空移植。
1920年7月16日，当时在日本东京的“新民会”，仿照大陆的《新青年》创办了中（汉文）日文合并的月刊《台湾青年》（1922年4月1日易名为《台湾》），蔡培火主编，面向台湾发行，目的在于激发民众的思想觉醒、促进文化启蒙。台湾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从此“新民会”以机关刊物《台湾青年》为舆论阵地，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并借以强化民族意识，改革社会政治风气，反抗日本殖民者的专制统治。总编辑林呈禄以笔名“慈舟”发表《敬告吾乡青年》一文，鼓励台湾青年发扬时代精神：“当此世界革新之运，人权发达之秋，凡我岛之有心青年，极宜抖擞精神，奋然猛省，专心毅力，考究文明之学识，急起直追，造就社会之良材！”创刊号又有卷头辞宣示自己的主张：
是空前而且可能是绝后的世界大战乱，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了。几千万的生灵，为了战乱而流血，为了战乱而为枯骨，何等惨绝！人类的不幸，还有比这种不幸来得更大吗？
从这种绝大的不幸当中，能得保全性命的全人类，业已由既往的惰眠觉醒了。觉醒了讨厌黑暗，追慕光明，觉醒了反抗横暴，服从正义；觉醒了摒除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蛮生活，企图共存的，牺牲的文化运动。你看！国际联盟的成立，民族自决的尊重，男女同权的实现，劳资协调的运动等，没有一项不是大觉醒所赐与的结果。台湾的青年呀！高砂岛的健儿呀，还可以不奋起吗？不理解这大运动的真义，不跟这大运动共鸣的人，这种人做人的价值，简直等于零……
很不幸，我台湾在地理上位为偏陬的绝海，面积也很狭小。因此，吾人在这世界文化大潮流中，已经成为落伍者。想起来，多么痛心呀！诸君！我们因为成为落伍者的结果，假如除了只影响三百万的同胞之外，再不会影响到别的，那还可以。万一，因为吾人的缺陷，致使岛中失去了平衡，而且破坏了世界和平的基石，那种罪恶，真是可怕的。吾人应该三省四省。吾人应该以爱护和平为前提，讲究自新自强的途径才对。
吾人深思熟虑的结果，终于这样觉醒了。即广泛地侧耳听取内外的言论，应该摄取的，则细大不漏地摄取，作为自己的营养分。而且把所养得的力量，尽情向外放注。这正是吾人的理想，也是吾人所迈进的目标。我所敬爱的青年同胞们！一齐站起来！一齐前进吧！
这篇檄文充满了新思想，它启示和号召青年人，要揭露黑暗、追求光明，反抗横暴、服从正义，争取民族自决，最终达到人性的自觉与民众的觉悟。在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势新潮流以后，她热诚地号召台湾青年奋起赶上新潮流，积极吸取、借鉴新思想，“自新自强”以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这正是“新民会”指导当年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思想。
《台湾青年》自1920年7月16日创刊，到1922年2月15日第4卷第2号止，一共出版了十八期。这份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讨论台湾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四篇讨论文学改革的文章。除日本人小野村林藏宗的《现代文艺的趋势》之外，其他三篇，即创刊号上陈炘的《文学与职务》（1921年7月），第3卷第3号上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1921年9月），第4卷第1号上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1922年1月20日），分别就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反省了台湾文学的现状，提出改进的方向。
陈炘的《文学与职务》强调文学“不可不以启发文化、振兴民族为其职务”，抨击当时台湾旧文学界专门追求华美的辞藻，“矫揉造作、不求学理，抱残守缺、只务其末”，只有美丽的“外观”而没有灵魂和思想，是一种封建科举制度造成的“死文学”，因此不能尽到文学的“职务”。他主张文学“当以传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鼓吹人道精神，促社会之革新为己任”，要肩负改造社会的使命。同时文章还以“近来民国新学，奖励白话文”为例，希望台湾文学作家“就言文一致体”。在介绍了大陆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真正的文学之后，提出台湾文学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奋进。
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主要抨击了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台湾旧文学。文章强调文学与现实社会不可分离，并且指出台湾当时的文学，已经远离时代、远离现实。战后的中国文学已经渐渐被介绍给欧美，而且又有以青年为主导力量的新文学运动正在开展中，这实在是很可喜的现象。他在结论中指出：“在这切迫的时势的要求和现实生活的重围下，已不需要那种有闲的文学——风流韵事，茶前酒后的玩弄物了。”这句话总结性地说明了新旧文学的差别，即新文学是实用的，旧文学是休闲娱乐。
这两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文学的外部问题。其关注的焦点是文学的内容方面，还没有把文学改革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此外，这两篇文章都是用文言写成。处于大时代变革中的新文学运动倡导者，革新的思想和完成思想革新的行为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因此也很难真正把握住时代潮流的本质，对准旧世界痼疾给以致命的一击。虽然已经振臂高呼，然而他们的头脑毕竟还是在旧文学的泥潭中浸淫过的，因此，没有办法达到像凤凰涅槃那样获得重生。
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则主要解决文学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文章主张“日用文宜以简便为旨”来改造文学，摆脱旧文化造成的文学停滞。这里“日用文”是指与口语相应的书面语言，“简便”的“日用文”，自然是指正在大陆倡导的白话文。为此文章严肃批评了文言文的弊病：第一，不能充分表达思想、情感；第二，数千年来，古人所遗留的杂言巧话不胜枚举，艰涩难懂，又不普及，是造成文化停滞之根；第三，墨守古文阻碍进取精神，是导致国民元气沮丧之源。由此，陈端明发出了“改革文字，以除此弊”的呼吁：
今之中国，豁然觉醒，久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文人墨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申乎，切望奋勇提唱（倡），改革文字，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其不妙乎？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页。
这三篇文章，虽然借鉴大陆的文学革命经验，初步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因为文章本身仍然用文言文写成，而且刊物在东京出版，所以影响有限。由此也说明，要做时代先锋，新思想的倡导者首先要进行彻底的自我革新，经历蝉蜕般的痛苦，与陈旧的过去决裂，否则就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某种旧有文化的残迹，同时给自身提倡的新思想也会带来传播的困扰。
新民会在日本东京活动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蔡惠如、林呈禄等人来到大陆，与中国国民党接触，及时地吸取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革社会的经验。在大陆各地求学的台湾青年也相继组织社团，以求联络同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返回台湾，进一步开展斗争。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民会”的宗旨、指导思想及其实际活动，都把矛头指向了日本殖民统治，它无疑是台湾抗日民族运动非武装阶段的中坚力量。
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成立，标志着旨在台湾民族解放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从日本转回了台湾本土，也标志着台湾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台湾文化协会”可以说是“新民会”的延续和发展，它的成立是在新民会的主要领导人林献堂的大力支持下，由蒋渭水策划领导和组织的。蒋渭水任专务理事，林献堂任总理，蔡惠如等人为理事。它成立的目的是“谋台湾文化之向上”，“切磋道德之真髓。图教育之振兴，奖励体育、涵养艺术趣味”。蒋渭水认为，台湾人负有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使命，“台湾文化协会”就是为了“造就遂行这使命的人才而设的”。“然而台湾人现在有病了，这病不愈，是没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会目前不得不着手医治这病根。”蒋渭水还说：“我诊断台湾人所患的病，是知识的营养不良，除非服下知识的营养品，是万万不能愈的。文化运动是惟一的原因疗法，文化协会就是专门讲究并施行原因治疗法的机关。”启迪民智，廓清蒙昧，这是真正的民族民主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1921年11月25日，台湾文化协会出版第1号《会报》，发行一千二百份，但立即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查禁。蒋渭水在《会报》上以别具一格的医生诊断病症、开出药方的方式，为台湾社会义诊。他在“遗传”一项中，明确写道“明显地具有黄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统”；在“素质”一项中，写的是“为上述圣贤后裔、素质强健、天资聪颖”。在“既往症”一项中，写有：
幼年时（即郑成功时代），身体颇为强壮，头脑明晰，意志坚强、品性高尚、身手矫健。自入清朝，因受政策毒害，身体逐渐衰弱，意志薄弱，品性卑劣、节操低下。转居日本帝国后，接受不完全的治疗，稍见恢复，惟因慢性中毒长达二百年之久，不易霍然而愈。
在“现症”一项中，写的是：
道德颓废，人心浅薄，物欲量盛，精神生活贫瘠，风俗丑陋，迷信深固，顽迷不悟，罔顾卫生，智虑浅薄，不知永久大计，只图眼前小利，堕落怠惰，腐败、卑屈、怠慢、虚荣、寡廉鲜耻，四肢倦怠，惰气满，意志消沉，了无生气。
明眼人一读就清楚，在“既往症”和“现症”里，蒋渭水的意思是：第一，清朝的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毒害了台湾人民，致使民众在体格、意志、品性、节操诸多方面患有重症。第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后，民众聚义抗争，“稍见恢复”，但终于因为中毒达二百年之久，精神界之陋习难以“霍然而愈”。而台湾民众主观并不觉悟，仅仅感到日本殖民当局的经济剥削难以忍受。所以，在“主诉”一项里，写有“头痛、眩晕、腹内饥饿感……”接着，蒋渭水激愤地写下：
诊断：世界文化的低能儿。
原因：知识的营养不良。
经过：慢性疾病，时日颇长。
但是，蒋渭水深知，台湾人民还是具有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的，他还是极有信心的，明确地指出了“治”与“不治”的两种前景：
预断：因素质纯良，若能施以适当疗法，尚可迅速治疗。反之，若疗法错误，迁延时日，有病入膏肓、死亡之虞。
而蒋渭水开出的“处方”是最精彩的：
疗法：原因疗法，即根本治疗法。
处方：
正规学校教育最大量
补习教育最大量
幼稚园最大量
图书馆最大量
读报社最大量
最后，他又提出了“二十年内根治”的目标，即：“若能调和上述各剂，迅速服用，可以在二十年内根治。”蒋渭水：《临床讲义》，见庄永明《台湾百人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1—33页。
显然，这是一篇启迪心智、廓清蒙昧的台湾思想启蒙运动的宣言书，比起《台湾青年》创刊号的卷头辞，它更加形象、更为具体也更深入人心了。
台湾文化协会拥有一千三百二十名会员，培养了一大批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骨干，在全岛各地深入地进行着启蒙工作，推动了抗日爱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有了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做思想启蒙的工作，台湾岛上的新文学运动，也很快地蓬勃开展起来。大陆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学革命先驱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以及他们的新文学作品，很快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发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1922年4月1日，《台湾青年》改名为《台湾》（截至1924年5月共出十九期），由林呈禄任总编辑。《台湾》对于文学有了更多的关注。这一年，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已有五年的历史，曾旅居大陆的黄呈聪有感于亲眼目睹大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于《台湾》杂志1月号上发表了《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随后黄朝琴发表了《汉文改革论》。这两篇文章是“改革台湾文学最早的论文，也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黄呈聪和黄朝琴都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台湾留学生。1922年6月，他们返回大陆做了一次文化、文学考察。大陆开展的文学革命给了他们深刻的启发，《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见闻感想上升为改革台湾书面语言理念的两篇文章。
《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一文，一方面介绍了大陆白话文学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极力倡导台湾向祖国大陆学习，也尽快使用白话文。他在论述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重大意义时说：
回想我们台湾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