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风物”这书名是我从《王祯农书》里得来的。七百年前，那个叫王祯的人看见一种农具被人使用，看见一派宜人的田园风光，和平，丰足，恬静，而又久远。这景物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发出由衷地赞美：“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七百年后，我的农具系列小说，也是出于一种深深地打动，出于一种对知识和历史的震撼，也更是出于对眼前真实情景的震撼。当然，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就好像从绿洲来到荒漠，就好像看到一通被磨光了字迹的残碑，赤裸裸的田园没有半点诗意可言。隔了七百年的岁月，我把“太平风物”和“农具系列小说”装置在一起，陈列在这间纸上的农具展览馆里，正所谓感慨万端一言难尽。我希冀着把自己的震撼和一言难尽的感慨传达给可能的读者们。之所以把小说称之为“展览”，是因为这本书不止需要读，更首先需要看。我必须事先声明，廉价的道德感动，和对残酷现实虚假的诗意置换，不是本次展览的目的。
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吕梁山的邸家河村插队落户做过六年农民。那时候，公家发给每个知青五百八十块钱安置费，村里就用这笔钱给我们盖了知青宿舍，还给每个人配置了一套干活用的农具，镢，锨，锄，镰，斧，扁担，筐，包括收割时捆庄稼用的麻绳，冬天装粮食用的口袋，样样俱全。于是，六年的时间里就和这些农具朝夕相伴。用的时间一长，体会也就入微起来，镢把的粗细，锄钩弧度的大小，锨把的长短，扁担的厚薄，都和每个人的身体相对应，相磨合。渐渐地，就明白了什么样的农具才会得心应手，对使顺手的农具也就分外地爱惜。
初到一地，除了未曾见过的山川风物之外，首先遇到的就是方言，比如邸家河人把山上的树不叫树，叫“钵儿”，把一种专门用来收割玉米和灌木枝的镰刀叫做“苦镰”，驾上毛驴磨米面不叫推磨，叫“推喂子”，如此等等。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娃”闹不大清楚这些称呼的来历，也想不出来和“苦镰”“喂子”等等相对应的文字到底是哪一个，于是，就随便拉来一个发音相似的字瞎凑合，还想当然地把这一切弄不懂的发音统统归结为是方言，归结为是穷乡僻壤的落后和固执。那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变成日后的小说素材，会引发出一场对“知识”和“历史”的震撼。
1987年夏天，在《厚土》系列的创作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叫做《中国古代农机具》的小册子，一百二十个页码的小开本，定价人民币八角钱。随后，就带了这本书去我插队的邸家河村住了几天。那时候，我虽然在城里已经工作多年，但还是每年都回邸家河。正好是收麦子的季节，就在劳动之余看了这本书。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对于农具历史的讲述，看得我惊心动魄。所有农民们使用的农具，都有长得叫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都有极其丰富的发展经历。尤其是一些被农民用方言称呼的农具，原来被我一直认为是字典里根本就没有的字，被我认为是乡下人固执、封闭的语言偏好的所谓方言，竟然却和两三千年前的历史完全重合，和古音古字一模一样。就是在这本小册子里我看到了，“公输班做碨”这样的记录，公输班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复姓公输，名般，因为般、班同音，又因为是鲁国人，所以被后人称为鲁班。鲁班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古代工匠的祖师爷。鲁国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被周朝天子分封的诸侯国，一直到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被楚国所灭。“磨”这种称谓，只是汉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中它一直被人称作“碨”，邸家河的方言竟然跨越两千五百年的历史，直续“春秋”。那一刻，我真是如雷轰顶，目瞪口呆。和历史心领神会的遭遇就在那一瞬间发生。悲怆和遐想久久难平。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自己也许应当写一本关于农具的小说，应当有这样一场和祖先的对话。后来，又因此而引出对《王祯农书》的细读。
十八年前那场知识和历史的震撼让我明白，几千年来，被农民们世世代代拿在手上的农具，就是他们的手和脚，就是他们的肩和腿，就是从他们心里日复一日生长出来的智慧，干脆说，那些所有的农具根本就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人和自然相互剥夺又相互赠与的果实。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实是一部农业文明史，是被农民手上的工具一锨一镢刨出来的。可人们对历史和知识的记忆，往往只是对于正统典籍的记忆，没有人在乎也很少有人注意，养活了历史和知识的工具。人人都赞叹故宫的金碧辉煌，可有谁会在意建造出了金碧辉煌的都是些怎样的工具？
有想法，有感触，还不能写小说。我当时还在写《厚土》，《厚土》的历史背景大都放在文革之中。一晃十八年。十八年来，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农民，乡土，农具，等等千年不变的事物，正在所谓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下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亿万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的景象，只能用惊天动地、惊世骇俗来形容。即便偏僻如大山深处的邸家河，也在煤矿的开发当中改地换天。所谓历史的诗意，田园的风光，早已经淹没在现实的血污，挣扎，和冷酷当中。尽管在吕梁山偏远的乡村里，这些古老的农具还在被人们使用着，但人与农具的历史关系早已荡然无存，衣不蔽体的田园早已没有了往日的从容和安静。所谓历史的诗意，早已沦落成为谎言和自欺。当初，因为当过六年的“劳动人民”，因为亲眼看到了什么叫世世代代的劳动，我深知，无论是以田园的名义，还是以革命的名义，把亿万人世世代代绑在土地上是这个世界最不人道，最为残忍的一件事。一转眼，我却又在通往“进步”天堂的台阶上看见遍地的血泪和挣扎，听见田园们赤裸裸的哭声。真正是一言难尽。真正是情何以堪。
因为已经写过《厚土》，我明白，自己不能再以《厚土》的方式重归“厚土”。多年来在文体和语言上的思考，多年来对于语言自觉的实践，多年来对于建立现代汉语主体性的追求，多年来对于知识等级的拒绝信任，对于道德化和诗意化的深刻怀疑，等等，等等，这一切导致了“农具系列小说”现在的模样——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都被我拼贴在一起，也算是一种我发明的超文体拼贴吧。现在，我把这些拼贴的结果，放在这本书里，放在这间纸上的展览馆里，权且当作对于“公输班做碨”的一种接续，权且当作对于“太平之风物”的一种当下的回答。
我曾为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下一个苛刻的指标：“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在这里，对于方块字的“用”的突破，和对“表达”的突破，都是对作者严峻的考验。我能从自己文明历史的最深处找到文学的源头活水吗？我能在毁灭和新生，悲怆和欢欣中，找到文学的绿意吗？我能在全球化的滔天巨浪里用方块字立定脚跟吗？这既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困境。
风物既现，太平助兴
丁 纯/文
这本《太平风物》，冥冥之中，我期盼了许久。山西吕梁、安徽蚌埠，中间隔了多少山水啊，我没有在地图上量过，当我在书中看到那些高低长短，名字叫：镢、锄、犁、扁担等“家伙”，我苦涩地笑了。
我的故乡，农具一律称为“家伙”。它们敦实、本分地靠着墙站着，或者躲在门口，或藏在麦囤里……岁月更迭、日月不惊，它们似乎成了家里的重要成员。它们和先辈一样忍受过饥饿吧；它们可能也目睹了日常生活的变化。春夏秋冬，寒暑白露，先辈们和这些“家伙”们都一起历经了艰难的日子。
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农具也一样披星戴月，食风饮露。父亲常用的“家伙”是扁担，母亲用的是镰刀。母亲挥舞着镰刀将麦子割完，父亲用扁担挑到麦场上，我们兄弟俩用连耞狠命地捶打麦子。一年的口粮，全倚赖镰刀、扁担、连耞完成，没有了它们的襄助，还不知道要费多少汗水。
那些年头，我们站在地里扶着铁锹，昂着脑袋，眼巴巴地望着城里，遥想着外面精彩的世界。经年之后，我们发现，离自己的心最近的不是城市，而是有着麦芒香、稻花香的农村，那才是我们的根所在。
可是，乡村离我们也很远了，那些水车、连耞啊，那些暗藏着麦香的镰刀、石磨啊；还有忠诚敦厚的耩子（耧子）、耕牛，何处去了呢？无处可寻，它们早已躲进了乡村记忆的深处了。
二
这些寻常的农具，生平第一次脱掉了“农装”，作为故事的主角，“粉墨登场”，可要感谢一个叫李锐的人。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王祯农书》，便喜欢上了“太平风物”的书名。再一个偶然的机会，缘于另外一本《中国古代农机具》的小册子。就动了念头，写下了这十六篇农具系列小说展览。
这十六篇小说，是以传统的农具为意象，将大地、农民、农具与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作者所说“正视镰刀就是目击历史”，那么农具小说，其实是在诉说命运，诉说历史、大地、农民的命运
作者是想保留一份乡村的记忆化石呢，还是想探索一种新的文体写作；抑或是唤起人们对落后农村的同情和哀怜，但是，他又说“我必须事先说明，廉价的道德感动和残酷的现实虚假的诗意置换，不是这次展览的目的”。对于，那些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家伙”们，任何怜悯和同情，都显得颇为单薄，甚至虚伪。它们的装载被重重的时间压着，不歪不斜，稳稳向前走着。
这十六篇小说，篇篇有着我难以言说的哀伤，字字有着村里人不想回首的往事。就那镰刀来说吧，除了收割，也可以砍人，这种事情在农村常有发生。有理、无理，在乡下，很多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悲愤起来，六亲不认的事情不罕见。镢头呢，是田中王，它的地位，靠的是实力和暴力。它所承担的工作也非镰刀能比。在乡村，持镰的，是朴质的女子；而镢的使用者，肯定是黑色大汉。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作用力大，反作用力也大。镢和镰刀的性情不同，往往也会衍生出不同的故事。至于，地位比较高的犁，耧，可是当作宝贝的东西，其实一个村子也只有那么几张犁子、几台耧子。制作工艺要求高，非专业人士莫属，使用他们，也是村子里的“把士”所为。一般人望尘莫及。
小说中的人名，是一种与乡土、人情暗合的符号。根宝、有来、拴住……每一个名字，都像山冈上的灌木，每个人都像一样农具。智慧如桔槔，稳妥如耕牛，矫捷如扁担……人和农具，农具和人，是一致的，不分伯仲，尊卑。就在平常中，蕴涵着哲学，那可是生命哲学。我竟然在书中读出了悲凉的意味，可能我在农村长大的缘故。
书中的哀意，俯拾皆是。鲁迅也讲过，“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几千年来，老百姓和农具的状态相同，沉默无语，及至有人把工具分为三种：会说话的工具（人）、不做声的工具（农具）、哞哞叫的工具（牛）。人、农具、牛，成了并列的名词。人一旦成了工具，就意味着被奴役、欺侮，何谈尊严呢？中国的历史，似乎便是皇帝和工具的历史，历史的变迁，我们记住了历朝历代皇帝的名字，我们也记住了农具的名字，可是我们却很少能记得住成千上万大号叫百姓的人。
何以选择“太平风物”称呼农具呢？我猜想，大概也不是王祯的一厢情愿，更是老百姓美好的愿望。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老百姓可以解决温饱了吧。古时的战争中武器，仔细看，似乎也是从农具演变的，十八般兵器，都可以在农具中找到原形。太平是不长久的，从某种意义上，太平却又只是用来“助兴”的，安慰安慰大伙儿罢了，天下，哪有真正的太平呢。所以，古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活着，真的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现在的农村，“太平”的意味更浓了；村子民远离乡村，揣着理想历经磨难来到城里，市民称他们为民工，他们在城里摸怕滚打，想融入城市，可是，回头来，让他们感到最亲切的，还是乡村贞静的岁月和安稳的日子。毕竟，根在那里。心在那里啊。
三
猜想不出，城里人阅读“农具系列展览小说”，是怎样的感受：陌生？生涩？我还担心他们会有阅读的障碍——城乡差别太远了。而对于童年生活在乡村的人来说，实际上，这是一本写实的小说。
李锐认为，这本农具小说展览是“超文本拼贴”——“图片、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和现实的困境融合在一起。”但是，这哪是什么超文本啊？乡村里几个要素，早就融合在一起的，根本不需要复制和粘贴。比如，农具名称，几千年的称呼不变，这就是历史，农村经济落后；而制造农具的材料，是山上的一景；使用的农具的人，都是“芸芸众生”啊，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小说。
我读这些小说，情绪受着情节牵引。吕梁和蚌埠虽然相隔较远，但，农村的事情，几近相同。他笔下的人物，也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啊，根本不像虚构的情节和人物。我熟知的父老乡亲们的命运，并不比李锐笔下的人物幸运多少。他们几千年都被牢牢地捆在土地上，挣脱不开。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一代一代延续一下去。他们哪有时间和雅致去思考存在的意义呢？
中国人的生存压力，主要是来自经济上的压力，不是精神上的。我敢说，二千多年前，那些“太平风物”绝对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然而，时过境未迁，二千年后，他们还“活着”，却成了落后生产力子的代表，不能不说是件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