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无数次整形手术后，1994年她又重返战区拍摄，后来又直击以色列2002年进攻约旦河西岸等多场战事。
我见到她的时候，玛莎已经在伊拉克工作了一个多月。由于面部受过伤，玛莎说话的时候有点口齿不清，面部表情也有点怪异。她话不多，说话的时候也不太爱看着对方，眼睛总会漂移到远方，若有所思的样子。
当时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记者们都在为去与留而担忧，CNN因为被认为“报道失当”，当时已经接到了伊拉克当局离境的逐客令。我问玛莎有什么打算。玛莎说，她已经疏通了关系，决定临时跳槽到路透社，这样她就可以留下来。但是路透社决定撤走所有记者，只留下一个当地的报道员和一位摄影记者，玛莎说她报名了。
后来，战争爆发了，玛莎果然留了下来，等我们“二进”巴格达的时候还见到了她。记得当时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的平台上空空荡荡，只在一个突出的拐角处孤零零架着一台摄像机，一身黑衣的玛莎依旧坐在那里。
玛莎告诉我，开战后她在这个平台上，白天黑夜连续拍摄了四天四夜。当时世界各大电视台播放的轰炸巴格达的画面，多半都是出自玛莎之手。因为急着去采访，我和玛莎在美英联军对巴格达平均每半个小时就一个波次的轰炸间隙，一起抽了一支烟，简单聊了聊，之后便互道珍重。临走玛莎用有点沙哑的声音对我说：“等着我，我会去中国的。”
2013年重返伊拉克时，美联社的一位电视服务人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直播前，她都要把所有设备认真地擦一遍，包括三脚架的腿。无论新闻传播的技术如何变革发展，敬业，永远是一位记者的核心竞争力。
2010年，我在新闻里得知玛莎去世了。之前，她已与结肠癌病魔抗争了3年。她活了59岁。在她去世前，CNN专门为玛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叫《无所畏惧：玛格丽特·摩丝的故事》。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玛莎已是癌症晚期，但她仍坦然面对：“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已经很充实地活了一生。”
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新闻的孩子们，有多少人知道玛莎，或者被她的故事感动而投身新闻事业。我们的时代在变革，手段也在革新，记者手里的笔记本也被智能手机、微信、蓝光盘或者更高级的玩意儿所替代；媒体和传播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媒体岌岌可危，似乎前景黯淡。
前一阵有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看你们央视，再看网络，感觉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不过我想，无论怎样变革，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新闻的本质和记者的职业精神，就像玛莎这样的记者。
2．从巴格达到钓鱼岛
2013年12月初，在一个初冬的夜晚，我乘飞机从北京到上海，准备第二天对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做一次独家专访。
摄制组的其他成员已经在当天先期到达上海做准备工作，剩下我一人独行。出了虹桥机场，我排队打了一辆出租车。以我之前无数次到上海的体会，我知道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不像北京的“的哥”，他们不爱在车上跟乘客聊天。所以，我直接坐到了车的后排座椅上，简单告诉司机要去的酒店后，便不再作声，闷头坐车。
汽车驶出机场后，我才渐渐开始注意到这辆车和开车的司机。这辆出租车比较破旧，估计有些年头了，一路上它一直在“吱吱唧唧”发出刺耳的异响。可能是为了压住汽车发出的噪音，出租司机一路上开着CD。刚开始我并没有注意CD放的什么，只注意汽车那刺耳的异响声了，但有一刻，汽车停下来等红灯的时候，猛然间我听出来，CD里居然放的是日语歌曲，有点像邓丽君歌曲的那种怀旧日语歌曲。
这让我暗自诧异。要知道，在2013年的这个时候，在中日因为钓鱼岛问题剑拔弩张的背景下，在网上几乎一边倒“收拾小日本”的舆论环境下，我会在一辆中国上海的出租车上听到日语歌曲，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我对日语歌曲本身没有什么偏见，大学时还经常跟着“砖头”录音机唱邓丽君的那首《星》，但在破旧汽车刺耳的异响声伴奏中听着它，实在不堪其烦。终于，我忍受不了了，对司机大声说道：“师傅，把音乐关了！”
司机吓了一跳，不过随即顺从地关上了CD。好奇心促使我追问了一句：“你听得懂日语吗？”司机的回答倒是吓了我一跳：“听得懂啦。”司机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他曾经去日本打工，在日本住过几年。
听了这话，我多少理解了他的这种日本情结，便准备闭嘴继续坐车了。不想，这位司机的话匣子却一下子打开了。他操着浓重的上海方言说道：“其实日本人对中国人挺好的，人家只想着怎么过好生活，才不关心政治啦、两国关系啦这些虚的问题。”他的这番话一下子调动了我的兴趣。
于是，我顺着他的话反问道，可是现在中日关系很糟糕啊，日本人认为钓鱼岛是他们的啊？这可不是虚的政治啊。这位中年司机振振有词地说：“钓鱼岛关我们什么事啦？那么小个岛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啦？我们老百姓可怜巴拉的就是挣点钱过日子啦，这些都是政治家的事。”
“那要是日本真的抢了钓鱼岛，两国打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不也要受影响吗？”我问他。
司机不假思索地说道：“才不会的啦，我们的政府不敢打的啦……”
说话间车到了地方，在结账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师傅，你一个月跑出租很辛苦吧，能挣多少啊？”
“唉，也就一万多块钱吧。”中年司机回答我。
车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出租车扬长而去，留下我一脸的愕然。
和这位月进万元，张口闭口自己是不关心政治、钓鱼岛，可怜的小老百姓的出租车司机这番对话，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逆袭”，也让我陷入长长的反思。也许这位司机师傅是个个例，并不代表中国公众普遍的态度；也许是我长期身处国家电视台，不接地气；或者久居“帝都”，耳濡目染，“高高在上”。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有祖国的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它的命运，总不是什么错误，相反，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国际热点，都和我们的国家，也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日子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东当驻外记者的时候，中国人对埃及除了金字塔以外几乎没什么兴趣，什么“戴维营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就好像是天方夜谭，远在天边。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大多数中国人只是抱着围观的心态，看美国人如何把萨达姆赶出了科威特。之后还有黎巴嫩内战、波黑战争，对于这些发生在别人家的事儿，我们的读者和观众就好像是在北京三环上看到车祸一样，减减速，看看热闹，然后该上哪儿上哪儿，没自己什么事。
作为国际新闻记者，我们那时候写的稿件、做的电视报道，充其量只能算是大餐之后的甜点，点缀而已。但尽管如此，那时候我们没有放弃，而是时刻想着要冲出去、突出去，突出国际报道不受关注的重围。因为我知道，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外面的世界必将向我们疾驰而来。
1998年的伊拉克核查危机，以及当年12月美国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动的“沙漠之狐”打击行动，可以算是我作为国际新闻记者的一次成功突围。那个时候，中国观众第一次通过直播在电视上看到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背心的中国记者，出现在世界头条新闻的现场。然而，那一次最多算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成功报道，和我个人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亮点，真正让国人认识到国际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反而关乎我们切身利益的，是在几个月之后的前南斯拉夫。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连续78天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爆发。就在大多数人习惯性地认为这场战争和中国没多大关系的时候，当地时间5月7日夜间，美国从本土派出一架B…2轰炸机，用5枚（有说是4枚）精确制导炸弹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当场炸死4人，其中包括3名中国记者，炸伤多人，中国大使馆破坏严重。
震怒的中国百姓把各地的美国使领馆团团围住，世界各国和国内各地的抗议示威持续不断。时至今日，美国的此次“误炸”存在着诸多版本的解读和未解之谜，虽然当时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对这一事件报道的全过程，包括一连若干天的《焦点访谈》和直播连线报道，但除了我们的官方表态以外，我所了解的所谓“内幕”也并非权威，经不起推敲，所以谨慎起见，还是将这一历史事件留给今后，让时间去说明一切吧。
无论如何，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客观上成了中国公众关注国际新闻意识的一个分水岭，它也是西方世界开始警惕中国强大，谋划围堵中国的一个现实开端。可以说，从1999年的那个夜晚开始，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还必须经过一个艰难的环节——突围。
然而，中国的每一次突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且，代价也是高昂的。炸大使馆之后，一系列国际事件纷至沓来，它们或喜或悲，祸兮福兮，不一而论。
大使馆被炸的当年，中国加入了WTO。一年后，又发生了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之后，美国先打阿富汗，再打伊拉克。2008年，从汶川大地震的举国悲痛，到几个月后北京奥运会的扬眉吐气，历史似乎有意安排中国人集体坐了一回大悲大喜的过山车，来考验我们这个本来就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意志力。再往后，则是更多的纠结。中国成了世界老二，在专家学者们高谈阔论“中美共治”、“中美国”甚至“去美国化”的同时，人们发现，一股“中国威胁论”正在向世界更广的范围蔓延，从西方国家到中国周边的邻国，甚至远到中国花几十年时间苦心经营下的亚非拉“老朋友们”。直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也开始明朗了起来——美国明确表示要重返亚太，“再平衡”亚太地区。美国的真实目的再明显不过：遏制中国，管控中国的崛起。
一时间，中国的周边形势风云突变，波谲云诡。四周各个方向投向北京更多的不再是羡慕的眼光，而是指责、挑衅的手指。2012年，经济上被中国超越了的日本，决定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到这个时候，中国奉行了几十年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中国民众当中，带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情绪，热度开始升温。人们在问：为什么这些年我们与邻国的冲突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黄岩岛事件？为什么会有钓鱼岛争端？为什么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别人却老想着给我们使绊子？不少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外交政策太过软弱，所以周边小国都敢欺负到我们头上。其实，这有点像主持人名人圈里常说的一句话：你出得了多大的名，你就得挨多大的骂。
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的身份变了，你的影响力也大了。中国原来是汪洋里的一叶小舟，你动一动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来，别人也不会觉得你怎么样，不关心你。为什么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我们在南海并没有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要有个什么动作也不起什么波澜？因为那个时候别人没有感觉到你威胁到他。现在，中国由一叶扁舟变成万吨巨轮了，在我们周围溅起的波涛，也许就会在别人家门口引起海啸；或者你随便动一动，人家就会觉得你掀起了大浪，冲击了他。
所谓“中国威胁论”，其实我们并没有拿枪指着他或者到他们家门口，但是他感觉你现在太大了。这个问题既有想象也有现实，这既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几乎是一个死结。我们中国要不要发展？要！但是你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逐渐变大变粗变壮，而别人没有变化，没有变粗变大，他们看着你一天天长大，当然心里不安全不踏实。别说是菲律宾对中国这么戒备了，美国也是这样。
基辛格是美国与中国最早接触的高层，我从1993年第一次采访他，前两年最后一次采访时，九十岁高龄的他中间居然睡着了。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的时候，美国人把中国人当回事吗？那时候只是说拉中国作为一个抗击苏联的盟友，然后来分化世界格局。那个时候，在尼克松、基辛格的眼里，中国只是当时美国与苏联冷战战略的一步棋，是他们一盘棋局的一粒棋子。但是现在中国一天天壮大了，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甚至很多人预测，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那美国就觉得该拿你当回事了。这就是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本质所在。
中国人现在高度关注国际问题，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热点，这是一个时代变革的产物，而且也是一个大趋势——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中国本身的很多利益也越来越要依靠外部。这样一个进程还在逐渐加快。
今天，世界上的一举一动，和中国百姓都会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随便哪儿有个风吹草动，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问题，甚至欧盟的一个举措或者制裁措施，就会涉及我们很多沿海企业的就业和开工的问题，就意味着我们某些企业或者一个产业领域里的企业就要倒闭关门了，千千万万个中国工人要下岗，无数个家庭要面临新的选择了。当今世界离不开中国，但另一个现实是，今天的中国很依赖世界。
有人会问：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些问题，这两年突然间冒出来这么多矛盾呢？这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关。美国其实早就看到了中国的一步步发展，可能对其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大约就在炸中国大使馆的同时，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有了一套遏制中国、防范中国的行动策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9·11”事件发生了。“9·11”事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