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受联合国多年制裁、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真实生活。
那天，我信心十足地跑了一趟伊拉克驻华大使馆，开门见山地向大使提出要求：“现在您的国家局势非常紧张，可能会发生战争，中国人民非常关注伊拉克人民现在的生活。我们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希望能够前往伊拉克采访报道。”
不出我所料，大使先生态度很积极，他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去采访，并当场承诺：“所有人的签证，你当天来我当天就给。”
我进一步阐明来意，希望他们向央视发出邀请。大使严肃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一丝笑容，几秒钟之后他爽快地一挥手：没问题！
临别时他突然问我：“伊拉克现在明显很危险，你想去那里，不害怕战争吗？”
2003年央视第一次进入伊拉克的摄制组全体人员在巴格达新闻中心合影。清一色的男性，从左至右，依次是康锐、冀惠彦、我、陶冶、杨小勇。当时陶冶和康锐被“弃卒保车”，马上要被提前撤到约旦，“以保住我们三个老家伙能够在伊拉克待住。”当年两进两出伊拉克，多年来我一直感谢兄弟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我当然害怕战争，正如现在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伊拉克人民一样。如果他们无法逃避地要罹受这场灾难，至少我们要到他们身边，将他们的恐惧和渴望，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大使握了握我的手，分量很重。
这封邀请信让我们等了一个多月，11月底才寄到。有了“准入证”之后，我们赴伊拉克采访的团队也很快组建好了。除了我和冀惠彦，还有3名记者：杨小勇、康锐、陶冶，清一色男性。这倒不是因为“战争让女人走开”，而是考虑到，去异国报道一场无法预测、不知面貌的大规模战争，男人去各方面都方便一些。
我是出镜记者兼领队。跟我同岁的杨小勇是卫星传送工程师，技术高手。老搭档冀惠彦大我整整10岁，是经验丰富的采编快手，又是个会关心照顾大伙生活的老大哥。另两位年轻同事30岁左右，都尚未婚配。陶冶是新闻编辑部的编辑，懂外语，常年做国际新闻报道，整理编辑资料和翻译是把好手；康锐是摄像，是我在《焦点访谈》的同事，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大型新闻活动直播的主力“操刀手”。
根据经验，我建议大伙轻装简从。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已经在巴格达驻守，他们利用富余的设备，在当地搞起“三产”：全套提供卫星转播车和设备，连同现场直播的摄像、灯光甚至帐篷一应俱全，我们只需要有一位懂行的人盯着即可。但是考虑到战时时局不定因素，我们专门带了几部便携式海事卫星电话，以及配套的传真设备等；当然还有便携式摄像机、便携式编辑机、对讲机等等。因为要去的是战地，我们还全体配备了防弹服、头盔、防毒面具、急救品等战备用品，当然都是“中国制造”。
出发前，央视在一家保险公司为我们一行五人，每人投了500万元保额的“意外伤害险”。我和冀惠彦开玩笑说：“没想到我们的命这么值钱，加一块儿都能赶得上大熊猫了。”笑一笑，对未知危险的紧张感要消除不少。
后来有记者采访我父亲，也问起了保险的事。老头说，什么钱不钱的，他只想让儿子平安回家。其实，我出发前并没有告诉父母要去伊拉克，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在巴格达现场报道时，才知道我已经到了伊拉克。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我还写下了一份遗书，并且还貌似精打细算地为家人划分了那500万保险金！
如今回想当时写那封遗书的情景，还真有点滑稽。当一个人身临其境真正要交待后事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人生还有那么多事没有做，还有那么多的不舍得。我写了改、删了写，有时还不由自主地念出来，最终也只是写了最简单的几句。
不敢告诉父母我又要去战地，因为特别明白他们的担忧和紧张，但是每次有这样的大事发生，我还是忍不住，一定要去现场。“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这是每一个记者的座右铭，也是深入我血液的认知。
作为战地记者，我经历过许多真正的战争。总有人问我，去战场采访是什么感觉。怎么形容呢？因为冒险而亢奋，因为职业而忘我。在硝烟中，最及时、最准确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给公众，报道事实真相，那就是最大的荣耀。
200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五，全中国还沉浸于浓浓的新年气氛中，我们一行五人终于办妥所有手续，干净利落地出发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战争全程报道下来！
2月6日，进入巴格达之后，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我们气都没喘匀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当时的伊拉克，已云集全球上千名记者，早已展开“新闻大战”。除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世界三大通讯社外，不少国家的地方电视台、电台和报刊也派来了记者，其中包括CNN、ABC（美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广联（欧洲广播联盟）、富士电视台等。一些著名的战地记者，如克里斯蒂安·阿曼坡，也在巴格达。
我们入住著名的拉希德饭店后，立刻做出了一整套报道计划。我们的报道要输送给央视各个频道的三四个栏目，以新闻中心为主，大量动态新闻在《新闻联播》《世界报道》《新闻30分》等栏目中滚动播出；我在《东方时空》有个《世界》栏目，对伊拉克问题作深度报道；《焦点访谈》也会及时关注。后来，《东方时空》从2月10日开始，开辟专栏《直通巴格达》，每天约好半小时，我和在北京演播室的白岩松连线。后来挺多人跟我提起这个栏目，都觉得很成功、及时而且直观。
我们五个人分成两组，冀惠彦跟我搭班，康锐和陶冶搭班；杨小勇负责所有通讯线路的保障。每天早上8点起床，讨论好选题吃饱早饭；9点，各自出门，卖力地采访去！山雨欲来、战云压城的巴格达，民生百态都是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大规模直接介入国际新闻报道的开始。战争打响前后，除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媒体派出庞大阵容外，还出现了一些地方媒体，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记者有40名左右，祖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各占一半。中国观众几乎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战争的进展，战事消息传播之快，是以前历次战争所没有的。
我和新华社前同事、资深记者张兰华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合影。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后，中国派出了自己的战地记者，其中出现了几名引人注目的女战地记者，张兰华就是其中之一。张兰华是新华社于2003年派往伊拉克及其周边国家的增援记者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在巴格达和安曼的78个日日夜夜里，张兰华始终战斗在报道工作的最前沿，用90多篇新闻报道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全面、真实的伊战现场。
这使我回忆起1998年来伊拉克采访的情景。当时，我和冀惠彦等人来伊拉克报道武器核查，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到事发现场，参与国际新闻报道。在此之前，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我们所做的国际新闻报道，都是编译国外媒体的资料，没到现场采访，缺乏第一手资料，也就没有发言权、缺乏权威性。1998年我们到伊拉克，是第一次以中国记者的视角报道伊拉克局势，当西方媒体的记者看到我们时，还很不礼貌地将镜头对准我们，大呼小叫地表示惊奇，说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他们第一次在新闻现场看到中国媒体。
2．“中国伟哥”贿赂新闻官
伊拉克当局对各国媒体在当地的采访报道，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规定。全球媒体参与的“新闻大战”，成了伊拉克新闻管理部门的滚滚财源。
伊拉克新闻部下属有一个部门，叫“国际媒体管理中心”，规定所有的外国记者到伊拉克，都必须去那里报到、登记、办采访证。管理中心下发的临时采访证，相当于有效期10天的签证，10天过后如果要延期，就需要再申请、再交钱。若有记者报道了伊拉克当局不喜欢的“负面新闻”，等采访证过期后，管理中心就不再延长，等于变相驱逐出境。
新闻中心的“老大”叫穆赫辛，一位西装革履、中等身材的伊拉克人。无论多么大牌的记者，哪怕是CNN著名的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尼克·罗宾逊，跟他打交道，也得下本钱。
大权在握的新闻中心，十分腐败。记者在当地采访，必须有一个官方派出的所谓“陪同”跟随，实际上就是伊拉克当局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探子，专门监视记者的一举一动。电视记者在大街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做现场、越洋的连线报道，只能在新闻中心配楼二楼的楼顶平台上，给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空间，让你画地为营。但是这块空间必须由穆赫辛批准，不用说又得花钱，一个是非常昂贵的“明码标价”，一个是相对便宜的“私人关系价”。私人关系靠什么建立呢？当然，还是塞钱。
慢慢地，各式各样的帐篷成为那个楼顶别样的风景。我们去了之后，先用欧洲广播电视联盟的帐篷，后来我又让伊拉克雇员阿布去租了个专属我们CCTV的小帐篷。至于地块的价钱，就由我去跟穆赫辛谈。
穆赫辛是萨达姆时代典型的“蛀虫”，虽然只是个中等级别的办事员，但那个时候，所有外国记者都得拍他马屁。比如你想在新闻发布会上找一个好机位，或者在密密麻麻的记者群里得到一个提问机会，就得给他“上供”。他火到什么程度？过生日时，办公室里记者们送的花儿有十几把，蛋糕成摞地堆在那儿，想贿赂他的人，每天络绎不绝。
从安置帐篷，到安放海事卫星，再到联系采访伊拉克官员、联系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我多次跟穆赫辛打交道，也就熟识了。时间长了，隔三岔五，你不见他，他还想你呢，常常派人来找我，老远就喊：“Shui； Morhsin wants to see you．（水，穆赫辛想见你。）”
我一听，坏了，又得“出血”了，就揣上50美元去了。闲聊片刻后，他用阿拉伯的握手方式道别，我就从兜里把手拿出来，手心里捏着美元，说：“哈比比（阿拉伯语，‘亲爱的’），那就非常感谢了。”一握手，他就从我手里把那50美元给拿走了。
有一次，穆赫辛又派人来叫我，我正想找他帮忙联系采访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探听紧张局势下萨达姆高层的口风，便一路小跑到他办公室，只见他神色诡异：“哎，水，过来！”
我凑过去，问：“什么事儿？”
穆赫辛压低了声音问：“你们中国有‘伟哥’吗？”
我一愣，心想，嗨，这个可真没有！但我有求于他，只能咬牙说：“有！”
他怕我没明白，又解释道：“就是你们中国的中药，那种东方的，能激发人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有、有、有！”
穆赫辛立刻兴趣盎然：“那你给我弄点儿。”
我满口答应：“行！没问题。”接着提出交换条件，“副总理的那个采访，你是不是能……”
他很豪爽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003年我们刚到伊拉克时，租用的是欧洲广播联盟（EBU）一个直播服务点的帐篷。这是我和欧广联的摄像师在谈工作。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这个异常昂贵、明码标价的平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家电视媒体，都在自己“购买”的一个两三平方米的空间里画地为营，抢着搭建帐篷，有时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回去之后我就犯了愁，跟冀惠彦嘀咕：“穆赫辛跟我要‘伟哥’，咱上哪儿给他弄去啊？”回绝他肯定不合适，我就想，能不能糊弄他一下。
我问冀惠彦：“你带的药里边，有没有上面没英文字，也没中文字，人吃了也没什么副作用的？”冀惠彦是个特别细心的人，他给我们报道组成员准备了一个常备药箱，每天早上都会敲门，给每个房间送三片黄连素，预防水土不服闹肚子。
冀惠彦想了半天说：“有种藿香正气胶囊，把盒儿拆了，里面的胶囊上没字儿。”
我有点担心，问：“这个药吃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冀惠彦笃定地说：“就是调节肠胃、防止上火，没什么副作用。放心吧，不会有事。”
于是，我揣着藿香正气胶囊，钻进穆赫辛的办公室。他一使眼色，问：“怎么样？”
“嗯，”我点点头，很神秘地说，“马库姆什盖勒（阿拉伯语，‘没问题’）！”
当时穆赫辛办公室坐着一些找他办事的人，他招呼我先坐下，然后就开始急急忙忙地打发那几个人。等他把人都支走了，我既矜持又神秘地把药塞给他，说：“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一次两片儿。”我还是有些担心，怕他吃多了会出什么问题。
接下来两天我都没敢见穆赫辛，一方面忙于采访，另一方面我也心里没底，生怕这家伙识破了大发脾气：“水，你怎么糊弄我，完全没有效果啊！”
到了第三天，我路过他办公室门口时，被他给堵住了：“水，过来过来！”
我心想，坏了，露馅儿了！硬着头皮走过去，他一下子把我逼到办公室拐角，表情诡异。也不知是福是祸，我心里直打鼓。
他终于开腔说：“那个药……”我没敢吭声，他又酝酿了一下，说，“那个药，呃……”
我试探着问：“怎么样？”
他咧嘴笑了，说：“Very very good！”
我当场就傻眼了，心想，不会吧？！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真的吗？”
“Very strong（很强）！”他满意地说。
这件事我回去给冀惠彦讲，给其他同事讲，给很多朋友讲，每讲一次大家都捧腹大笑，谁也没想到在中国普普通通的藿香正气胶囊，到了伊拉克竟然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