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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早上，荣欣架好机器，我站在百叶窗前，拍了一遍感觉效果不错。荣欣提议再来一遍，以便有个挑选。我又按流程把“绿区”介绍了一下，然后说：“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扇百叶窗，看看对面的‘绿区’。”就在我把百叶窗拉开的一刹那，河对岸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尽管隔着一条河，那声音依然震耳欲聋。
荣欣马上把镜头移过去，我们透过画面看到，上周发生爆炸的地点附近，又有一股浓烟升起来了。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很快出现，不到十分钟，警车的警笛声，救护车的鸣叫声，纷纷响起，奔向“绿区”。
我和荣欣面面相觑，一阵狂喜，完全没想到，会碰巧拍到这么珍贵的画面。这让我想起1998年的经历，我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站在楼顶，正在报道美军“沙漠之狐”对伊拉克的轰炸，突然感觉身后有点不对，一扭头，一道亮光袭来，一枚导弹就从我脑袋后面飞过去了。后来在巴勒斯坦、在阿富汗也曾遇到类似情况，但没想到十几年后在巴格达，又有这样的际遇。
作为记者，我们都对这次意外拍摄到的爆炸，有点“喜出望外”。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铁石心肠，我们也知道，爆炸事件意味着会有人流血受伤，会有无辜的生命逝去。但缘于记者对突发事件所特有的敏感，除了悲悯和遗憾之外，我们也感受到记录和传播的责任，每当有这种“意外收获”时，心里会立刻泛起涟漪。
某天，我们发现有剧组在巴勒斯坦饭店前拍摄电影的爆炸场景（左图），同一时间，底格里斯河对岸的“绿区”附近发生爆炸，浓烟四起，荣欣在录像过程当中刚巧拍到了这一幕。当时，真实的爆炸声和滚滚升起的浓烟，让我们很紧张，但饭店前拍电影的人群却见怪不怪，依然在忙碌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血与火，真实与虚幻，战后的伊拉克充满了荒诞的色彩。
我们第一时间将画面传回国内，在各档新闻节目里做了报道。那次爆炸后，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仿佛是一场噩梦拉开了序幕。3月19日，在伊拉克全境发生了将近20起汽车爆炸、路边爆炸和自杀式爆炸，死亡人数达270多人。
这是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带来的连锁反应，太多人对伊拉克目前混乱、动荡、不公平的现状不满，于是以极端方式宣泄。然而，在爆炸中死去的，却大多是同样无辜弱势的伊拉克民众。这样剥夺他人生命残害无辜的行为，无论有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极度残忍和暴戾的。
那天，当拍摄结束后，我们来到饭店南侧的直播点，跟台里做连线。那是个四层小楼，楼顶上架设了几个直播机位。楼下院子旁就是一条小胡同。我们正在直播时，听到下面有吹吹打打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迎亲。
我扭头看了看，果然是接新媳妇进门，就问身边的伊拉克雇员：“都爆炸了，还结婚啊？”
伊拉克雇员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们天天都在爆炸声中，难道我们还不结婚了，不生孩子了，不过日子了？”
这就是伊拉克人的生存哲学。对他们来说，恐怖袭击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跟老婆孩子道别时，心里都清楚，也许今天就回不来了。每一个伊拉克人，都随时随地身处险境，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丧生。面对爆炸和恐怖袭击的伊拉克人，无处可逃，听天由命，只能以坚韧的心灵去适应和承受。
我曾问过翻译阿里：“你们伊拉克人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是安全。但是他的答案却是，工作。常年动荡的伊拉克，失业率出奇的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把工作摆在第一位。而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赚钱、要养家糊口，意味着特别现实而急迫的生存问题。
原来，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如影随形的危险，也不过是身后投射下的浓重黑影而已。
5．阿布，我的伊拉克兄弟
阔别十年，再次见到阿布这位老朋友，格外期待与欣喜。我特别想冲上去，再跟他来一个阿拉伯式的紧紧拥抱，既是出于我和他的个人情谊，也是向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烽火岁月致意。我们大概都没有想到，这段友情会因为一些小事，破裂成遗憾的碎片。
这次到达伊拉克前，我们通过电话，阿布带着他儿子早早到了饭店等我。当我第一眼见到阿布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和我同岁的阿布老得这么快，十年前他只是轻微谢顶，如今头上却已“寸草不生”，脸上也多了许多皱纹。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健壮，块头还在，却消瘦了不少，更显得皮肤松弛，耷拉在脸上和胳膊上。
阿布老了！我很感慨，而他的大儿子艾哈迈德，十年前是个清瘦少年，如今竟长得比他爸爸还胖，成了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伊拉克男人。
我们都为这次重逢而高兴。阿布问我，这次来伊拉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做。其实在来之前，报道组联系了美联社同行，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也推荐了一些当地向导和翻译，但我知道阿布很想和我们一起工作，也挣点家用，就跟他说：“这次我不是团队领导，我说了不算。但我也很想跟你合作，我会向领队强烈建议的。”其实，我已经向领队潘林华推荐过阿布，心里是有数的。
阿布拍着胸脯说：“水，我是你的朋友，十年里我天天都盼着再跟你见面。现在伊拉克不太安全，哪怕不给一分钱，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和我儿子天天给你做保镖。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一定能帮到你们。”话里洋溢着情义和热忱，让我感觉很温暖。
但是，话语温暖并不代表事情顺利，领队潘林华告诉我，报道组找的司机，连人带车，一天是200到300美元，可阿布给我开出的价格却是500美元一天。他很积极地说：“我想让我儿子见识一下你们工作的情况，他开车，我陪着，你给一份钱就行。”
我拍不了这个板，只能告诉他，报道组出差有经费预算，台里报销有很多规定，好说歹说，最后很诚恳地说：“阿布，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个人可以支援你，但工作上得分清楚。我们领队事先有安排，该租的车也都租了，各项工作的人也有，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也不勉强。”话里的意思是，伙计，你的确很能干，但并非独一无二。
阿布考虑了一阵子，还是答应了。我跟他协商说：“我们在伊拉克采访大约一个月，我跟你按天计酬。过几天我们要去提克里特，那里挺危险的，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帮你申请额外的酬劳。如果你联系到了特别难找的采访对象，我再跟领队说，给你发奖金。”
阿布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你给不给钱，提克里特我都要去，作为朋友，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阿布的能干，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打折。他帮我们找到了当年共和国卫队负责巴格达的城防司令，找到了一个萨达姆敢死队的上校，还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伊尔默克医院的一名大夫。美军刚攻打伊拉克时，那个医院交火最为激烈，收治了很多受伤的平民。当我们在提克里特遇到危险时，也是他挺身而出，给大长老打电话，解救我们于危难之中。事后我专门跟潘林华商量，那天的酬劳给他算400美元。虽然我们的雇佣价格，相比西方媒体并不算高，但是相对于伊拉克的平均收入，已经很不错了。整个合作过程，至少在我看来，算得上愉快和谐。
采访中途，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十年前，我们去过阿布家，也曾将他作为采访对象，很多观众对他还有印象。这次重返，不妨再去阿布家采访一下，问问他十年来的经历和变化，战争对人的影响，时间对人的塑造，这是个鲜活的例子，也是时代的缩影。我把这想法一说，阿布很高兴，连忙招呼我们说：“来，都来我家，我请你们吃巴格达烤鱼！”
正好，报道组预定采访那位巴格达的城防司令，这个人在萨达姆统治时代是个将军，虽然没有被抓起来审判，但如果在公开场合走动的话，个人安全会有问题，所以，他不能到饭店来见我们。于是阿布建议说：“我把他约到我家吧！”我一听，这个主意好，立马就敲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七八人，浩浩荡荡驶向巴格达郊区，沿着底格里斯河边的一条路，经过好几个检查站，来到我称之为逊尼派三角村的部落村庄。它处于底格里斯的三角地带，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椰枣树，一条小公路，下个坡，就是几家院子。阿布说，那几家全是他亲戚，这种鸡犬相闻的景象，让我想起传统的中国农村。
阿布家的院子还是老样子，只是收拾得整洁了些，连着房子有一层平台，放着几张长条凳，下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小院。院子里有秋千，还种了些柠檬树、苹果树。
我们进了院子，阿布和他家人热情地迎出来，他的老母亲今年85岁，嘴里叼着烟，看着我们不停地乐。阿布有五个孩子，除了大儿子艾哈迈德，还有三个女儿，一个小儿子。阿布以前说他有两个老婆，其实只有一个，另一个从未正式结婚，只是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分开了。很多人以为穆斯林可以娶4个老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教义如此规定，但娶妻责任重大，一般人根本娶不起。阿布的妻子看上去比十年前还要年轻，我调侃阿布说：“你是不是换媳妇了？怎么这次见面，又年轻又漂亮？”阿布嘿嘿地笑着。
一进院子，我就看到了曾经的汽油发电机。阿布激动地说：“水，这发电机之前我一直不敢用，随时准备着你们回来还要用的，后来战争爆发，我们这一带全都停电。大夏天我老婆生孩子，家里没电，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就自作主张用了，它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
这些年我跟阿布合作，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他的镜头感，他跟我说话时，一旁有摄像机在拍，他立刻就能对着镜头用他那点中文激情澎湃：“谢谢CCTV，CCTV牛！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那天，我们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在客厅席地而坐，吃着十年前还是奢侈食物的新鲜巴格达烤鱼。阿布穿着一件淡米色的西服，配条彩色的领带，兴奋得像过节一般，很亮眼地晃来晃去，里外张罗，挨个给我们端茶。饭后，我们在阿布家采访了城防司令，然后在院子里摆上两杯茶，我就跟阿布聊开了。
阿布所经历的战争，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伊拉克人并无二致。他说，战争爆发时，村里很多人拿起武器到村头抵抗入侵的美军，发生了激烈战斗。2000多村民，死了200多人。他虽然没有参与，但夜夜不能寐。后来，美军占领了这里，他的生活一度非常拮据，只能带着全家去叙利亚投奔亲戚，待了一段时间，因不适应异乡漂泊和种种歧视，又回到了伊拉克。
这么多年，阿布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维生。每年10月，他会帮法国的一家展览公司，制作在伊拉克大型国际展的展厅，从搭建、布置到筹划，都归他负责。一年干这么一单，能养他全家大半年。其余时间，他零零散散地打短工，也曾跑到越南和印度做些生意，总的来说，十年来，他的生活没有特别大的起色。
交谈中，他指着自家两层小楼上加盖的第三层，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的大儿子长大了，在伊拉克，男人25岁也该成家了，他连媳妇都没有，我要对他负责，让他将来娶了媳妇有地方住。”
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好点的工作？他有些沮丧：“我50岁了，战后到哪儿找工作都碰壁，人家要么嫌我岁数大，要么嫌我没专业。伊拉克现在很腐败，没路子，不塞红包，门儿都没有。”阿布是上过学的，据他自己说，他是博士，身边的人也真的管他叫Doctor Sammir（萨米尔博士）。他的真名叫Sammir Ahmed Ghibri（萨米尔·艾哈迈德·基布利），但他习惯自称Abu Ahmed，意思是艾哈迈德他爹。我为了方便，也就一直叫他阿布。
①我和阿布一家。②阿布家的院子。③阿布的妻子。④阿布的母亲。⑤阿布的小儿子。⑥⑦阿布的小女儿。
阿布的家庭，是陷于战火中的千千万万伊拉克家庭的缩影。
采访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战争给阿布留下的心理创伤。他以前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他自称崇拜本·拉登，但阿布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分子。但现在，他总有很多愤怒的情绪，急需释放。他经常痛斥伊拉克政府，逊尼派的他，很难接受什叶派的马利基一干人执政，常愤愤地说：“那些人都是任人唯亲，从上至下，一水儿全是什叶派，全是流氓无赖。我们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居然是个白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有一次我们经过检查站，检查的军警要护照，他直接跟我说：“水，把护照给他，反正这帮傻帽也看不懂。”还学着用中文“我靠”之类的话骂军警。军警问他，你说什么？他也就扯淡说：“中国话，是‘你好’的意思。”离开时，他还指着那个军警说：“水，刚才他把护照倒着看，他根本不识字。你看，这就是伊拉克，这帮弱智管理着我们。”
经历了战争的阿布变得很念旧，每每和他一起聊天，回忆起从前，我也觉得很怀念。他那时帮了我们太多，无论是街头采访，进入刚爆炸的司法部，还是通过安检很严的检查站，阿布都一马当先。有时他甚至不需要用钱开道，只是和警察、大兵拉几句家常，扯扯亲戚老乡关系，就能帮我们争取到拍摄机会。我好奇地问他：“如果是恐怖分子呢，也这么容易过吗？”他翻翻白眼说：“是啊，塞100美元，使个眼色就让过了。”
所以，说我们是换过命的交情，一点也不夸张。那次去他家，我拿了100美元给他的小女儿玛利亚。这个原本很怕生的小女孩，后来跟我们编导李冰成了好朋友，我们离开她家后，玛利亚哭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