腔，也讲究念白和做工，用细致的表情、身段动作来刻划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如演《李陵碑》的杨继业，当看到李陵碑，念碑上四句诗时，一句比一句强烈，念到末句“卸甲又丢盔”，随着念的节奏，身子一抖铠甲卸脱，头一甩头盔抛出，把杨继业激动的情绪表现得很逼真。演《空城计》的孔明，“三报”一场，通过脸部表情、身段动作和念白，有层次地表现了身处险境的孔明的忧虑、悔恨、惊叹而又镇静的复杂矛盾心情。谭鑫培早年曾演武生，武功根底坚实，在一些戏里的独特表演技巧运用自如。如《南天门》的甩罗帽、《问樵闹府》踢鞋、《四郎探母》的“吊毛”以及《当锏卖马》的耍锏、《翠屏山》的舞刀等，都有独到的功力，内外行交口赞颂。由于他高度的艺术成就，因而驰名南北，获“伶界大王”的称号。
光绪三十一年（1905），谭鑫培的《定军山》由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为之摄制成电影。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谭鑫培任正乐育化会会长。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没有离开舞台。这年冬天，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到上海，在新新舞台演出1 个月。谭鑫培晚年仍坚持练功，艺术造诣更臻于炉火纯青。但是，这样一位有卓越成就的表演艺术家，晚境却迭遭坎坷。他曾因得罪袁世凯的爪牙，竟被禁演累月。1917 年4 月，北京的军阀政客为了欢宴桂系军阀陆荣廷，指名要谭鑫培为他们演戏，当时他正患病，实在不能上台，便婉言谢绝。但是，军阀们始终不准，强行逼迫他抱病演出了《洪羊洞》。谭鑫培为他们演完了这场戏，劳累加上气忿，病势日益沉重，不到1 个月光景，于5 月10日溘然长逝，时年71 岁。
谭鑫培是一位继往开来、自成体系的京剧艺术大师。他把京剧老生艺术提高到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流传很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除子① 陈彦衡：《旧剧丛谈》。
谭小培、孙谭富英、婿王又宸以谭派老生名外，继起的余派（叔岩）、言派（菊朋）、高派（庆奎）、马派（连良）、麒派（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杨派（宝森），都与谭派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第三十三章数学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传统数学以一个小的高潮走向终结，伴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文化宣传而来的是西方数学的传播与普及，过程相当缓慢和艰难。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学习西方数学，并后来居上而超过中国。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大批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欧美学习数学，他们回国后创办大学数学系，尝试做研究。到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稍具雏形，遗憾的是，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传统数学并没有融入西方数学，此后只作为历史存在和文化影响而成为数学史的研究对象。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数学基本上是另起炉灶，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第一节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数学西方数学的传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数学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借五口通商的便利，在传教的同时，扩大西方数学的传入；另一方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洋务派人士注意支持中国的科学事业，包括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以及西方数学典籍的翻译。李善兰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数学家。他既精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数学，又能吸收西方的一些数学观念加以糅和，代表了那一时代中国数学的最高水平。
1843 年，英国人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印刷《圣经》等传教需用的材料。1847 年8 月26 日，受英国伦敦会的派遣，伟烈亚力来到上海主持墨海书馆的出版事务。伟烈亚力主持馆务之余，借他在伦敦自学的一点汉语知识，研读中国的天文数学典籍，并涉猎西方科学著作的汉译工作。他自称：“余自西土远来中国，以传耶稣之道为本，余则兼习艺能。”①他和李善兰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后9 卷，以及第一本介绍微积分的译作《代微积拾级》分别在1857 年和1859 年出版，成为继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6 卷之后向中国传播西方数学的又一重要事件。
进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英国人傅兰雅、美国长老会牧师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也参与翻译西方数学著作，影响很广。
另一方面，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技术，特别注意对数学的支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同治帝接受恭亲王奕䜣的奏请，于1862 年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1865 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1868 年起，在其内设翻译馆，有关代数学、三角学、概率论等一大批西方数学著作被译成中文。政府官员中也有一些人专攻数学，如江苏巡抚徐有壬，与同时代的数学家李善兰等多有来往，自己亦有著作多种；江西的吴嘉善曾为翰林院编修，尝与徐有壬共同研究数学；湖南天算家丁取忠曾在1860 年应胡林翼之请到武昌作幕宾，晚年和他的弟子左潜（左宗棠的从子），曾纪鸿（曾国藩的次子）在长沙白芙堂研究数学。
1866 年，曾国藩“邮致三百金”到南京资助李善兰出版《则古昔斋算学》24 卷，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传统数学的最高水平。
然而，尽管有传教士和洋务派人士对数学的支持，中国数学前进的步伐仍然十分缓慢。
传统数学的终结在腐朽的清皇朝统治下，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研究数学排遣忧闷，另一部分则追随洋务派以研究数学而图强。同时，也因多少受到外来数学思想方法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传统数学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仅以函数的幂级数展开而论，从1845 至1865 的20年间，就有项名达、戴煦、李善兰、徐有壬、顾观光、邹伯奇、夏鸾翔等先① 陈彦衡：《旧剧丛谈》。
后发表研究成果。李善兰的数学研究范围更广，在组合恒等式上的研究至今仍被国际数学界称道。
戴煦（1805—1860），浙江钱塘（杭州）人。其兄戴熙官为兵部右侍郎，但他淡于功名，绝意仕进，终生以研治数学为乐。他先与项名达为忘年交，校注古代算学著作，1845 至1852 年间，完成数学著作4 种9 卷，总名为《求表捷术》。其内容涉及对数造表方法、三角函数造表法、三角函数对数造表法。对数表的制作，若按《数理精蕴》的办法，“布算极繁，甚至经旬累月而不能求一数”①。他的工作是找到二项式，对数函数，三角函数的对数函数等一系列的函数幂级数展开式，成为造表的有力工具。在微积分未传入我国的当时，戴煦的工作是相当艰难而深入的。1845 年，英国教士艾约瑟（J。Edkins，1823—1905）慕名求见，戴煦以“中外殊俗异礼”托故辞之。1860 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戴煦随其兄戴熙自尽。
徐有壬（1800—1862），浙江湖州人，历任云南按察司，湖南布政司，以至江苏巡抚。自幼对数学有浓厚兴趣，结交许多当时数学名家，著有《务民义斋算学》，在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上有些新见解，自称其为“缀术”。1860 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被杀。顾观光（1799—1862），江苏金山人，以医生为业，兼通天文算学。身后汇刻有《武陵山人遗书》，在对数表制作，《周髀算经》校注上有所贡献。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人，对几何光学颇有研究，同时在函数表制作、计算尺的使用上做过探讨。夏鸾翔（1823—1864），浙江杭州人，与戴煦为世交。1963 年游广州，与邹伯奇共研数学，主要工作为三角函数表的制作，以及圆锥曲线的综合研究。湖南的丁取忠（生卒年不详）著有《数学拾遗》，对一次同余式求解有所阐述。晚年在长沙古荷花池的白芙草堂，与左潜（？—1874）、曾纪鸿（1848—1877）治数学。他们也研究幂级数的展开，曾纪鸿用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求得圆周率的第24 位准确数字。
在晚清数学家中，李善兰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人。李善兰的主要数学成就有：尖锥术、垛积术、素数论。在西方的微积分未传入的情况下，李善兰独自用尖锥术发现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以及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他所使用的求对数的方法，比传教士带进来的方法要高明、简捷。一般认为，在李善兰的尖锥术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数学完全可以走上解析几何、微积分的近代数学的道路。
李善兰集前人之大成，在垛积术上有重大突破，其内容属于今之“组合数学”。他创造了三角自乘垛和乘方垛两类新的垛积，其中的组合公式（ ） （ ）（ ）n ppp qn p qp qp ＋=＋ …= 。202 2被今人称为李善兰恒等式。晚清中国数学结果中具有一定世界意义的，恐仅此一端。
李善兰在素数论方面，证明了许多结果，其中包括法国数学家费马（P。Fermat，1601—1665）在1640 年得出的一条素数定理：若ad…1 能被素数N 整除，则N…1 能被d 整除。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等合作翻译过大量西方科学典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的先驱和传播者。1868 年，他应召到北京，在同文馆担任数学教席，官至三① 王杨宗：《伟烈亚力》，载《中国古代数学家传记》（下册），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品，但他淡于利禄，潜心于数学教学和研究。李善兰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再也没有出现有较大价值的成就。
大量翻译西方数学典籍伟烈亚力经营的上海墨海书馆首先大量翻译西方的科学典籍。1852 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相识，两人通力合作，先后译出《几何原本》后9 卷（1858年），《代数学》（1859 年），《代微积拾级》（1859 年）等数学著作。《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译作，影响巨大，其中使用的微分、积分、函数、级数、曲率等名词均始自此书，沿用至今。李善兰在翻译时用了一些西方数学的符号，但大量使用中文字母和自创的符号，读来十分困难。
第二次大量翻译科学典籍是在1865 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设立的江南制造局。主持数学典籍翻译的是华蘅芳（1833—1902）。他是江苏无锡人，爱好数学，1861 年到安庆曾国藩军中佐理洋务，然后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局供职。他除参加地学等书籍翻译之外，主要和英人傅兰雅合译数学著作。十余年间译书以下6 种：《代数术》（1872 年）、《微积溯源》（1872 年）、《三角数理》（1877 年）、《代数难题解法》（1879 年）、《决疑数学》（1880年）、《合数术》（1887 年）。其中《决疑数学》是我国第一本有关概率论的数学译作。与李善兰的译作相比，华蘅芳翻译的著作内容较为丰富，语言更为流畅，但使用的符号仍未有大的变化。
中日数学实力的逆转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日本数学一直在向中国学习。日本翻译和传播西方数学的时间也比中国稍晚。1859 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翻译的《代微积拾级》很快东渡日本。“18 世纪60 年代，日本和算家能读到的最好微积分书籍只有Loomis 的《微积分》中译本（即《代微积拾级》）”①。
现在日本使用的数学名词有许多是从中国传去的，如微分、积分、函数、有理数、无理数、方程式等等，中日所用完全一样，其来源是《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等中国译本相继传入日本。
但自1868 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有“废止和算，专用洋算”的指令性要求。1872 年的学制令等文件，明文规定：“算术以洋法为主。”日本在重视工业发展的同时，重视基础科学包括数学的发展。1877 年，菊池大麓自英国学习数学后归国，进入文部省改革科学教育。日本数学会在1877 年成立，1877 年东京大学成立理学部，其中有数学教授。1898 年，高木贞治到德国向世界大数学家希尔伯特（D。 Hilbert 1862—1943）研习代数数论，日后解决了著名的类域论问题，为世界一流数学家。反观中国，自容闳1872 年组织幼童出国留学，主要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十九世纪多批留学生中，竟无一人专习数学。洋务派提倡学习数学，响应者寥寥。同文馆的天文算学馆，学生中无人能超过李善兰。数学之落后，自是意料中事。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数学已明显落后于日本，李善兰时代的数学优势丧失殆尽。1898 年之后，中国向日本大举派遣留学生，其中包括派人学习数学。① 戴煦：《求表捷术》。
第二节晚清时期的中国数学教育1882 年李善兰逝世，中国传统数学研究几乎完全中断，所有的数学活动只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国现代数学不得不另起炉灶，从基础的数学教育开始。教会学校、京师大学堂、中小学校开设数学课程，派遣学习数学的留学生，出版基础的数学教材，就是最初的几步。
1。数学教材。
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大多是宗教课程，间或有一些数学课。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教派在中国所办的学校趋于联合。1877 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W。 Mateer 1836—1902）主持成立了教科书委员会，计划编写初级和高级两套教材，每套都有“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狄考文和平度人邹立文合编了一套数学教材：1885 年出版《形学备旨》（形学即几何学），1890 年有《代数备旨》，1892 年有《笔算数学》。1893 年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P。 Parker 1850—1924）和谢洪赉合译的《八线备旨》和《代形合参》（即解析几何）出版。这些书开始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它们发行很广，每种书都重印了十几次，清末许多学校都曾采用作为教科书。
2。同文馆中的数学课程。
1868 年设天文算学馆以后，李善兰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