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8 月13 日），由黄兴、宋教仁等发起的欢迎孙中山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1300 余人，盛况空前。陈天华撰写一篇《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刊于《民报》第一号），对孙中山的远大理想、恢宏抱负、爱国赤诚和革命业绩备加推崇，断言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在《民报》第一号上，陈天华还发表了《论中国宜改制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两篇政论文，《怪哉上海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丑哉金邦平》、《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三篇时评，还有一篇《周君辛铄事略》。同盟会成立伊始，陈天华就以踔励奋发的姿态，出现在宣传阵地的前沿。他的文章清新流畅，激情洋溢，感人至深，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②该年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日本政府行将颁布“清韩学生取缔规则”的消息。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愤激，认为日本政府将中国置于它的保护国同列，实属不堪忍受，要求清廷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质询。外务省答称并无其事。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正在策划的一个侵略阴谋，事过两个月，它就暴露出来了。
原来，清廷鉴于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急剧增多，曾强烈要求日本方面实行取缔办法。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的消息就具有试探意味，并向清廷示意，日本将会应允此项要求。适日俄战争结束，订立《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长春以南的各项侵略权益。接着，日本政府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前来北京谈判，迫使清廷承诺日俄之间上述侵略权益转让为有效。就在小村寿太郎来华之际，日本政府文部省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05 年11 月2 日）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等横加限制、取缔。其用意显然是允诺清廷的要求，以利于小村寿太郎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①。故《取缔规则》中主旨尤在于阻禁和迫害中国留学生的革命宣传和活动，这一点，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谈到《取缔规则》时就直言不讳③ 《陈天华事略》，万沅编纂《新华会虚无党史》。
① 参阅《宋教仁日记》第2 卷，1905 年1 月28 日至2 月2 日。
② 同上书，1905 年7 月28、29 日。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册，第4 章《陈天华投海》，上海书店印行，第25 页。地承认：“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这次文部省颁布的规则，将使他们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义。”②所以，《取缔规则》的发布，并不是一般地取缔留学生的“性行不良”，而是旨在打击中国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是藉此作为一个条件，以诱胁清廷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东三省事宜”中作出更多的让步。
多数中国留学生当然也看出了文部省发布《取缔规则》的意图，对日本和清朝双方政府这桩卑鄙的交易深表愤慨，于是群起奔走呼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日本各报竟肆意讥嘲，指为“乌合之众”。1905 年12 月7 日《朝日新闻》发表一报道称：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此盖由于清国留日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褊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事件初起时，陈天华虽异常愤慨，但又怕留学界不能团结一致，所以对罢课抗议尚心存犹豫。及至见8000 余留学生竟能同心协力地实行罢课，而日本报章却肆行诽谤，他不禁又惊又惧：惊的是留学生果真能团结一致；惧的是罢课难于持久不懈，以致证实了日本报道的谰言蜚语。为此，他忧心如焚，愤恚难消。及至十一月十一日（12 月7 日）读到《朝日新闻》的恶意攻讦，就更感到无法忍受，痛不欲生，遂于晚间伏案疾书，写下了一份悲壮凄怆的《绝命辞》，情深意切地激励学生界坚持一心，贯彻始终，做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使日本报章的种种诬陷伎俩不能得逞。在《绝命辞》里，陈天华还告诫国人，决不能相信改良派的说教，“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他又谆谆规劝人们不要听从那些亲日的主张，“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次日晨，他将《绝命辞》挂号寄留学生会馆杨度收，随即到大森海岸投海自尽。噩耗传出，留学生群聚会馆前，《绝命辞》“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①。留学界同声哀悼，罢学返国者，络绎不绝。
陈天华在《绝命辞》里劝告人们：“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他声明，主要是对日本报章侮为“放纵卑劣”极为愤慨，“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又称：“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亟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因此，陈天华的投海，不能认为是意志薄弱，灰心丧志，而是以一死来警醒同胞，“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①。无疑，誉为蹈海英雄，陈天华是当之无愧的。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日（1906 年5 月23 日），陈天华的灵柩运返长沙。革命党人禹之谟、陈家影、宁调元等首倡将陈的灵柩与在上海投江的② 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1983 年版，第164—166 页。
① 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1983 年版，第142 页。
①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民报》第2 号。
姚宏业的灵柩一同葬于长沙岳麓山，遭到官方阻挠，于是发动各学堂学生群起抗争。初七日（29 日）长沙全城学生出动，护送陈、姚的灵柩，首尾绵延十多里，哀歌动地，鞭炮震天，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江。“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②“公葬陈姚”的事件，成为一次震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
陈天华的著作，大部分通俗易懂，激情洋溢，悲壮感人。而蕴蓄在他的著作里最为昂扬生动的内容，又首推强烈的反帝爱国主张。听听他在《猛回头》里一段怵目惊心的唱词吧：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①面对如此危如累卵的处境，陈天华并不感到气馁，而是豪迈沉毅地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他在《警世钟》里写道：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②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之秋，这种豪言壮语，是何等的扣人心弦，令人血涌肺张啊！
在陈天华的著作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是很警世醒目的。他把清皇朝称作“洋人的朝廷”，而且严肃地指出：“中国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哩？”①他也如同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一样，把民主革命看作顺天应人，符合历史进化规律的运动，认为“质而言之，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因此，在他的著述里，也充满着讴歌民主，盛赞共和，期待步武泰西革命的文词，宣称“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②。所以，他在《绝命辞》里又谆谆② 《绝命辞》，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① 曾杰：《乙戌集》，《黄花岗与中国同盟会》。
②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35—36 页。
①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71 页。
② 同上书，第76 页。
相嘱：“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由于陈天华“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其中以《猛回头》、《警世钟》二种为效力至伟”③。尤其在湖北新军里，流传最广，“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①。清廷也早有察觉，故广张文网，严行查禁，但却事与愿违。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浙江金华龙华会员曹阿狗公开演唱《猛回头》，被劣绅告发。金华知府嵩连将曹惨杀，“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曹阿狗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观此逆书之人转多，于是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②辛亥革命时期两个卓越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和陈天华，虽然因尽瘁革命大业而过早地舍身成仁，没有亲身参与推翻清廷、创立共和国的决战，但辛亥决战的伟大胜利，是与他们屹立于宣传阵地的前沿，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地唤起民众，激励民众投身于这次决战的劳绩分不开的。他们前驱先路，号角警钟的殊勋，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丰碑上。
③ 《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215 页。
① 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 集。
②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七章《武昌日知会之破案》上册，第130 页。第二十七章章太炎第一节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绛，入清后改名炎武）
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曾用名和笔名有绛叔、西狩、末底、戴角、独角、菿汉阁主、台湾旅客、支那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等。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 年1 月12 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初从外祖朱有虔（左卿）受业，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③光绪十六年（1890），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稽古之学”，“出入八年，相得也”。①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①。并于二十二年（1896）岁阑，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
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②。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镜”，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③。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
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⑤；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
③ 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1 章第4 节《猛回头案》。
①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 号。① 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 号。
②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谈》，查章太炎参加的是上海强学会。③ 章太炎：《致汪康年书》，拙编《章太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