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积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④这正是《易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641 页。① 郑观应：《禀商部条陈六弊请通饬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郑观应集》下册，第604 页。② 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00 页。③ 郑观应：《重刊慧命经序》，《郑观应集》下册，第30 页。
① 郑观应：《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第6 页。
② 郑观应：《救时揭要·论禁止贩人为奴》，《郑观应集》上册，第13 页。③ 郑观应：《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郑观应集》上册，第55 页。④ 郑观应：《救时揭要序》，《郑观应集》上册，第4 页。
言》一书写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满着对西方列强侵略罪行的谴责。郑观应认为，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中国的出路“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①。他说的“自强”与洋务派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自强”不同，重点强调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他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②在该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腐败积习的干扰。一旦企业归商民自办，“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③。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胆地提出设议院的主张，批评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他把西方议院制度比附为士大夫所向往的尧舜“三代制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实现“长治久安之道”④《易言》成书后，郑观应即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王韬阅后赞叹不已，遂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刊印发行。后来，《易言》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① 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 页。
② 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 页。
③ 郑观应：《易言·论商务》，《郑观应集》上册，第92 页。
④ 郑观应：《易言·论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92 页。
第三节任职轮船招商局。
为抗法战争作贡献光绪初年，郑观应在清廷开办的企业中兼职。光绪四年（1878）和光绪六年（1880），他两次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七年总办上海电报分局，光绪八年二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就职轮船招商局帮办，正式脱离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辞去待遇优厚的买办职务而投身于创办伊始的中国近代企业，主要出自振兴民族经济、挽回国家权利的考虑。
郑观应初到轮船招商局上任，正值该局处于困难时期。当时具有10 年历史的招商局外受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挤倾轧，内受官场积弊侵蚀，连年亏耗，难以维持。李鸿章不得不下令整顿。郑观应在了解到招商局的弊端之后，拟订了救弊大纲16 条，包括用人宜贤、合理调度、减少消耗、加快船运周转、赏罚分明、禁止工作人员舞弊等措施。与此同时，他偕唐廷枢于光绪九年与怡和、太古签订为期6 年的齐价合同。这一合同虽然向外商作了某些妥协，但也起到一定的限制外商倾轧的作用。经过上述整顿，招商局业务颇有起色，出现了“股票价大涨”⑤的局面。因此，郑观应被擢为该局总办。
光绪十年二月（1884 年3 月），郑观应被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处。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多次给醇亲王奕譞、两广总督张树声、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上书言战。是年五月，他受彭玉麟派遣，“往西贡、暹罗（今泰国）侦探敌情”①。郑观应此行历时64 日，往返水路行程两万余里，历尽艰辛，为抗法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年秋，他被札委办理援台事宜，到香港租轮船运送军队粮饷，接济沿海和台湾的抗法将士。⑤ 郑观应：《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第103 页。
① 郑观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郑观应集》下册，第790 页。第四节扩编《易言》为《盛世危言》郑观应从广州抵达香港，因太古洋行索欠款事被拘留在港，再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欠事件的纠缠，他便辞去各项差委，归乡闲居。在乡居期间，他从事撰述，扩编《易言》，于光绪十八年（1892）成书，定名为《盛世危言》。他不断根据变化的形势，对此书一再增补。《盛世危言》版本很多，经郑观应手订的版本有光绪二十年5 卷本、二十一年14 卷本和二十六年8卷本。
《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郑观应认为，中国若与强敌相处，自己必须要有力量，“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而要强盛就必须变法，“非变法不能富强，非富强不能合纵连横”①。他的改革主张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他提出的主张概括起来是：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其中开展“商战”和设立议院是其主要内容。
所谓“商战”，就是采用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技术，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维护中国的民族经济。郑观应认为，实行“商战”的首要前提是改变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政策，建立保障工商业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思想，视工商为牟利之贱业，“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②郑观应很重视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并从争取民族独立的角度强调发展机器工业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工业，机器一旦损坏，仍然依靠洋人，“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这样一来，“商战”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主张中国宜专设机器制造厂，先仿造各种机器，使“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①。
郑观应看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②。日本近代工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力“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③。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推广西学。他对八股制艺深恶痛绝，认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④，建议改变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士人学习西学，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政治上，郑观应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议院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愿望。他明确表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⑤唯有这种制度可以避免暴君权臣“施其虐”、“擅其权”，作到“君民共治，上下一心”。他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具体建立议院制度的方案：① 郑观应：《南游日记》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941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六》，《郑观应集》上册，第801 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9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郑观应集》上册，第626、627 页。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4 页。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9 页。
⑤ 同上书，第280 页。
“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①认为实行这一办法的结果，将使中国转弱为强。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郑观应的改良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郑观应虽然提出社会改革的主张，但是，他并没有新的理论武器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和论证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儒学的道器观、变易思想和历史循环论。他说：“拙作《盛世危言》首篇，亦尝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②他所说的“道”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③，也就是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思想体系。这些是不能改变的，要变更的只是具体的“治法”和“器用”。尽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盛世危言》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蔡元培称赞其“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④。梁启超把它列入《西学书目表》，向社会大力推荐。渴求新知的青年，把它看作“圯上天书”⑤。《盛世危言》还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它推荐给倾向变法的光绪帝。光绪帝对该书作了硃批，发到总理衙门，印了2000部，分给各省有司。《盛世危言》的影响很深远，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受过它的启发。他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①。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16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3 页。
③ 郑观应：《答潘兰史微君论读经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50 页。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2 页。
⑤ 蔡元培：《杂记》手稿，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8 页。①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 年第2 期。
第五节再度任职企业与信仙求道光绪十七年（1891），郑观应重被起用，出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次年，清廷为了扭转招商局在与怡和、太古洋行航运竞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再次请他入局，就任帮办。郑观应入局后，对招商局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进了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与外国船商竞争的能力。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上书当道，进献应敌之策，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军情报，揭穿敌人“虚声恫喝之词”②。
郑观应再度出山，受到重用，主要借重于盛宣怀的举荐。因此，他对盛氏深怀厚谊。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准备接办连年亏损的汉阳铁厂，郑观应鼎力相助，并兼任该厂总办，竭尽全力地经营操劳。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97—1903），他先后担任过粤汉铁路总董、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上海医局总董等职。
郑观应对戊戌维新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他介绍康有为谒见王韬，与维新派发生联系。以后，他与康广仁、经元善等人创办上海《自强报》。戊戌政变后，他对罹难的维新志士表示同情，称赞他们有“救国之心”③，资助和掩护被清廷缉拿的有关人员。不过，他的支持仅此而已，却始终没有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原因在于：第一：他对康、梁等人的变法理论和政治活动并不完全赞成，认为他们的作法“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第二：畏惧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担心“改革甚难有效”①。再加上他与洋务派官僚在政治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使他基本上置身于维新运动之外。
光绪二十九年，郑观应被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调札委统领三江缉捕，后又代理左江道篆兼办左江营务处，参与镇压当地的会党起义。不久，王之春被革职，郑观应辞官回粤。同年六月，郑观应被盛宣怀札委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设立商务总会，他担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湖北、湖南三省人民要求废除向美国借款修筑粤汉铁路合同，收回利权，掀起了粤汉铁路风潮。郑观应一方面撰文揭露美国侵害中国主权，迫害华民的罪行，一方面参与交涉事宜，表现出爱国热情。
粤汉路权收回后，继续由湘、鄂、粤三省分别出资筑造，但在筹款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主张派捐加税，受到绅商们的抵制，筹款工作一时陷于僵局。担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的郑观应及时提出用印发小股票的办法来征集民资，得到采纳。这项建议实行的结果，民众购买踊跃，“数月之间，集股八百余万元”②，大大超过原拟招股四百万元的额数，而且股票随即上涨。正当他要大显一番身手的时候，发生了粤路风潮。有人罗织罪状对他进行攻击，新任两广总督周馥也施加压力，迫使他不②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9—11 页。③ 郑观应：《上两江总督列论中日战务书》，《郑观应集》下册，第486 页。① 郑观应：《致何君穗田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166 页。
② 郑观应：《致经君莲珊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165 页。
得不辞职，归居澳门。
在澳门居住期间，郑观应主要从事《盛世危言后编》的编辑整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被粤商会举为总商会协理兼工艺院、保险公司董事。次年，他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当时，招商局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