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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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 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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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吓坏了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她授意荣禄电告李鸿章“早安大局”。在慈禧太后催促下,李鸿章加紧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初三日(12 月24 日),北京公使团提出议和大纲后,李鸿章立即电奏西安,要慈禧太后“迅速乾断,电示遵行”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1年1 月15 日),李鸿章与奕劻奉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议和大纲签订后,接着与帝国主义议订条款细目。李鸿章害怕“和局中败”,因此处处让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9 月7 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11 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银45000 万两;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全部炮台,准许各国军队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等十二个战略重地;清廷要严防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行动。从此,帝国主义又在中国人民身上套上一付沉重的锁链,清廷堕落成为列强的驯服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九月二十七日(11 月7 日),李鸿章病死于北京,清廷赐谥“文忠”。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8 页。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0 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 卷,第339 页。
  ③ 《义和团》第1 册,第114 页。
  第十二章左宗棠第一节究心经世之学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 年11 月10 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左家塅一个下层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
  从4 岁开始,左宗棠就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19 岁时,才正式到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名儒贺熙龄。贺熙龄主张经世致用,左宗棠受他的影响很大,一直以宗师事之。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是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时为江苏布政使,在回乡时见到左宗棠,对这个年轻人很为器重。贺的藏书很多,左宗棠每次借书,他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①,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通过贺氏兄弟,左宗棠逐渐密切了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士大夫集团的关系,思想逐步向经世致用发展。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20 岁时,参加了本省的乡试,与他哥哥同榜中举。这是左宗棠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一次功名。同年,他与湘潭一位富室千金周诒端结婚。由于家境清寒,此后就以招赘女婿的身份一直住在周家。
  当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自负不凡,极想由此一举登上仕途,曾三次赴京会试,但连遭失败。科举的失意使他愤懑不平,“遂绝意进取”,“弃词章为有用之学”①,精力完全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来。由于外患日深,不少士大夫特别注意边疆史地的研究,左宗棠也深受影响。他17 岁时,即从书肆中购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齐氏水道提纲》等书,“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①。科举失意的几年中,他悉心钻研地学,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担任了醴陵渌江学院的主讲。这年,两江总督陶澍“乞省墓道”,回湖南安化,路过醴陵。左宗棠应醴陵知县之请,为陶澍的公馆作了楹联。联中巧妙地嵌入道光帝钦赐“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大得陶澍的赏识,特地邀见左宗棠,“倾谈竟夜,与订交而别”②。此后来往不断。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殁,与陶澍有深交的贺熙龄要左宗棠担负起教育陶子(陶桄)的责任,于是左宗棠于次年来到安化小淹陶澍家教学。
  在小淹八年之久的教馆生涯,对左宗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陶澍家中所藏书籍,特别是“本朝宪章”十分丰富。左宗棠“课读之暇,博观纵览”③,阅读了大量有关水利、田赋、盐政的书籍,探求如何上慰宸衷、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世匡时的途径,以挽救正在衰落的封建皇朝。同时,又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0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第30 页。
  ① 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16 页。② 《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14 页。
  ③ 同上书,第10 页。
  从陶澍的往来书信中开始知道了林则徐,并产生了仰慕之情。林、陶都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们关心民情,刚直不阿,主张改革弊政和抵制外来侵略。这些,对左宗棠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第二节御“外患”与除“内忧”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消息传到湖南,激起了左宗棠的爱国热情。于是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战守机宜”,写出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善后》诸篇,并在给贺熙龄的几封长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其中不少主张与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策略不谋而合。他还尖锐地指出:“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必须对琦善这样“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的罪魁祸首“驰使封剑,斩首军前”,“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①。对于被无辜问罪、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他则寄予满腔的同情,心“如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心神依倚,惘惘相随”②,表现了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高度敬仰。
  但是,左宗棠在主张抵御“外患”的同时,又深为农民起义的“隐忧”
  而焦虑。特别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清廷的屈辱求和,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因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而尖锐化。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他常与好友胡林翼(陶澍之婿)在小淹“彻夜长谈”,深为“国威屡挫之余,乱民益无所忌”而“百忧攒集”③。地主阶级的立场、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自负不凡的性格,都使他“梦卜夐求”干一番为“圣君”清除“内忧”的大事业。这正是他不久后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中兴名臣”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则徐引疾还闽,经过长沙时,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见。左宗棠“谒之长沙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①。林则徐很赏识左宗棠,称他为“不凡之才”②。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礼聘,入张幕充当谋士。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在省城内为张亮基调兵遣将进行顽抗,还献“河西合围之策”,企图一举包围、歼灭太平军。在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毅然撤围北上后,左宗棠又协助张亮基训练兵丁、整饬吏治,并对响应太平军的广大群众进行报复。他以“首先决策”镇压浏阳秘密会党“征义堂”有功,升用直隶州同知。
  不久,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往湖北,与江忠源等一起,抗拒太平军的西征。后张亮基又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不愿随往,而在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中,一连干了6 年。
  从咸丰四年(1854)至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的主要活动是为清皇朝坚守湖南。当时的湖南,是曾国藩湘军的发源地,是支持东南五省反动力量的重要基地。在湘军已经倾巢出省镇压太平军,而湖南又受到来自邻边各省和本省农民起义军不断冲击的形势下,左宗棠既要为出省的湘军筹办粮饷、船炮、军械,又要设法抵挡纷至沓来的打击,确是不遗余力,费尽心机。左宗棠在湖南所显示的才干,为统治阶级所赏识。潘祖荫说:“国家不① 《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
  ② 《致贺蔗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③ 《复胡润之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② 《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连最高统治者咸丰帝也特意“垂询及之”。左宗棠对咸丰帝的“特达之知”,刻骨铭心,感激涕零。
  咸丰六年(1856),左宗棠以接济曾国藩军饷攻占武昌有功,“诏以兵部郎中用,赏赐花翎”,不久,又加四品卿衔③。正当他得到咸丰帝的青睐,飞腾有望之时,却突然被湖广总督官文奏劾,几遭不测。虽由于胡林翼、曾国藩、潘祖荫等人的力争才免于一死,但不得不退出骆幕。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使左宗棠初次尝到“世网之险”。他知道,即“匿影深山”,也不一定能躲过对方再下毒手,因此转而投靠为他脱险出过力的曾国藩。
  ③ 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54。
  第三节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十年(1860)六月,左宗棠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他招募了5000 人,组成了“楚军”,这就是左系湘军的起点。
  左宗棠这次因祸而投靠曾国藩,是他经历中的一个转折。过去8 年,他虽然倍受重用,名声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师爷而已;而这一来,却真正成了一员拥兵带队、手握实权的将领。以后,正是凭着这一资本,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与曾国藩等并驾齐驱,成为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楚军”组成后,在长沙金盆岭练军。年底,由江北战场西进的李秀成大军,包围了曾国藩指挥机关所在地——安徽祁门。曾国藩惊恐万状,四处呼救。于是左宗棠不得不率领刚刚练成的楚军出湘,进入江西,在皖、赣交界的德兴、婺源一带与太平军交锋。这一地区是曾国藩大营的粮道,已被太平军拦腰切断。左宗棠的任务就是要打通这一粮道,“严防大营后路”,以解曾国藩之围。他知道,初次出阵的成败,关系今后的命运,因此势在必争。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李秀成对救援安庆并不积极,与湘军稍一接触后,就绕过祁门,过浙江,入江西招兵去了。因而左宗棠得以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德兴、婺源,接着又在东平、鄱阳击败了准备深入江西腹地的侍王李世贤部,从而打通了曾国藩大营的后路。清廷为对左宗棠表示嘉奖,命其帮办江南军务,并授太常寺卿。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从湖北回师的李秀成与李世贤会合,一举攻克浙江省会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清廷大震。这时,曾国藩虽受命节制浙江军事,但他占领安庆之后,正集中力量进犯天京,无暇顾及,故一再推荐左宗棠去收拾残局。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1862)春,左宗棠率军自江西入浙。这时,清廷多次令他率兵进驻清军在浙西的唯一据点衢州城,并迅速拿下金华、杭州。但左宗棠是十分谨慎的,他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要马上进攻金华、杭州,固然是“痴人说梦”,就是进入衢州城,也十分危险。因为太平军“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必须“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①。于是他决定采取“置于四旁,渐进中央”的策略,先不入衢城,而是分兵拔除赣、皖边境的太平军据点,扫清后路,步步为营,逐渐往前推进;然后避开坚城,从侧路进攻杭州。在英勇善战的太平军面前,他的如意算盘实现得并不顺利。直到同治二年(1863)初,左军虽然竭尽全力,但仍然停滞在龙游、汤溪、兰溪一带,进展缓慢。但后来太平军整个战局逐渐恶化,外国侵略者公开与清军联合,并在浙东开辟了第二战场,攻占了宁波,因而浙西战场的太平军内部发生动摇,出现了火并、叛变。而这一切,都被左宗棠乘机利用,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攻占了处州、严州和龙、汤、兰三城,并进一步占领了金华,军锋直逼杭州。接着,这时已是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派蒋益澧率军进攻“为杭州锁钥”的重镇富阳。坚守此城的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富阳、新城之间大破蒋军。左宗棠急于事功,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竟不惜“兼募外国军助之攻”①。同治二年八月,左宗棠军与法人德克碑率领的1500 人“常捷军”勾结在一起,向富阳再度发起攻势。德克碑以重炮轰城,终于夺① 《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
  取了富阳。
  攻占富阳后,左宗棠兵分两路:一路由蒋益澧等率领,直驱杭州;一路由魏喻义、康国器率领,进犯余杭。在左军的围困下,杭州城内弹尽粮绝。同治三年(1864)二月,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突围出走,比王钱桂仁投降,杭州陷落。余杭汪海洋弃城北走,也为左军所占。六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被血腥地镇压下去。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
  但是太平天国的战斗并未结束。在天京失陷后突围的各支部队分别转战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继续坚持斗争。清廷授权左宗棠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清军,策划最后消灭太平军的余部。同治四年底(1866 年1 月),在左宗棠的统一部署下,闽、浙、赣、粤的清军合围汪海洋的最后据点——广东的嘉应州。汪海洋、谭体元壮烈牺牲,长江以南太平军的英勇斗争至此方才结束。同治五年(1866)元月,左宗棠从广东“凯旋”而归,回到福州。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活动中,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用大量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顶子,换来了“中兴名臣”的桂冠。
  第四节创办福州船政局在闽浙总督任上,左宗棠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这一举动,使他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左宗棠军攻占杭州后,他即派人仿造轮船,但是没有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后,他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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