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船数只，认真操练，不足以控制重洋”④，于是向德国订制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船和一艘钢甲船。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以中国海军实力单薄为理由，又向英、德等国订购船舰快艇，加强海军实力。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经过陆续添购船只，到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拥有大小军舰雷艇等25 艘。这期间，李鸿章还筹措巨款修建旅大、威海卫军港和旅顺船坞。
李鸿章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时常感到经费不足，使局务难以维持和发展；原料燃料不能自给，不得不向外国购买；缺乏新式交通工具，在运输② 《捻军》第1 册，第141—142 页。
③ 《洋务运动》第1 册，第41—42 页。
① 《洋务运动》第1 册，第41—42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④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1。
上碰到很多困难。为此，他决定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促进“求强”。李鸿章创办的第一个“求富”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他招集商股，借用官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航运业，办起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民用工业。光绪三年（1877），他举办的开平矿务局，成为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大型煤矿企业。由于煤的蕴藏丰富，质量较好，产量日增，被李鸿章称为“成效确有可观”的一个企业。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光绪八年，又奏准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十九年（1893），该局遭火焚，李鸿章派盛宣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并拟另设10 个分厂于上海、宁波、镇江等地。李鸿章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向清廷提出铺设铁路有利于国计、民生、军务、漕务、通讯、交通等九大好处，并强调指出：“西洋诸国所以勃焉兴起者，罔不慎操此术。”①他还拟定一个修筑铁路的计划，由于当时清廷财力竭蹶和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实现。到光绪七年，才修成一条由唐山到胥各庄、全长11 公里的短程铁路。光绪二十年，唐山至山海关铁路建成，全长128 公里。此外，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成立漠河矿务局，开采黑龙江漠河金矿，成绩卓著，是一个经营比较成功的新式矿业。
在“民用”企业中，采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厂内设有总办、会办、帮办等大小官员，“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①，其他商股无权过问。正如梁启超批评的：“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之厉阶可也。”②李鸿章自己和他的亲信唐廷枢、盛宣怀等人，依靠政治特权操纵局务，贪污中饱，一个个成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暴发户。
李鸿章从事军火生产时，说是“为今日御侮之资”③，他筹办海军，明确指出“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④，但是他在大谈军事对外的同时，却又宣称“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⑤。他也准备与来犯之敌交战，却又说不能“自我开衅”，要等到对方“万分无礼相加”时，才不得已与之一战。这种消极态度，导致了每战必败，所谓“御侮”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至于兴办民用企业，李鸿章也标榜“杜外人觊觎之渐”，创办轮船招商局，声称“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设立开平矿务局，他说“亦可免利源之外泄”⑥；集资兴建煤铁矿，又说有“堵塞漏卮”的好处。当然，在这一方面虽然也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在当时国家不能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去挽回洋商专擅之利权的。实际情况是，只能在承认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海关、航运、市场以及洋货大量涌入内地的前提下，通过微弱的竞争，与外商共分① 《洋务运动》第1 册，第41—42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26。
③ 梁启超：《李鸿章》，第72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⑤ 《洋务运动》第2 册，第498 页。
⑥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一部分利润。
李鸿章办洋务固然是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各厂局也存在种种腐败现象，但他能够面对现实，比较清晰地观察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积弱贫穷的落后状况，尖锐批评各种陈腐观点，慨然以举办近代新式工业为己任，提出谋求富强的方案。终于在他的倡导下，逐步建立起中国早期的军事工业、新式海军以及民用企业。就此而论，李鸿章与愚昧落后、闭目塞听的封建顽固官僚比较，显然是有所作为的。
李鸿章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不可能起到真正抵御侵略的作用。但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和北洋舰队还是被迫应战，李鸿章控制的军火工厂，“昼夜不停”，“加倍赶制”枪炮，运赴前线。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曾经重创敌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民用企业尽管管理落后，经营腐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由于仿效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毕竟使中国出现第一批近代企业，反映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新式工业和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此外，在各类企业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为了举办洋务的需要，李鸿章还设立一些新式学堂、翻译机构以及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客观上不能不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某些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办理外交事务正当李鸿章热衷于大办洋务事业时，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窥我国沿边和邻邦，造成严重的边疆危机。对于凶恶贪婪的资本主义侵略者，李鸿章缺乏足够的认识，坚守“力保和局”宗旨，奉行“外须和戎”外交方针。同治九年五月（1870 年6 月），天津教案发生。清廷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主持办案，其判处20 人正法，25 人充军，赔款49。7 万余两。曾国藩的举措，受到舆论的谴责。八月，李鸿章奉命接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权势显赫、举足轻重。他在天津设立的衙门，号称“第二中央政府”。到任后，李鸿章完全支持曾国藩的原判，正式议结天津教案，先将判处正法20 人中的16 人处死，另4 人由于天津群众的坚决要求，李鸿章不得不从轻判决。在办理天津教案中，李鸿章与曾国藩忠实执行清廷媚外政策，天津人民恨之入骨。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出兵大举进犯台湾，遭到高山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李鸿章唯恐扩大事件，说什么“台湾系海外偏隅”①，不值得大动干戈，主张与日本签约息事。九月二十一日（10 月30 日），总理衙门与日本签订《台事专约》三条，赔款50 万两，承认日本出兵侵台是“保民义举”。中日谈判期间，英国提出台湾对外通商，李鸿章竟说：“与其听一国（指日本）久踞，莫若令各国（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均沾”①。意欲通过开放台湾，利用其他国家的力量，阻止日本独占，这就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外交的首次运用。总理衙门让步订约后，日本得寸进尺，意图并吞琉球。李鸿章认为琉球是个“黑子弹丸之地”②，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光绪五年（1879），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在日本出兵侵犯台湾的同时，英国军官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由缅甸闯入云南，意在开辟入侵西南各省通道。英国驻京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前往迎接，在腾越西南蛮允地方，武装队伍悍然开枪击毙群众多名，当地人民立即将马嘉理打死，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英国侵略者乘机进行讹诈，清廷派李鸿章与英国进行谈判。开始时，李鸿章认为英国武装队伍擅自入境，“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③。及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恫吓威胁下，李鸿章怕“和局”破裂，便改变了态度，于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 年9 月13 日）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赔款20 万两；清廷派大臣赴英“谢罪”；允许英人前往云南、青海、甘肃、西藏等省“调查”、“游历”；开辟印藏交通；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外货运入内地免纳各项内地税以及扩大领事裁判权等，为英国入侵云南、西藏等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中，李鸿章对俄国于同治十年（1871）悍然出兵强占新疆伊犁这一严重事件，也表现得十分怯弱。俄国军队侵占伊犁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部分官员纷纷要求进兵新疆，收回失地。然而，李鸿章却大唱反调，理由是：第一，新疆是一块旷僻无用之地，“即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
②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
③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
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④。出师远征，竭尽财力，势必影响东南海防建设。第二，英、俄久思染指新疆，他们已扶植阿古柏作为傀儡，中国贸然出兵，必定祸不旋踵，“别生他变”①。第三，中国“兵将皆单，军器不精”，“实不及专顾西域”②，而且统兵主帅“左公已老”，将士率皆疲弱。在军需给养方面，由于路途遥远，无法源源运济，纵然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失地，“势必旋得旋失”③。据此数端，李鸿章主张对已出关或准备出关的清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④。
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的言论，受到朝野的强烈谴责，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率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但俄国赖在伊犁不走，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并于光绪五年签订《交收伊犁条约》，虽然索回了伊犁，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另赔款500 万卢布，俄国还获得蒙古、新疆贸易免税以及由西北经天津到汉口进行贸易等特权。消息传来，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改约。清廷表示不承认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俄国立即摆出不惜诉诸武力的架势。李鸿章被吓坏了，坚主崇厚不可问罪，俄约不能推翻，劝告清廷速予批准。
在“边务迭兴”中，李鸿章忠实执行了清廷“保全和局”这个既定方针。对外交涉时，总是借口中国的军事力量大不如人，决非西方国家的对手，因此，抱定逆来顺受，忍辱息事的宗旨。退让的结果是接受无理要求，签订屈辱条约，一步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
④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④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
第四节在侵略战争面前节节退让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避战求和，含忍妥协，最后向法国、日本屈服投降，签订卖国条约。
同治、光绪之际，法国多次进犯越南。其时，法国金融资本发展迅速，积极对外扩张，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⑤，显然，法国是企图以越南为基地，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法军进攻越南北圻，清军出境援越。但清朝统治者害怕由此危及自身的安全，授权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谈判。双方议定：清军撤出越境；以红河中间之地划界，中法两国分别保护；开放保胜为商埠。
李鸿章的退让，“招引法国以为中国将不会反抗”①。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撕毁了协议，大举进攻越南，同时，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向李鸿章施加外交讹诈，李鸿章为了保存军事力量和淮系地盘，主张继续执行“永保和局”的外交方针。他认为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声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①，开战后，“兵连祸结”，“一发难收”。李鸿章的宜和不宜战的论调，在中法战争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光绪十年（1884），法军向北越发动进攻。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通过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向李鸿章诱和。李鸿章函告总理衙门，务必含忍与议，同时强调指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②。清廷接受了李鸿章“兵心民心摇动”的警告，命他与福禄诺在天津举行谈判。四月十七日（5 月11 日），双方签订《天津简明条约》，规定：法国“保护”越南；滇桂边境通商；中国撤回军队。
条约签订后，法国又以清军未能及时撤退、双方发生冲突为借口，蓄意扩大事端。闰五月二十二日（7 月14 日），法舰开入福建闽江口，李鸿章“自度兵船不敌”，一面拒绝清廷调拨北洋船舰增援福建；一面致函会办海防大臣张佩纶，要他勿向法船开炮。七月初三日（8 月23 日），法舰进攻福建海军，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也“严谕各舰，不得妄动”③，致使马尾海战失败，福建海军覆没。
法国的侵略暴行，激起全国军民极大的愤慨，前线广大将士斗志昂扬。
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 年3 月），老将冯子材率领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