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䜣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9 月5 日），奕䜣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外国侵略者对肃顺这派政治势力的外交路线不满，深感这派势力是办理对华交涉中的障碍，他们决意扶植奕䜣为首的政治势力，故对奕䜣此举，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肃顺等人对奕䜣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䜣到承德。奕䜣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䜣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忠厚的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䜣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䜣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①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䜣密商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䜣于八月初七日（9 月11 日）兼程赶回北京。他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亲信们的多方疏通游说，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蒙古亲王和大臣的臂助。奕䜣又竭力拉拢统领重兵驻扎在京津地区的兵部侍郎胜保，并把胜保的部队布置在密云一带。同时，还笼络了拥有重兵的实力人物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样，便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11 月1 日），慈禧太后携载淳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䜣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至① 王辏г耍骸鹅飨楣适隆罚抖皆又尽返�14 卷，第12 期。
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彻底失败。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大臣均“革职”，或充军，或“加恩免其发遣”。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61 年12 月2 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䜣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把只有中宫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䜣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五节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䜣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䜣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①，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他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画”。以其显赫的权势，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奕䜣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严厉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咸丰十一年（1861），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䜣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还招募了600 多个英国海员和水手。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对皇帝的谕旨有权加以选择。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䜣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懦弱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将舰队解散。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䜣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同治三年（1864），奕䜣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䜣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䜣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䜣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①奕譞还指责奕䜣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䜣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奕䜣矛盾的对外态度。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① 王辏г耍骸鹅飨楣适隆罚抖皆又尽返�14 卷，第12 期。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6 页。
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1864）初，他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断难久踞”，对清皇朝构不成威胁了，便与英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①。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幹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䜣极为恼火，上奏“请旨饬下福建、广东两省将军督抚，毋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②，可见奕䜣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隐消其鸷戾之气，尚未可遽张以挞伐之威”。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奕䜣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䜣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③。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五月，他在奏请购买洋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①奕䜣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① 《翁文恭公日记》第10 册，第56 页。
②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1 分册，第204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页。
第六节遭慈禧太后的惩儆正当奕䜣势权显赫、“声誉日隆”的时候，慈禧太后突然对他施加打击，使他从权力的高峰滑了下来。辛酉政变后，奕䜣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慈禧太后为坐稳自己的宝座，需要奕䜣出力，对他极意笼络，百般优容恩礼。奕䜣主政期间，罗致了文祥、宝洌У热四阝咧厝危魑鞒殖碌牡昧χ郑灰揽吭⒗詈枵碌热送忖叻饨税煅笪瘢蜓古┟衿鹨濉＾叁�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䜣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䜣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这对慈禧太后揽权是潜在的威胁。在慈禧太后看来，她要保持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必须依仗恭亲王奕䜣以控制、操纵朝政，驾驭群臣，但同时又害怕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害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䜣为首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䜣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䜣，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䜣当然是不满的。况且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䜣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1865）三月，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旨，上疏弹劾奕䜣，给奕䜣罗织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罪名。慈禧太后决计借此罢黜奕䜣，打掉他的威风。三月初七日（4 月2 日），慈禧太后召集大学士周祖培、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等，公布一道由她亲笔书写的谕旨，斥责奕䜣“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主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令其“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职务，不准干预公事”。一纸严诏，笔挟风雷，令人悚然。满朝王公大臣惊诧万分，纷纷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任用奕䜣，而倭仁等人则对慈禧太后的谕旨表示附和。倭仁思想保守，对奕䜣迷恋“洋务”，视洋务为“身心性命之学”的做法一向鄙夷不屑。他在这次政潮中故意从中作梗，借以打击奕䜣。后来，慈禧太后虽难违众论，恢复了奕䜣的职务，但奕䜣议政王的称号从此取消了。经过这次打击，奕䜣在统治集团中的声望无可挽回地受到影响。
第七节与顽固派的论争不久，奕䜣和倭仁作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馆要求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1862），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它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注重外语的学习。这是奕䜣为首的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开始规模尚小，影响不大，倭仁等虽有异议，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作为顽固派的首领，倭仁主张讲求“圣人之道”，严防“以夷变夏”，坚持以“礼义廉耻”、“天道人心”来维护封建统治，保存天朝的体制。他和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过从甚密，联成一气，“以不谈洋务为高”，坚守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对奕䜣等人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其外交政策强烈不满，认为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伺机进行攻击。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奕䜣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②。为保证质量，要求招收30 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并厚给薪水，住馆学习，聘请西人担任教师。还规定学习3 年试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对此，顽固派极为恼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对，紧接着倭仁亲自出马，对奕䜣此举大张挞伐，兴师问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出令学士、大夫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银钱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对“奉洋人为师”，他质问奕䜣：“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①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