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点越来越多，它们之间互相越来越靠近，终于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居民点，虽然名称各不相同。当各司令部报告占领了柏诺、布哈、佐柏尼克、林顿堡和勃兰肯堡的时候，士兵们把这些居民点当作一个广大的居住中心，以为这里已经是柏林了。
大城市的接近越来越明显了。高压电线杆到处象无穷尽的行列延伸着。高架桥和桥梁、城郊车站的月台、占地很广的大仓库、水塔、“柏林”的酒吧、首都各公司和报纸的广告——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大城市接近了。而且到处：在房子上、在马路边的告示牌上、在堆栈和仓库的围墙上，在桥上和列车上、甚至在柏油路上都闪耀着新鲜的题字：三个大的和小的、黑的和白的、绿的和红的、用油漆书写的哥特体和拉丁体的字：“柏林永远是德国的！”
这几个字意味着俄国人不会进入柏林，听起来好象是一句咒语。它们给人以一种恐惧和因绝望而引起的疯狂的印象。如果士兵们有工夫注意到这几个字，他们一定会发笑的。
德国人用树、铁栅、翻倒的公共汽车和防坦克木栅阻塞了街道。配置在花园里和菜园里的迫击炮向十字路口轰击。埋伏在地窖里的伏士德巴达龙手们攻击着坦克和自动炮。
丘霍夫上尉的连队给配属了几门迫击炮、防坦克炮和三辆坦克。在这些决定性的进攻的日子里，武器的充足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一个普通的步兵连也拥有这么多的支援兵器！
“顶好能配属给我们一架轰炸机，”谢米格拉夫狂喜地说，“我们就象一轧完整的军队了！”
丘霍夫的手臂给手榴弹片击伤了一点，但是他保持着镇静的神态。肮脏的绷带一片片地挂在他的手臂上。他把一挺轻机关枪扛在肩上：机关枪手给打死了，可是丘霍夫不肯减弱连队的火力。
坦克和自动推进炮是在城市的瓶颈似的狭窄的街道上，它们受到了埋伏在地窖里的德国人的轰击，而受到了损失。跟坦克兵们商量后，丘霍夫决定采取这样的战术：坦克朝上面潜伏着敌人的机关枪手和自动枪手的顶楼和上层轰击。连队的士兵们负责消灭在地窖和低层里的德国的坦克爆破手。
这个战术证明是十分正确的。
一条街跟着一条街落到我们部队的手里。步兵们和工兵们在大炮和坦克的火力掩护下，搬开了十字路口的阻碍物和街垒，接着坦克朝上层进行疾风轰击，一边继续前进，步兵靠着房子推进，把手榴弹扔进地窖里，并在十字路口进行机关枪狙击射击。
已经没有人睡觉了。白天跟黑夜对调了。由于房屋的燃烧和信号弹的发光，夜间向白昼一般明亮。而白天给浓烟遮黑了。
当一所坚固的多层楼房猛烈地抵抗着的时候，丘霍夫跑到在后面行进的炮队那儿去了。于是炮兵们跑到前面来了，在步兵和坦克的火力掩护下，把巨炮拖到了这座楼房跟前，那些炮象巨型的短枪似的，对准着墙，朝石头巨物的心脏轰击。
丘霍夫的士兵们跟坦克兵们很亲密。在短促的休息时间里，他们一起吃东西，互相讲述自己的生活和谈论对德国的印象。应该说，这一种战斗友谊对于进攻的胜利起着不小的作用。
从前，在步兵看来，坦克和自动推进炮只是一种重要的兵种，是战斗中强有力的助手。现在，当士兵们认识了这些钢铁机器里的战士的时候，他们对后者特别亲切。在对付德国的坦克爆破手的时候，斯里温科和他的同志们都知道，除了别的一切以外，他们还保存了这几个人的性命：德米特里·彼德洛维奇，或米嘉，一个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的沉默寡言的小伙子，和他的炮塔炮手，莫斯科人派甫鲁施，一个爱说笑话的幽默家。这是真正的协同动作！
不管战斗的激烈，丘霍夫上尉差不多不停地转着一个念头。他终于决定跟斯里温科谈一下。有一次丘霍夫把上士叫到一边，给他看了柏林地图，这张地图上用红铅笔划出了威廉大街上的国会大厦和政府机关。
“这就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他说，“最好把希特勒本人捉住……唔，这一点我当然不知道……但是至少得最先冲进那儿。”
斯里温科笑了笑。
“好倒是好，”他终于说，“可是谁知道，我们打哪条路走。城市很大啊……”
丘霍夫同意他的话，可是他证明说，他们笔直地走，可以说，正是朝着那个方向，并且说不妨准备一面红旗——胜利的旗帜，以便把它插在国会大厦上。
以后几天的情势证实了斯里温科的怀疑。团占领了许多郊区后突然又来到满布湖泊的乡间。
柏林落在一边了，只有驻扎在各处——在谷地里、在路旁和小林边沿——的炮兵们，似乎只有他们是在跟柏林作战。
大炮恰好向丘霍夫所幻想着的１０５和１５３号目标轰击。
１０５号目标是国会大厦，１５３号目标是帝国公署。
炮兵们兴奋狂热，他们骄傲地望着经过的步兵们，他们的火力太短了，不能够打到炮兵们所能打到的地方。
一个身材魁伟的炮兵，在自己的巨炮旁边象是一个婴孩，他转动着许多杠杆，在每次发射之前，总嚷道：“把这个直送到戈培尔嘴里！”
另外一个没有胡子的、还很象一个小孩子似的炮兵，勤奋地用粉笔在炮弹上写上各种异想天开的词句取乐，如：“这是仁慈的老伯伯送给阿德·希特勒的。”
（这个词在俄文里是“地狱”的意思，用它来替代希特勒的名字：阿道夫，有双关的意义。）
炮兵的口令现在响得特别庄重。
“炮兵营，向德国国会，六发，开火！”
“向法西斯巢穴，测角器四十七·二十，瞄准二十五，急射，开火！”
丘霍夫望着炮兵们在大炮旁忙着工作，他们搬来了大而发光的炮弹，把它推入炮膛内。他几乎对这些炮弹羡慕起来，几秒钟后，它们将把法西斯主义最后堡垒的墙垣轰得粉碎。
不久，他们在路上再也看不见炮兵阵地了。道路的确是向西的，通过柏林附近的别墅区。命令就是这样。丘霍夫困惑了。
四月二十二日傍晚，连队粉碎了敌人的掩护队，冲到了一条河边。
维谢尔恰科夫命令准备渡河，士兵们脱去了靴子和军服，把它们捆成一卷。
几个炮兵走到了河边。
“你们协助我们吗？”谢米格拉夫问。
“我们协助你们的，弟兄们，别害怕。”有一个炮兵回答。
“我们不怕，”谢米格拉夫骄傲地说，虽然他有些害怕他必须游过去的这条又黑又冷的河。
丘霍夫必须跟他的连队一起游过河，可是他仍旧穿着衣服和靴子。他那双纹皮靴子叽叽作响。他认为军官不可以脱掉衣服，他只从军服里取出了自己的团员证和身份证，摘下军帽，把它们在帽子里放好，然后他放下帽带，在下巴下面扣紧，使得帽子不会掉落。
士兵们在岸上坐下来，把脚伸到水里。
“别抽烟！”司务长警告说。
不久，在岸边出现了一群人。丘霍夫在他们中间认出了师长，就站起来。
跟师长同来的有鲁缅采夫、米加耶夫和几个别的军官。他们默默地向对岸望了一会儿。那边黑暗而寂静，德国人一点也没有暴露出他们的行迹。
丘霍夫远远听见了师长向炮兵作了关于火力掩护渡河程序的指示。接着将军走近步兵跟前，一边细细地打量着黑暗中士兵们模糊的身影，一边问：
“准备好了吗？”
“是，将军同志！”丘霍夫清楚地回答。
上尉利用这个适当时机，走到鲁缅采夫跟前。
“我们往哪儿走？”丘霍夫低声问。“柏林已经差不多落在后面啦。”
鲁缅采夫笑了笑：“没有办法。”
原来师强渡了哈斐尔河后，转向南面，经过柏林西郊，向波茨坦进发。邻近的几个师负有一个检举的任务：从西面封锁柏林。
这样看来，这些兵团负有实现斯大林的柏林作战计划第三部分的职责：包围德国首都，同时楚依柯夫将军的斯大林格勒近卫队、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突击队从正面攻取柏林。
丘霍夫不禁惊异于包围德国首都的作战规模的伟大，他折服了，在总任务的宏伟前面，他必须承认，他的微小的好大喜功的计划是微不足道的。
在二十三点钟，大炮开始轰击起来。士兵们照着这个信号慢慢地进入谁里。河水是冰冷的、黑暗的，仿佛是浓密的：似乎可以用小刀切成许多块。
河水渐渐深起来，于是人们游泳了，一只手抓住了木板、木筏、桶和其他有帮助的东西，另一只手划着水。在西岸上有什么东西红起来了，一刹那间照亮了游动着的头和露出在水面上的手里高高地举着的步枪。
“快些！”斯里温科催促着。
子弹嗖嗖地往水里钻，河水一碰到子弹，就发出了微微可以听见的咝咝声。
旁边有个人啊呦叫了一声。斯里温科抓住了这个人的手，拉着他向前游，可是那个人被水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嘴里嘟哝着什么，抓住了斯了温科的肩膀。斯里温科和他一起沉入了水里。同时斯里温科本能地闭上了眼睛，可是他在水下面又把眼睛睁开了。他看见河面上变得十分明亮，也许是由于火光。
斯里温科向前冲去，他浮出来了，接着又钻进了水里，可是他的脚触到了河底，这当儿他觉得谁的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他拉住了。
“您还活着吗？”他听见在自己头上有上尉的说话声，可是不能回答，因为他张大了口，呼吸着夜间清新的和令人愉快的空气。
一排机关枪子弹在水面上冲过来，把水削成一片片。士兵们都跑开了。
斯里温科拉着那个伤员。河水越来越浅。我们岸上的机关枪吼叫得越来越响。
湿沙，草，斯里温科伏倒在岸上，用微弱的声音叫喊。
“乌拉！……”
他同时用自动枪射击起来，他旁边的人也开火了。上尉在近旁用轻机关枪扫射着。两颗信号弹相机飞向天空，亮起来了，斯里温科可以转过头来，看看谁受了伤，或者甚至象死了一样，躺在旁边。可是他不敢望，总是射击着，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时微弱地叫喊着这个喊惯了的词儿“乌拉”。
任命躺在地上，迅速地穿上了靴子，并把湿淋淋的军服穿在湿淋淋的身上。接着上尉喊了一个口令：“前进。”斯里温科竭力想在一片震天的喧声中觉察出第二挺轻机关枪的射击声，用这挺轻机关枪在射击的应当是谢米格拉夫，可是他听不见。斯里温科在黑暗中继续向敌人的机关枪扫射着的方向爬去。接着机关枪沉寂了。从后面传来了正在渡河的新的分队的叫喊声。果戈别里节爬到了斯里温科跟前。他们默默地并排躺着。接着在他们旁边出现了异常沉默的司务长。他们三个人一起躺着，什么也不谈，也不朝后面河岸观望，谢米格拉夫躺在那儿，冷冰冰的，一动不动。
第十七章
在“东西”公路上——一条把柏林和西部连接起来的最重要的动脉——进行渣激烈的战争。拒守在拉格——多柏里兹军事区内石狮和铁鹰中间的砖砌营房里的敌人，猛烈地抵抗着。
鲁缅采夫和奥加涅相离开了政治部，急急地赶到师长那里去了。师长正在多柏里兹以北的一座不高的丘岗上指挥作战。用炮兵测量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公路——一条宽阔的柏油公路，两旁延伸着差不多一个个紧接着的许多人口稠密的小市镇。
半夜里，几个团冲进了拉格——多柏里兹。
米谢尔斯基从那儿打来了电话。
“敌人在逃跑，”他报告说，“捉住了一个俘虏。”
这个俘虏是米特罗在沟里“拖出来”的。他立刻被带到了鲁缅采夫那儿。米特罗亲自带来了这个“舌头”，他的脸被抓破得很厉害：“舌头”拼命抗拒，并且哭泣。
米特罗羞怯地咳嗽，他觉得有点儿惭愧。事情是这样：这个俘虏只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士兵们看见他，都呵呵地大笑。
鲁缅采夫也笑起来了。真的，这个“舌头”的样子很滑稽，穿在他身上的军服几乎拖到了膝盖，好象穿在稻草人身上一样。一双大得过分的靴子和一顶常常压在眼睛上的宽大的战斗帽，构成了这副图画。
“臭娃娃”——侦察兵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供称，几天前柏林“希特勒青年团”在柏林一座森林里的运动场上集合，“德国青年团团长”阿克斯曼在这儿发表了演说，这是一个声音嘶哑的独臂汉。他说，他们面临一个防守柏林西郊的任务，因为俄国人向那儿冲进来了。
就在那儿的运动场上，孩子们被武装起来，给他们穿上了军服，他们的一部分渡过哈斐尔河，被送到史盘刀和比海斯多尔夫去了。今天早上有两个营被装上汽车，开到了这里——拉格－多柏里兹附近。
当鲁缅采夫和“臭娃娃”谈话的时候，司务长伏罗宁突然走到他跟前，把他的锐利的目光盯视着“臭娃娃”的脸，伸出一只手，把“臭娃娃”的胸襟左边的许多摺皱抚平。鲁缅采夫看见这些摺皱中间有一颗簇新的“铁十字章”，不觉吃了一惊。
“臭娃娃”脸红了，胆怯地望着鲁缅采夫。
米特罗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这个俘虏不是一个臭娃娃，不必为了他而害臊。
鲁缅采夫笑了笑。
“这是怎么得到的？”他问。
“臭娃娃”说，这颗“铁十字章”是他在三天前获得的，因为他曾经在柏林东郊用浮士德巴达龙打坏了一辆苏联坦克。
“啊，你这小畜生！”鲁缅采夫摇着头，并问这个慌张的“臭娃娃”，这颗铁十字章是谁授予他的。鲁缅采夫听到他的回答，更觉惊奇：“臭娃娃”抖嗦着，结结巴巴说，十字章是元首授予他的。
“哪个元首？”鲁缅采夫问。
“希特勒。”“臭娃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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