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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补充的士兵们都分配在堑壕里。他们把身子探出胸墙，眺望着德国人的阵地，并轻轻地交谈着，他们还不能习惯于这个思想：他们离柏林很近。
“啊，这多么奇怪！……”一个高个子圆肩膀的新兵说。
另一个若有所思地说：“哦，战争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到了柏林附近！离开家至少有四千公里！”
“你是从哪儿来的？”一个人问。
“我是伏尔加河人，”那个士兵回答说。
鲁缅采夫微微一笑，侧耳倾听着：有没有人笑？没有人笑。他告了别，就到观察所去了。
第八章
党组长会议是在早晨——在部队夜间渡河并集中在森林后的三小时开始的。从各步兵连和炮兵连来的人们都集合在某个德国资产者的猎人小屋里，这所小屋就在师部驻扎着的柏油厂附近。加林少校接待他们，并登记了他们的姓名。
党组长们是一队一队来的，他们都戴着钢盔，带着自动枪或步枪，甚至还带着匙子，这些东西都是士兵所应该携带的。
这些党组长不过是士兵或中士。可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能够在他们充满信心的行动中，在他们明亮和安详的目光里，看出一种有别于普通士兵的东西。首先他们是步兵和炮兵的精华。这里不会有错误：这些人所习惯的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了解和解释。他们和其余的士兵没有区别，并且同样地不享受任何特权，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负有一种附加的责任：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虽然他们是普通的工作者，但毕竟是一个党的工作者。他们觉得仅仅仗打得好是不够的，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就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应当用高度的战斗精神教育自己的同志们。他们是贯穿着军队的整个有机体的末梢神经，懦弱的和不中用的人，即使他们当了这个职位，也不可能长久地留在这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如此不重要的岗位上。在连队里，一个人能否胜任党组长的工作，差不多马上就可以决定：在炮火下，在连接不断的死亡危险中，一个人有时候觉得自己对自己负责已很勉强——只有优秀的人才能鼓励每个人和对每个人负责。现在这些优秀的人们都集合在这所德国的猎人小屋里。
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开始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然后加林讲了党的工作和连队党组织的任务。宣布晚上休息。党组长们都回到已经开始渡过奥德河的自己部队里去了。早上他们又来到猎人小屋。
第二天的工作开始了。
党组长们向自己的同志们发言，并交换了工作经验。普洛特尼科夫把他们发言中最有意义的都记在自己的野战手册里。
接着师侦察队长鲁缅采夫向党组长们作了关于敌人阵营里的情况的报告，他特别指出了存在于士兵中间的一种轻视即将来临的战斗的思想的危害性。的确，希特勒的大本营已经惊慌失措，希姆莱被解除了指挥军团的职务，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说，法西斯分子已经放下了武器。
鲁缅采夫讲述了德国人狂热地构筑着防御工事，讲述了强大的兵力，特别是第六０六特别任务师和党卫队的“元首”摩托化师，开到奥德河上来了。
党组长们细心地把一切都记入了自己的笔记本里和簿子里。
普洛特尼科夫突然耸起耳朵来听：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汽车喇叭声，一辆汽车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在猎人小屋旁边停下来了。
普洛特尼科夫站起来了。门给打开了，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在门口出现。他把会场扫视了一周。自动枪、步枪和卡宾枪在每个党组长——讨论会的参加这——的椅子和沙发旁立着。
将军向他们问好。
“我们祝您健康，将军同志！”士兵们一字一字清楚地回答。
他们都坐下了，将军开始讲话。
军事委员碰上了斯里温科注意的目光，他在这个士兵的眼睛里看到了那么深刻的了解和那么机警的眼神，以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只对他一个人讲话似的。
“我们即将到来的胜利，”西斯克雷洛夫说，“最明显地证实了苏维埃制度的强大力量。它证明了正义的、进步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曾经有过许多敌人想破坏我国新生活的建设。他们不惜采取任何卑鄙手段来反对我们的国家。他们在我们的周围建立了‘防疫线’，他们处处想在暗中加害我们的人们。最后，他们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国家里，摧毁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并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这帮黑色匪军侵犯了我们的国土。
别以为法西斯主义只是德帝国主义的产物。这是腐朽的原则跟建设性的原则的斗争，是过去的东西和未来的东西的斗争。法西斯主义——一般地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最新产物，它是由于资本注意害怕群众的共产主义意向而产生的。法西斯主义——这是腐朽的资主义的打手，是资本主义维持生存的最后的企图。
我们的胜利证明了：反对压迫和专职的侵略力量的，是一股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真实的力量。这不仅仅是正义的思想，而且是一股真实的力量！
这股力量是我们的党——培养和教育我们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党——所创造的。光荣属于这个党！
共产主义思想变成了我国人民的血肉。它获得了自己的家——土地、矿藏、工厂和实验室。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屹立着一个伟大的苏维埃之家。我们都是这个家的主人。我们把它管理得好吗？很好，因为，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到这里来了。这个国家巩固吗？强大吗？是的，巩固的和强大的，要不然，我们就不可能通过这些战斗，直捣法西斯首都了。
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现在有各种理由可以相信，它在地球上必获胜利。
……我们决不隐瞒：我们觉得很骄傲，因为天才的智慧所作的关于在俄罗斯的伟大前途的预言已经实现了，因为现在一切最进步的人士都在用俄罗斯语——列宁和斯大林的、普希金的、别林斯基的和托尔斯泰的语言讲话。
……胜利以后，共产主义建设将以十倍的力量继续进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将再度使全世界惊异。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的学生，斯大林的士兵们……”
军事委员用手势阻止了已经开始的鼓掌，并且这样结束说：“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军事秘密。明天开始向柏林进攻。”
这句话激起了一阵暴风雨。强大的欢呼声响起来了。士兵们粗硬的手掌猛烈地拍打着。明天也许会去死的人们，欢迎着这个战斗命令，把它作为最伟大的智慧和最崇高的意义的表现，在他们面前，个人的死——算不了什么。
普洛特尼科夫上校用颤抖的声音说：“由于进攻即将来临，我宣布会议闭幕。”
西斯克雷洛夫隔窗对已经列着队的士兵们望了一会。
“最后一个战役开始了，”他说。“明天你们将会听见炮兵准备，其规模之大在军事史上还不曾有过。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在这里集中了空前大量的武器。”他握住了普洛特尼科夫的手，“祝你们胜利。你们今天将收到军事委员会告士兵书。唔，还有什么事吗？”他重说了一遍，“祝你们胜利！”
他朝自己的汽车走去。他的卫兵们急忙跳上了半履带式装甲汽车。一会儿后，汽车在森林里消失不见了。
第九章
鲁缅采夫差点儿忘却了他对丘霍夫所作的诺言，当军事委员离去的时候，鲁缅采夫这才想起了放在图囊里的那张柏林地图。
他去找斯里温科，还是从在施奈德穆尔的时候起，他就牢记着他的面貌。
这时候斯里温科在等候师党委会开会。他的连队里的几个士兵——戈杜诺夫、谢米格拉夫和果戈别里节——今天应被接收入党。
他们都已经到了。坐在一颗茂密的枞树树荫下。他们旁边坐着的别的连队的士兵们，他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
这三个人都很焦急。当西斯克雷洛夫将军来到的时候，他们都惴惴不安：啊，难道军事委员也会出席入党的仪式吗？他们所以不安，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在大众面前讲话，而这里必须——斯里温科预先对他们讲过这一点——讲述自己的历史，也许还要回答一些政治问题。
奇怪得很，最觉得不安的是谢米格拉夫，虽然在连队里他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并且他很了解政治问题。但是果戈别里节也觉得不安，尤其是因为连那个勇敢的、狡猾的、无所畏惧的司务长——他也是多疑地咳嗽，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他突然想起请他们吃罐头肉，而他自己却不吃，虽然他的食欲一向很强。
斯里温科终于出现了，他通知说会议就要开始了。
鲁缅采夫就在这里，在这棵枞树旁找到了党组长。他把给丘霍夫的那张万分之一的柏林全图交给了他。
在别的时候，鲁缅采夫就不会放弃跟这个聪明而有智慧的上士谈话的机会，他很喜欢他，可是现在哪有工夫谈话，鲁缅采夫急急地赶到正在等候他的普洛特尼科夫上校那儿去了，一边快些回到桥头堡去。
斯里温科带着他的三个人向猎人小屋走去，党委们已经集合在这儿。
很幸运，原来他们害怕军事委员列席是没有根据的：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已经走了。几个不相识的军官围绕桌子坐着，一共五个人：一个少校和四个上尉。担任主席的那个少校的眼睛是温柔的，眼睛周围有许多皱纹，虽然目光很锐利，甚至有点儿含讥带讽。
斯里温科差不多和他手下人一样地焦虑不安。他曾经让他们长时间地从容地作入党准备。在休息时间里，他把党章、斯大林的演辞和命令念给他们听，进行缺点检查，友好地可是不断地关怀他们。正如他所说，他有一种使他的连队成为共产党员连队的“热望”。真的，补充兵员的到来打破了他的计划，可是这里他是对军事上的需要让步。
无论如何党委会会议也是对他的一个严重的考验。他很高兴，因为今天，在进攻的前夜，他的三个同志将被接受入党。要知道在前沿条件下，党组长的工作是有许多特殊困难的。这和斯里温科在矿坑里担任一个班的党组长的情形不同。在那里人是不会有变动，而这儿……
他想起了两个伊凡诺夫：一个士兵和一个中士，他还在进攻华沙之前，就使他们作入党准备。他们都是优秀的人。可是这两个人都在突破的时候牺牲了。
听见少校的说话声，斯里温科就竖起耳朵来听：“下一个，上等兵谢米格拉夫。”
谢米格拉夫进去了。
他的历史是这么动人的简短，以致引起了在座的人们的同情的微笑。
“我生于一九二四年，”他说，“在图拉城一个钳工的家庭里。一九三九年我念完了七年制学校，进一家工厂当钳工。在一九四四年我应召参加红军。从一九三九年起我是青年团员了。”
他竭力想补充一些，可是再也想不起什么来了。关于他的奖励——两枚奖章——先前在宣读的履历表里已经提到了，而且这两枚奖章都悬挂在胸前。它们并不是从外表上无法确定原因的勋章——在奖章上用红字在白底上写着：“为了勇敢”。
谢米格拉夫被询问了几个问题，他对这几个问题回答得又正确又好，这使得斯里温科很满意。
接着谢米格拉夫沉思起来了。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值得讲述他仅有的一次军事上的过失。他在去年失落了一只防毒面具。有一次士兵们在给自己挖掘掩蔽壕，他把防毒面具放在一个小树墩上。防毒面具不见了。不错，这一夜他们都投入了战斗，大家都忘记了防毒面具，他设法弄到了一只——当然，这样做是不好的，可是他从一个阵亡的士兵身上取下了一只防毒面具。
这不是一个严重的过失，谢米格拉夫从来没有因此觉得良心不安，可是，在这里，在一间坐满党员们的宽大的房间里，在主席注意的目光下，谢米格拉夫觉得去年的防毒面具的事情不是这样不重要，而且是很不体面的。尤其是：他觉得，这些人，特别是这个少校——主席，猜得到——不，甚至他正确地知道了他的过失，所以他们目光锐利地望着他。
他的脸通红，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
“唔，好吧，谢米格拉夫同志，”主席说，“你暂时可以出去。”
谢米格拉夫出去了，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果戈别里节说：“进去，喊你啦。”
他自己就在草地上坐下来，心绪非常烦乱，他深信他不会被接受入党了。
果戈别里节走进房间里去了。斯里温科鼓励地向他点了点头。
主席望着果戈别里节，望着他那挂着许多勋章和奖章的宽阔的胸膛。他想，多么奇怪，这些在死亡面前并不畏缩的人们，英雄们，真正的英雄们，在他，一个党委书记——矮小的、瘦削的、非军事人员——面前，却这么惶恐不安。
他们的惶恐不安使少校特别高兴：这表现出这些人具有对自己良心的责任感，对最高称号——当代的先进者——的考试的责任感。少校想，这很好，他们觉得一个人够得上做一个英雄，做一个优秀的士兵，或做一个熟练的指挥员，但这还远不是说
：你够得上做一个先进者，做一个人民的领袖。最后，他觉得很快乐，人们明白，属于党——这就是说，你就是自己同志中间最优秀的人，被批准入党意味着你的品质得到了公认。
当少校望着果戈别里节热烈的眼睛，听着这个人低声的、胆怯的回答的时候，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里闪过。这个人在平常的时候，显然不是胆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