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尉！”其中一个人喊他。
丘霍夫勒住了马。在他面前微笑着站立着一个熟识的侦察兵，米谢尔斯基上尉：高个子，身材匀称，讨人喜欢，而且象往常一样，异乎寻常地客气。
“很高兴看见您，”米谢尔斯基说，“您就驻扎在这儿附近吗？”
“是的，在临近的村子里，”丘霍夫用手指定地主的领地，接着问道：“师要停留很久吗？”
“谁也不知道，”米谢尔斯基说，“我们现在到医疗营去。我们的队长在那儿疗伤。”米谢尔斯基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叫道：“上尉同志！这是您救了他啊！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他会很高兴，前几天他问起过您。”
丘霍夫严厉地说：“我没有救过他。或许是他救了我。他从后方打击了德国人。”
“这妙极了！”米谢尔斯基说，“噢，请原谅！我忘记了介绍……奥加涅相，我们的翻译……司务长伏罗宁……这是丘霍夫上尉。”
丘霍夫掉转马，跟侦察兵们并排走着。他们转入一条横路，远远望得见村庄屋顶上的红瓦和不可缺少的教堂的尖塔。接着出现了医疗营一座座的白帐篷，炉灶的炊烟在它们的上空缭绕。
丘霍夫看见了帐篷，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任何一个受过伤的士兵都会有的感觉。医疗营在人们心灵里永远留着最鲜明的记忆。一个伤员给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送到这儿，立刻就被安放在洁白的被单上，给换上了清洁的内衣，给他一百格兰姆伏特加，柔软的手给他包扎，用柔软的纱布揩去凝结的血，用水润湿他的灼热的额角。跟刚才在战斗中所经受的情况的对照是这么显著，满心轻松的感觉是这么强烈，以致你后来一看见医疗营星雪白的帐篷，就会产生深深的感激之情。
丘霍夫跳下马，牵着缰绳。到处闪现着穿白罩衫的女人的身形。女护理员们打侦察兵们身边跑过，都对他们和蔼地微笑，一边走，一边说：“近卫军少校一清早就在等候你们哩！”
“早上给他换过绷带吗？”
米谢尔斯基在一座帐篷旁边站住了。
“近卫军少校就在这儿，”他对丘霍夫说。
丘霍夫把马栓在近旁的围栅上，跟着侦察兵们走进了帐篷。迎接他们的是一个面颊红润的女护理员，她给了他们罩衫，引导他们到了帆布屏风后面。
鲁缅采夫坐在病床上，消瘦而严厉。
他认出了丘霍夫，就说道：“您说。想不到在这儿会看见您！”
大家都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米谢尔斯基走到屏风外面去找女护理员，他照例小声地探问鲁缅采夫的病况。当家里有什么人患病而请来了医生的时候，米谢尔斯基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米谢尔斯基不知不觉地学着母亲的模样，同样低声地、细心地探问鲁缅采夫的伤势，问得无微不至。
奥加涅相给了鲁缅采夫最近几期的真理报和红星报。伏罗宁小心地向四周望了望，甚至朝小窗看看近旁有没有医生，随即把一瓶酒塞在鲁缅采夫的枕头下。
“喂，用不着，”鲁缅采夫说，“你干么把它藏起来？我们现在就把它喝了吧。”
鲁缅采夫单独在一个帐篷里，没有别的伤员。鲁缅采夫被留下来在医疗营里治疗，本来这是不可以的。师长知道他的伤势轻微，就不愿意让他和他的侦察兵分开，因为他可能从医院里被调到别的师去，对于这一点，师长可不高兴。
当米谢尔斯基同女护理员一起回来的时候，伏罗宁凑着她的耳朵小声地说了些什么。她摇摇头，可是马上就走了，不多一会工夫，她拿来了几只玻璃杯，同样地朝四面望了望，免得给医生看见。
他们喝过后，都默默地坐着，让自己休息一会，在前沿阵地上暂时离开战斗的人们常常这样做。
火炉里的木柴劈啪作响。女护理员在打开的火炉小门跟前，不时地把干燥的松柴扔进去。一切是那么寂静、温暖、舒适。
突然帆布动起来了，一个小姑娘穿着没有肩章的军大衣，跑进帐篷里来了，她脸色苍白，大眼睛，有一头剪得象男孩一般的黑而光泽的头发。
“德国人集中在马杜湖和斯塔加得地区，”她急急地说出来，接着她咧开嘴笑了笑，跟大家握手，她看见一个不相识的人，丘霍夫，就简短地自我介绍说：“薇卡，”
丘霍夫知道了，这就是师长的女儿。他初次看见她。
刚才薇卡在父亲那儿，她给鲁缅采夫带来了一个消息，她努力尽可能地记住了这个消息。她交给鲁缅采夫一张最高统帅嘉奖攻克施奈德穆尔的军队的命令。
“爸爸很高兴，”她说，“斯大林亲自写道，施奈德穆尔是德国在波美拉尼亚东部的一个强固的防御据点……可是集团军司令员却说：微不足道的小城！……”
鲁缅采夫轻声地笑了，薇卡放低声音说：“您知道，有谁问候您吗？”她得意洋洋地把在座的人打量了一番，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西斯克雷洛夫中将！他亲自问候您和我……”
薇卡沉默了，和女护理员并排坐在火炉旁边。鲁缅采夫解释说：
“我和军事委员同车上坦克部队那儿去过。他这次去，我给他当向导……”他转脸对丘霍夫说：“您一定记得这件事吧……我们还追上了您那辆马车呢。”鲁缅采夫皱了皱眉头，轻声地问：“那辆马车跟您在一起呢，还是……”
丘霍夫低下了眼睛，支唔地答：“我现在骑马……”
“您做得对，”鲁缅采夫说，“马车不会带来好处，”他苦笑了一下。
侦察兵们不由得看出鲁缅采夫今天很有心事，甚至是忧郁的。他们认为这是由于齐比列夫的阵亡。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别的原因。昨天在查病房的时候，鲁缅采夫跟外科主任施梅金上尉谈了一会。施梅金偶然提起另一个医疗营里的外科医生柯尔切娃，他称赞她是一个极有才能和前程远大的青年医生。他谈的是关于柯尔切娃所施的复杂的腹部手术。虽然鲁缅采夫没有问什么问题只是把谈话继续下去，施梅金顺便谈起了柯尔切娃和军部的一个首长在谈恋爱。
“跟哪一个？”鲁缅采夫问，脸涨得很红。
“克拉西科夫。”
不知怎的，正是对方是克类西科夫这个事实刺痛了鲁缅采夫的心。鲁缅采夫见过那位上校几次。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很急躁的和自负的军官，虽然他无疑地既刚毅又勇敢，鲁缅采夫立刻感觉到他从前也不喜欢克拉西科夫，虽然他不是象现在那样地讨厌这个上校。
鲁缅采夫竭力想把这个念头抛开，他转脸对米谢尔斯基说：“沙夏，不论什么念一些吧，我的心情很乱，最好听几首诗。”
米谢尔斯基发窘了。
“您说什么？近卫军少校同志？”他说，“我们该走啦……”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可是鲁缅采夫叫住了他。
丘霍夫大为惊讶。“他会写诗！”他不无尊敬地望着米谢尔斯基。一直闷坐在角落里的奥加涅相第一次开口，他附和鲁缅采夫的请求。薇卡也不再漠不作声了，她说：“请读吧，我们都请求您。”
“我给你们朗诵‘焦尔金’吧，”米谢尔斯基说，“在红军杂志上登过几章。”
大家都很高兴。焦尔金，这个智勇双全的士兵，是战士们热爱的人物。他的名字差不多会使每个士兵的脸上浮现起愉快、活泼、甚至是骄傲的微笑，仿佛瓦西里·焦尔金就是诗人根据他这个士兵创造出来的。
米谢尔斯基开始朗诵，所有的人都立刻给这几行朴素而充满热情的诗句、不能模仿的谈话似的音调魅惑了。
伏罗宁大大地吁了一口气，要求再朗诵几首。米谢尔斯基朗诵了士兵中间几首流行的诗，如：等待着我吧。末了鲁缅采夫说：
“您读些自己的作品吧，沙夏，就是那一首关于侦察兵的。”
米谢尔斯基的脸色马上变得严肃了。他沉吟了一会，开始轻轻地朗诵起来，全没有刚才那样的兴奋和响亮。
在庄重严厉的沉默中，
他们循着祖国受难的土地的
小径和大路走去。
母亲们怀着忧虑和悲伤，
给他们充满母爱的信，
可是这些信都没有寄到。
侦察兵们一去不复返，
在他们上面密布着树的枝叶，
在他们上面春天的流水呜咽地悲泣。
在他们，那些再不会说话的、亲爱的人们的上空，
在雾气弥漫的天空里，在拂晓的烟里，
一颗红星明亮而不灭……
诗很对大家的劲。
“好象书里的一样。”伏罗宁说。
鲁缅采夫亲切地望着因受称赞而羞怯地米谢尔斯基，他提他担忧。“决不再派这个小伙到任何地方去，”鲁缅采夫决定了，“现在就不派他到任何地方去……如果我阵亡，不足惜。可是他，是一个诗人。战后他或许会成名，会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你们都是忙人，”鲁缅采夫说，“你们都没有工夫思索……可是我躺在病床上没事做，总是整天地胡思乱想。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成为了什么力量。你们知道，我很羡慕米谢尔斯基：他会做诗！只把很好的词儿念给人家听，而没有押韵——人家还是不喜欢，或者还要嘲笑。我想拥抱每个人，可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我想拥抱这个女护理员，可是我害怕，她会想我的头脑里有没有别的用意……”
这个女护理员听见这句话，不由得满脸绯红，象一颗子弹似的从帐篷里跑出去了。
薇卡听到这句话，勉强地笑了笑，在她看来，这是不恰好的取笑。她非常注意地倾听着鲁缅采夫的话。
一向不习惯于心灵流露的鲁缅采夫发窘了，他把话题扯到事务上去了。他问奥加涅相，那本德文的浮士德巴达龙使用指南有没有保存着。事情是这样：德国人在退却的时候，扔下了大量这种特殊的防坦克炮弹，但是我们的士兵并不是个个都会使用这种炮弹。
鲁缅采夫说：“必须把这本使用指南译成俄文，在我们师部印刷所里印出来，发给士兵们……让他们学习它，这将来是有用的……”
奥加涅相和米谢尔斯基答应把鲁缅采夫的建议报告给师长。
丘霍夫不知为什么不想离去。一种特别宁静的、亲切的和互助友爱的气氛包围着鲁缅采夫。
可是，已经是离去的时候了。
“你们的营驻扎在哪儿？”鲁缅采夫问。
“不远，”丘霍夫说，“驻扎在一个女地主那儿。一个有钱的女妖！她那儿到处挂着画。”
这个一直没有开过口的译员突然变得怎样了！他跳起来，抓住丘霍夫的手，喊道：“许多画？什么画？！”
对这句没头没脑的问话，丘霍夫答不上来。
“什么画？”丘霍夫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画。各种各样的。”
“画在哪儿？我今天就到您那儿去。”
他们看见艺术家这样着急，都笑起来了。
丘霍夫：“来吧。我们驻扎在那个村子里。从这儿就可以望见。有一座教堂矗立着。”
丘霍夫走到台阶上，解开马缰，登上马，往自己的连队疾驰而去。
第六章
当丘霍夫到达庄园的时候，他听见了士兵们哈哈的笑声和女人们欢乐的声音。
他皱着眉头，在马身上抽了一鞭，从一个给吓了一跳的士兵面前疾驰而过，蓦地在院子中间停住了马。
果戈别里节，连队值日兵，好象给烫着了似的，从那个漂亮的荷兰女人身边跳开，用变了的嗓音嚷道：“起立！立正！”
笑声马上停止了。大家都站起来。微微受惊的客人们也跟着士兵们跳了起来。
丘霍夫并不下马，对司务长说：“高兴什么？”
戈杜诺夫急忙答道：“他们，上尉同志，都不是德国人……他们是法国人和荷兰人……他们是这儿的雇农。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就是劳动人民，上尉同志。他们都吃过法西斯分子的苦头……”
丘霍夫说：“稍息！”
他跳下马，走进屋子里去了。
在这儿的一个房间里，女地主和斯里温科面对面坐着。在斯里温科的安乐椅旁边站着一个丘霍夫不认识的青年，他穿着一件旧羊毛衫，戴着一顶蓝帽子。要不是那个老婆子吓得面如土色，别人还当是熟人在聊天呢。
斯里温科看见上尉，就站了起来。
“对女地主谈谈政治，”他微微笑着说，“很有趣！我问她，她怎么可以使用奴隶劳动，这是不文明的。可是她说，‘哎呦，这是什么奴隶劳动啊，人们工作，因为他们要生活，要赚钱。’于是我问——由这个同志担任翻译——他是捷克人，他懂的我们的和他们的语言。‘既然人们在这儿都是被迫劳动，并且都是从别的国家被驱赶来的，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这个不要脸的老婆子说什么？她说：‘他们会在那儿饿死，那儿的工厂都停工啦，受了严重的破坏，很少人耕种田地……’于是我问：‘工厂为什么停顿？为什么会受到破坏？这一切全是你们干的，坏蛋！’”
斯里温科把手一挥，沉默了。
这当儿，房门砰地一声给打开了。一群外国工人拥进房间来了。走在前面的就是那个漂亮的荷兰姑娘，她的蓝眼睛闪出光彩。她向丘霍夫伸过手去，说了几句话，满脸绯红，显然她很激动。
捷克人翻译了她的话。马加丽塔代表全体外国工人，并代表他们的家属向上尉和勇敢的俄国军队致谢。
丘霍夫握了握她那纤细的手，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他觉得他在这儿，在这个微暗的、摆满了书橱的、宽大的房间里，好象站在全世界前面一样。他的说话应当有分量，自然，不是用诗来说，可是应当说得象诗。但是他不过是一个上尉，而且还没获得上级的重视——这个年轻的荷兰姑娘和站在她后面的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各种人怎会知道这点呢？在他们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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