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靠近勒柯吉时，他说，“首先真不知怎么感谢您，您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如果没有您和您的伙伴，我们都将会无一幸免的葬身海底。”
这位乘客的表情、声音和动作，表现出真诚和坦率，勒柯吉真挚地握着向他伸过来的手，然后同样用英语回答。
“我和我的朋友卡洛里非常高兴，”他回答，“我们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使大家能躲过这场灾难。”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移民，叫阿里·洛德士。”
他用手指了指为了靠近勒柯吉而脱离他们的那三个人说：“我的妻子、儿子和女儿。”
“我的同伴，”勒柯吉回答：“领航员卡洛里和他的儿子。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当地的土人。”
“那么，您呢？”阿里·洛德士盘问。
“我是印第安人的朋友。他们管我叫勒柯吉，我再没有别的名字。”
阿里·洛德士惊讶地望着他，他却镇定自若，冷漠地任他打量，这样他就不好追问再三了，便说：
“您能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办？”
“我和阿尔特勒布尔先生刚才已经详细谈过了这事物，”勒柯吉回答，“一切得看约纳丹号的情况而定。说句实话，我对此并不抱太多的幻想，不过在此之前，必须先检查一下船，然后再作决定。”
“我们搁浅的地方，是在麦哲伦的哪个方位？”阿里·洛德士又问。
“在霍斯特岛东南部海岸上。”
“离麦哲伦海峡近吗？”
“不，恰恰相反，很远。”
“见鬼！……，”阿里·洛德士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一切得看约纳丹号的情况而定，先要弄清楚，然后再拿主意。”
勒柯吉下到暗礁上，水手长阿尔特勒布尔、阿里·洛德士、阿尔吉和卡洛里紧随其后，他们一起围着船转了一圈。
结论马上可以肯定，约纳丹号应该被看作是被摧毁了的一条废船，船体有二十来处的裂痕，几乎整个右舷侧面被撞破了，即使是一条铁制船，也是无可救药的。因此不可能再存在侥幸，指望把它修复一新，重又放到水中，接着使用，这样，它只会又有沉入海底的危险！
“我的看法，最好把它的货物卸下来，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以确保无虞。同时，我们修复自己的小艇。因为它在随之搁浅时，也受了很大的损伤。”勒柯吉说。
“另外，船一修好，卡洛里将送一位移民代表，去奔塔…阿尔那斯。他可以把这次灾难，告诉总督，无疑，他会为接送你们做出必要的安排。”
“想得好，也讲得好。”阿里·洛德士表示很赞同这个意见。
“我认为，”勒柯吉又说，“最好将这个计划告诉你们的同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他们集合在沙滩上，当然如果你觉得不麻烦的话。”
人们不得不等着，很长一段时间才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人们才返回来，这些人出去时，都是各行其道，有的走出很远，有的只在附近，不过在早上九点钟之前，这些移民们会因为饥肠辘辘而回到这搁浅的船上来的。阿里·洛德士登上一块岩石，暂作讲台，向他的同伴们传达了勒柯吉的建议。
但是他没能一举成功而获得人们的响应。其中有几位听众对这项建议，牢骚满腹，甚至有的人还在唱反调。
“卸一条三千吨的船，就在现在！……这只会把事情搞糟，”一个人在喃喃低咕。
“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另一个人也在小声抱怨。
“好像我们还没辛苦够，还没有干够似的！”第三个人也在叽叽咕咕。
最后人群中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声音，“我请求发言。”这是一口蹩脚的英语口音。
“站上来。”阿里·洛德士甚至还没弄清楚他姓甚名谁，便大声喝彩，立刻下了讲台。
讲台上面马上换了一位壮年男子，他的脸面、轮廓英俊清晰，还有一双想入非非的蓝眼睛，光芒闪烁，脸上配着一副棕色、浓密的胡须，其本人对此略显有几分骄傲。他用手激情地、慢慢地抚摸着他那长长的、柔软的胡须，显得他动作轻盈、缓慢。
“伙伴们！”他像口若悬河的西塞罗走上讲坛一样，大步流星地走上了岩石讲台，如果让有些人对此情景感到惊讶，也是有可能的。
“他们给我们提的是什么建议呀？！”这位男士说，“要我们在这荒芜的海滩上无休无止的干下去，用那些工具，愚而笨拙地出卖自己的劳力，我们为什么要等着小艇返回，在这里坐以待毙呢？它也许可以把我们分批的送到奔塔…阿尔拉斯？”
“说得对，就是这么回事！”许多附和的声音在人群中传开。
但勒柯吉在人群中反驳道：“维尔…捷可以随时听候调遣，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要把所有的人送到奔塔…阿尔那斯，恐怕得十年的时间哩！”
“姑且如此！”那人退让了一步承认道，“那么我们就等它从奔塔…阿尔那斯返回好了。这也没必要让我们出大力、流大汗、肩挑背扛地把船上的物资非卸下来不可呀！把船上属于我们的私有财产，拿下来就是矣！这是再好不过的行为，但是其他的东西！……剩下的属于那家公司的，难道我们欠他们什么东西不成？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对我们今天的灾难负完全的责任。如果他们不那么精打细算，派一艘质量优良的船，如果船长的技术也很高明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而且即使不是这样，难道我们因此就应该忘记，我们属于劳动大众的阶级，难道就应该把我们变成毫无头脑，只会埋头干活的牲口吗？”
这论点博得了喝彩，一个声音叫“好”，一阵阵开怀的大笑。
演讲者因此受到感染、鼓励，情绪更加激昂。他接着说：
“被剥削的人和其他劳动者，显然都是受剥削的阶级，”讲到这里，演讲者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脯，“他们以拼死拼活的劳动为代价，却不能换来浸透着血汗的面包，我们现在挺起脊梁去抬这些废钢废铁，真是愚蠢透顶！它是和我们一样身份的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却成了剥削阶级的财产，由于他们绝顶的自私自利，我们才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大部分移民都目瞪口呆听着这蹩脚的、夹着很重的、外国口音的英语，发出的长篇大论，其中有些人似乎被激动了，有一小部分人聚拢在这临时讲台边，为了想喝彩、捧场。
还是勒柯吉将话引入了上题。
“我不知道约纳丹号的所有权属于准，”他镇定自若地说，“不过根据我对这个地区的经验，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些东西，以后对你们会有用的，我们大家部是前途未卜，因此我觉得不要抛弃这些东西，倒是明智之举。”
先前那个演讲者，已没有丝毫的反驳的意思了，阿里·洛德士又一次爬上了这个讲台，把勒柯吉的提议，大声地告诉了大家，这时才获得一致的通过。
阿里·洛德士又补充了一个问题，他对自己也没有把握，“勒柯吉问我们当中有没有木匠愿意帮帮他修理小艇？”
“有！”一个长得非常强壮的男人，把手往上一举答道。
“有！”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两个移民也一起回答。
“头前回答的人，名叫史密施。”阿尔特勒布尔对勒柯吉说，“是公司雇的工人，为人正派，另外两个，我还不认识，只知道其中的一个，叫霍巴德。”
“那么，演讲的人您认识吗？”
“是位移民，我想是法国人，别人说他叫博瓦勒，但我不敢肯定。”
水手工没有搞错，演讲的人正是叫这个名字，也是法国人。
他的传奇、轶事下面的叙述，可见一般。
费尔南丁·博瓦勒，作为律师开始他的生涯，他本来可以在这个行当之中，出人头地，因为他聪明伶俐，才华横溢，如果他在从业伊始有幸不被政治弄得神魂颠倒；如果他不是急不可耐地想实现自己的勃勃野心的话；如果他没有拜在激进党的门下、迫不亟待地提出，抛弃保皇而实行共和的政策；如果他能耐心地等待，毫无疑问，他将会和其他人一样，终久会被推选为议员。其结果是：他的不懈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这时他已是体衰力竭，一贫如洗，迫不得已而去非法挣钱。因而又被受到牵连而被人错疑。自此他便家道衰落，而且每况愈下，生活开始捉襟见肘，继而水深火热，最后迫不得已，只好到自由的美洲大陆，另谋生路，指望能由此发迹。
然而，在美洲，他仍然是运气不佳，坎坷不顺，他走遍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干了各式各样的工作，最后还是如涸澈之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漂泊生活。
他总算弄到了最低限度的资金，便报名侧身于移民行列。他是看到移民公司所作的大量的宣传、广告：给第一批开发拉格斯湾的移民，那些诱人的许诺，才决定的。约纳丹号出事后，将他和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人，抛到阿尔蒂半岛的海滨上，使他再一次的感到希望的破灭！
不过，费尔南丁·博瓦勒并没有因接二连三的失败而动摇过，他对自己和对未来的信心，他把这些归咎于莫明其妙的恶意中伤。忘恩负义、疑神疑鬼，他仍然保持本色，坚持己见。认为自己这块无暇的白玉，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价值连城的，其思想、信仰，也将会一枝独秀而屹立于世。
这就是他为何自以为是，觉得天将降大任于他，就应该刻不容缓地抓住时机，要独树一帜，不能萎靡不振、举之不前。
自踏上约纳丹号第一步起，他就千方百计地在其周围散播言论，以扩大影响，偶尔有几次，由于其言词过激、肆无忌惮，以至于勒卡尔船长不得不进行一下干预。
尽管这样，让他进行煽动和蛊惑活动而感到碍手碍脚。但博瓦勒在旅行的初期活动，却收获颇丰，可借此次旅行是以悲剧告终的。其中有几位尽管其数量少得不足挂齿，但对其宣传鼓动，却产生了不可估计的能量。其实，这些论调，不过是司空见惯、信手拈来、约定俗成、夸夸其谈的东西，现在在周围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些人，各自为政，互不团结！
如果博瓦勒真的时来运转的话，如果他在约纳丹号船上，没有可敬可畏的竞争对手的话，他的信徒，远不止这些。
他的对手也是来自北美，大名叫刘易斯·多里克，此人脸刮得光光亮亮的，一副冷漠傲然的神态，说话干脆利索、斩钉截铁。多里克所信奉、推崇的理论，与博瓦勒的论调，基本上是异曲同工，相差无几，只是走得更远些，博瓦勒竭力推行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认为国家是生产方式的唯一主人，将能给每个人分配一份工作。而多里克大肆吹捧的则是更为纯洁的共产主义，其理论认为：世上所有的人，同时是万物的主人。
对其理论的异同之处，可一目了然，从这两位领袖式的社会学家身上，还可以发现更明显的差距：博瓦勒属于浮想联翩的拉丁派，陶醉于滔滔理论、想入非非之中，其秉性旨在推行中庸之道；多里克则是个我行我素的信徒，十足的空论派，他那颗寡淡无情的心，不知道什么叫怜悯和同情。
博瓦勒善于将听众弄得如痴如醉、神魂颠倒、情绪激奋，本身并无害人之心；那么，多里克本人，就有一种潜在的、可伯的危险。
多里克也宣传平等，但所采用的方式，是激起人们的愤懑情绪，他所关注的对象，不是下层，而是上层，当他想到大多数人受到悲惨命运的折磨时，他却心境十分平静，无动于衷，而一旦想到与他相比，有些人的地位高高在上时，他就暴跳如雷，怒火中烧。要想减轻这种痛苦，还真不容易。作为反对派，虽然他尽管是最腼腆的一个，但是仍然很快就成了社会的死对头，如果他能自由选择的话，他只会使用暴力和凶杀，摈弃辩论和争吵。
多里克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应归罪于其充满仇恨的灵魂。
作为文学和历史教授，一站到讲台上，便情不自禁地大讲旁门左道，与本专业完全无关的另一种知识，冥顽不灵，在课堂上，不是用纯学术探讨的方式授课，而是用一种咄咄逼人、不容置辩的形式，想让人们全盘接受，他在课堂上显示出绝对地自由放任，肆行无忌，对此人们是没有义务去言听计从的。
这种行为，自然很快就有了结果的。于是校长出面婉言劝阻，请他另谋高就，前因后果是相辅相成的，他在新岗位上没几天，就和第一次一个样地被人扫地出门了。第三次与第二次是大同小异，如此这般，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最后一所学校也向他毫不留情地关上了大门，他于是流落街头，上了约纳丹号，教授沦落为移民！
在穿越大洋期间，博瓦勒和多里克，每人都在招兵买马，扩充力量，前者是通过热情来鼓动其思想意识，同时增强说服力；而后者是通过自以为真理在手，用那种固有的专制，来征服观众。他们以领袖自居，但其信徒却寥寥无几，而他们之间却水火不相容，但他们表面上还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可是他们骨子里却是满怀仇恨，怒目相视。
刚刚一下到霍斯特岛的海岸上，博瓦勒就不失时机的显示出自己比对手要略胜一筹，抓住这个良机，他便登上讲台，用那种众人皆知的方式，口若悬河的夸夸其谈起来。他讲得口干舌燥，但收效甚微，这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出人头地、引人注目。人们司空见惯，对这些夸夸其谈习以为常了。
有人想顺其自然的成为领袖，就应长期不懈的自己把自己当成领袖，以便让众人对自己为首是瞻。
博瓦勒和阿尔特勒布尔交谈了一会，这时阿里·洛德士仍在继续对他的同胞讲话。
“既然大家赞成这个提议，”他高高地站在岩石上说，“那么就应该在我们当中，指派一个人来指挥工作！这可不是一点点东西啊！是要把船上的三个五百吨货物全卸下来，而且这样的工作，得有方法，最好请求水手长阿尔特勒布尔先生助一臂之力，他给我们安排，分配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