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四十八架量产型（包括用于试飞的十八架小规模量产型），并且在二零三四年九月底之前，向空军交付二十四套模拟飞行培训设备。海军的J32也必须在二零三四年底完成量产准备工作，最迟在二零三五年第一季度末交付三个中队的六十架J32（包括用于试飞的十二架小规模量产型），并且在二零三四年底交付十二套模拟培训设备。
七月底，牧浩洋代表军方，跟成飞签署了合同。
为了激励成飞尽快完成合同，还在附加条款中规定了奖赏方式，即成飞每提前一天完成合同，就将得到一百五十万元的额外奖励。如果成飞能让四份子合同都提前一个月完成，能得到一亿六千万的额外奖励。
必须承认，牧浩洋有点小气。
不过，与奖赏条款同时存在的，还有惩罚条款，即成飞每延迟一天完成合同，将向军方赔偿三百万元违约金。
显然，惩罚条款更有鞭策性。
J30是空军的主要装备项目，却不是全部。
对于已经完成了角色转变，由防御型变为进攻型的中国空军来说，J30只是最基本的制空力量。
在进攻型空军中，轰炸机才是绝对主力。
第五十二章 空中力量
第五十二章 空中力量
与J30项目不同，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项目一直笼罩着神秘面纱。
早在二零三零年初，“简氏防务周刊”就刊登了一片匿名文章，宣称中国的第一种战略轰炸机已经首飞，将在二零三五年之前装备空军。随后，蓝德顾问公司向白宫与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内容相似的评估报告，即中国有能力在二零三五年之前制造出具备洲际飞行能力的战略轰炸机。
这种轰炸机，被西方媒体称为H30。
显然，西方媒体的报道，有点夸大其词。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轰炸机的编号也只到了H20，而且在中南半岛战争中首次露面。如此一来，即便存在新的轰炸机项目，编号也到不了H30。
当时，中国空军确实在努力寻求一种具备洲际飞行能力的战略轰炸机。
最初的时候，中国空军沿用了H20的研发代号，即HX，主要就是为了瞒骗盯着中国的西方情报机构。
只是，该项目启动后不久就被搁置起来。
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几家飞机制造厂商都没有设计与生产洲际轰炸机的能力，连最基本的技术储备都没有。
说得严重一点，在大飞机项目上见长的西飞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设计洲际轰炸机。
归根结底，还是空军提出的战术要求太高。
在HX项目中，空军的基本要求是作战半径达到八千五百公里，并且能够携带射程超过四千公里的战略巡航导弹。
这个战术要求，就是针对美国。说得直接一点，只有轰炸机的打击半径接近一万三千公里，才能对美国本土的所有大中城市构成威胁。低于这个数值，轰炸机的存在价值就将大打折扣。
暂且不说导弹，仅是八千五百公里的作战半径就难住了所有工程师。
要知道，轰炸机不是运输机，在考虑作战半径、载弹量等前提下，还得考虑突防能力等各种战术性能。
事实上，即便是美国，也没有生产过作战半径达到八千五百公里的战略轰炸机。
这也很好理解，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空军基地，比如从关岛起飞的轰炸机，即便只使用短程导弹，也只需要七千公里的作战半径就能覆盖中国本土，而中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主要集中在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在靠近美国本土的地方没有军事基地，也就无法让轰炸机靠前部署。
正是过高的战术指标，使HX项目停在了纸面上。
在技术不过关的情况下，空军不得不降低要求，比如把作战半径缩短到六千公里，把正常载弹量降低到十二吨。说得直接一点，只要能够携带六枚射程为三千公里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对九千公里外的目标进行打击。
可以说，这是最低的战术标准了，因为从中国本土最北端到美国本土西北地区，最短距离就是九千公里。再短的话，就只能对付美国本土以外的目标，比如阿拉斯加州与夏威夷群岛。
问题是，在这个战术标准下，HX项目完全没有必要单独进行。
说得直接一些，H20完全有能力达到空军提出的战术指标。
H20的基础型号，能在载弹二十吨的情况下达到四千五百公里的作战半径，如果减少八吨载荷，再适当提高发动机的燃油经济性，或者通过改进内部结构，增大油箱容积就完全有能力达到六千公里的作战半径。
正是如此，空军把重点放在了H20的改进之上。
当时，西方媒体所说的H30，实际上就是H20的改进型号。至于HX项目，则被空军当成了长远规划。如果H20的改进项目能在二零三五年之前完成，HX项目则将在二零三六年左右重新启动。
显然，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到二零三二年，随着中日矛盾全面爆发，战争威胁迫近，H20改进项目立即上升到了仅次于J30项目的高度上，成为空军装备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空军耗资最大的项目之一。
问题是，对日作战，根本不需要对H20进行改进。
主掌装备工作后，牧浩洋立即对H20改进项目进行调整，把重点放在了H20的生产上。
只是，到二零三三年初，H20的改进工作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
当时，空军已经投资对六架H20进行了改进，而且全部用来进行工程试飞。一切顺利的话，在二零三四年底，第一架量产型H20B（空军给予的正式编号）就将试飞，大规模量产工作肯定能在二零三五年开始。
在这个时候终止H20改进项目，显然很不划算。
只是，从效费比上看，H20B不比H20A（在H20B诞生之后，为H20的正式军方装备编号）高多少。因为要延长作战半径，H20B的弹舱比H20A缩小了将近一半，所以在执行常规轰炸任务时，作战效率甚至不如H20A。
权衡利弊之后，牧浩洋决定继续推进H20B项目，只是减少量产规模。
同时，空军原先制订的，把现有的H20A改进成H20B的计划被束之高阁。
按照牧浩洋与西飞达成的协议，H20B将在二零三四年底量产，在二零三五年第一季度交付第一批十二架，全部编入空军的战略航空兵，顶替H20A执行战略巡逻任务，此后将以每月两架的速度，维持生产线运转。
最重要的，自然是H20A的生产工作。
从二零三三年九月底开始，H20A生产线将全速运转，产量达到每月十二架。在二零三四年第一季度末之前，西飞必须建成第二条H20A生产线，并且在二零三四年六月底之前投产。这样一来，到二零三四年底，西飞至少能生产二百四十架H20A，使空军的H20A机群扩充到三百架。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非常疯狂的军备计划。
要知道，美国空军现役的战略轰炸机也不过一百八十架，即便把FB22算上，也不到三百架。
如果从轰炸机的单位投弹能力，即正常作战半径与正常载弹量的乘积来看，中国空军将在二零三五年初超过美国空军。三百架H20A的这个数值是二千七百万，而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为二千四百万。
在对日作战中，这个比值更高。
比如，三百架H20A全部部署在中国本土东部与东北地区，离日本最远端的距离在三千公里以内，H20A的最大载弹量为二十加十八、即三十八吨，三百架轰炸机能在一次出动中投掷度一万一千四百吨炸弹，相当于二千八百五十架携带四吨弹药的战术战斗机，或者是上万枚战术弹道导弹。
牧浩洋提出这个要求后，西飞的总经理只说了一句话：他是在为世界大战做准备。
当然，在战争中，H20A不仅仅能执行轰炸任务。
如果有必要，H20A能够挂上反舰导弹，执行制海作战任务，还能携带侦察吊舱执行侦察与巡逻任务。此外，如果把炸弹与导弹换成水雷，H20A还能成为高效率的布雷机器，执行封锁任务。
可以说，作为空中平台，轰炸机的用途比战斗机广泛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H20A把中国空军带入了进攻时代，使中国空军的基本战术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作为军事强国，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只是在空军中，除了轰炸机与战斗机，还有很多的其他机种。
比如，空军是一支战略投送力量，需要足够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而在中国空军中起到顶梁柱作用的就是Y20战略运输机与Y21战术运输机。按照牧浩洋的规划，到二零三五年之前，Y20机群的规模将达到一百二十架，Y21机群则将达到二百四十架，确保能够一次性运送第十五空降军。
因为采用了模块化设计，Y20与Y21都能非常方便的改装成加油机。
当然，空军也保持了一支规模在八十架左右的加油机群，而且主要是以Y20为基础的YY20。
指挥环节上，主力是KJ1A型战略预警机。
这也是中国空军第一种、全球第二种集预警、空中指挥、联合打击、战略侦察与电子对抗于一体的战略预警机。能于之媲美的，只有美国空军的E12A，而其他任何一种预警机都不具备如此完善的作战指挥能力。
可以说，KJ1A取代了好几种支援飞机。
只是，中国空军并没完全依赖KJ1A。因为造价高昂，所以KJ1A的产量很有限。在中国空军中，还有数十架KJ2A战术预警机。除此之外，中国空军还装备了二十多架专门执行电子对抗任务的DZ27A型战略电子侦察机。
按照牧浩洋的规划，只有KJ1A将增加产量。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分给空军的军费预算只有五千亿，即便加上通过国防债获取的额外经费，也不会多到哪里去。在大批量生产H20A，增加Y20与Y21产量，让J30项目加速之后，已经没有多余的经费了。
当然，这不是主要问题。
在战争初期，预警机的主要作用是协助战斗机夺取制空权，而担任这一任务的不仅仅是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等到夺得了制空权之后，预警机将主要指挥轰炸机、攻击机打击地面目标，任务压力将大大减轻。
更重要的是，日本离中国很近。
在绝大部分时候，预警机都能在本土防空系统的掩护下活动，最多前出数百公里，也能得到岸基战斗机的全程掩护，不会直接面对日本空军，作战损失不会大到哪里去，也就没有必要在战前加大采购规模。
第五十三章 橄榄枝
第五十三章 橄榄枝
牧浩洋完成空军的装备调整工作时，已经是九月底了。
数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了已经拖延三个月的“日本核设施核查报告”，宣称没有在日本发现制造核武器的证据。因为中方调查人员提出异议，宣称核查工作只针对日本当局开放的基础设施，而没有严格按照最严厉的方式，对所有存在嫌疑的设施进行突击核查，所以这份调查报告没有多少说服力。
随后，中国再次提出，对包括没有公布的核设施进行突击核查。
当然，这也只是外交手段。
闹到这个地步，核查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本的核武器项目肯定受到拖延，不可能顺利完成。
这一点，得到了李明阳证实。
在核查的压力下，日本公布了核原料的储备情况，并且允许核查人员进行现场核对，因此日本暂时没有能力制造核弹头。
如此一来，核查成为了限制日本制造核武器的主要方法。
说得直接一点，只要核查还在进行，日本就不可能大张旗鼓的制造核弹头，甚至无法获得制造核弹头所需的核原料。
要知道，获取核原料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制造核弹头。
虽然在此之前，日本已经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进口了数万吨核废料，但是这些可以用来提炼军用级核原料的废料都有目在册，受到了严密监管。别说从中提炼出制造数百枚核弹头的原料，哪怕只提炼出一枚核弹头的原料，也能查出来。因为日本没有铀矿，也没有重水反应堆，所以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军用级核原料。
中国在这个时候大打核查牌，摆明了就是拖延日本制造核弹头的速度。
问题是，这绝非万无一失。
比如，印度早已重新启动核武器计划，而且作为有核国家，其行为没有受到限制，而印度有丰富的铀矿资源，还重建了一座重水反应堆。如果两国串通一气，日本就有可能从印度获得核原料。
可惜的是，中国没有理由对印度提出核查要求。
或者说，就算对印度进行核查，也不可能限制印度的核计划。
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件让牧浩洋都有点惊讶的事情。
十月十日，日本首相正式宣布，将在月底访问北京，向中国当局提出共同开发东海中性海域油气资源。
当天，黎平寇就在元首府召开了高层会议。
作为军方主要代表，牧浩洋跟随腾耀辉参加了这次会议。
事实上，在黎平寇出任国家元首之后，牧浩洋就在高层会议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只要他在北京，就会接到邀请。
针对日本当局的外交行动，连一向比较温和的黄瀚林都相信，这是缓兵之计。
要知道，中国的备战工作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九月初，在黎平寇的亲自指示下，海军启动了第三批“昆仑山”级航母的建造工作，并且分别命名为“喜马拉雅山”号、“大兴安岭”号、“喀喇昆仑山”号与“阿尔泰山”号（这个命名方式有一定的规律，第一批以新疆的山脉命名，第二批以关中的山脉命名，第三批以边境山脉命名）。
从政治与外交上看，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受到最大影响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国际舆论。
在此之前，日本当局就能通过众多迹象判断出，中国正在加强军备，而且是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战争准备工作。只是，这些备战工作都较为分散，不具有代表性，也就没有引起舆论媒体关注。
显然，一次开工建造四艘超级航母，绝对是标志**件。
要知道，在此之前，在二零三零年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中国国防部就表示，海军将面向未来，随后公布的很多消息，都暗示不会建造更多的“昆仑山”级航母，将把重点放在第三代国产航母上。在二零三二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