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规则与相机抉择
我们已经看到，原则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各国应该在实践上采取措施熨平商业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预测周期，并在合适的时机根据适当的理由采取正确的措施。后者得出结论说：不能相信政府能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政府自由干预的权限应受到严格限制。
例如，财政政策方面的保守主义者担心，国会增加支出并削减税收比相反的政策更容易执行。这就意味着，在衰退时期很容易增加预算赤字，而在繁荣时期却很难反其道而行之，即根据反周期财政政策的要求削减赤字。因此，保守主义者几次力图限制国会批准设立新基金或扩大赤字的能力。
与此同时，货币主义保守派则努力与中央银行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试图迫使中央银行将政策目标放在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上。这将有利于消除政策的不确定性，并提高中央银行作为反通货膨胀斗士的信誉。
在最一般的水平上，关于“固定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可以归结为：灵活决策的优势是否会被由自由决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滥用权力的潜在可能性所抵消并超越。一些认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且政府一般可以做出明智决策的人，乐于给政策制定者广泛的相机抉择的权力，使其能够积极地采取措施稳定经济。另一些人则认为政府是经济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政策制定者易于判断失误，他们主张应当约束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权限。
立法机构的预算约束？
随着20世纪80年代预算赤字的增加，许多人认为国会缺乏自我控制能力，不能抑制超额支出及膨胀的政府债务。保守主义者提议实行要求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然而经济学家却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将增加运用财政政策降低经济衰退的难度。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项提议的宪法修正案被国会通过。 。 。。 想看书来
稳定经济（5）
相反，国会立法通过了一系列限制支出和税收减少的预算原则。第一项尝试是国会在1985年通过的《格拉姆拉德曼法》（Ｇｒａｍｍ·鄄ＲｕｄｍａｎＡｃｔ），该法案要求每年削减一定数量的赤字，以期至1991年实现预算平衡。如果国会不能达到《格拉姆拉德曼法》规定的指标，则政府支出就会自动地全面削减。
结果还是远未达到国会的规定。《格拉姆拉德曼法》于1985年后期开始实施，但是雄心勃勃的削减赤字的目标却未能实现。1987年该法案得到修正，但对赤字的控制却被证明是不可行且无效的。1990年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支出限制以取代上述目标。这些限制被纳入1993年预算案，并对相机抉择项目的增加施加了严格的控制（其中包括国防以及教育、科学和一般政府支出等非专款的民用项目）。1993年和1997年预算案要求相机抉择项目的实际数额在1993～1998年期间削减近1／4。
1990年修正案中引入并被纳入1993年和1997年预算案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所谓的“量入为出预算原则”。该原则要求国会应为新设的支出项目寻找相应的收入来源。量入为出预算原则的规定对国会施加了一项预算约束，明确要求新设项目的成本必须通过高税收或其他方面的低支出等办法来弥补。
对国会的预算约束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财政方面的专家认为，预算原则产生了显着的财政约束，帮助降低了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赤字，最终产生了1998年以后的预算盈余。但是当赤字转为盈余时，降低赤字的迫切要求就不存在了，政策制定者就会用各种借口来逃避以前制定的预算约束，例如，借人口普查等可预测项目作为“紧急支出”之类。到了2002年，政府预算约束原则被终止。在未来几年，随着赤字重新出现，这些预算原则能否再次生效依然悬而未决。
货币规则为的是联邦？
在第17章讨论货币主义时，我们曾设计过固定政策规则的例子。通常支持固定规则的论点是，私人经济相对稳定，积极的政策干预可能会导致经济不稳定，而非促使经济稳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中央银行可能在政府的支配下，在大选之前刺激经济，以便制造出一种政治性的商业周期。而固定规则却可以约束央行的种种行为。此外，现代宏观经济学家曾指出过事先承诺的价值。如果中央银行能够承诺遵循非通货膨胀规则，则人们的预期将会与之相适应，从而减弱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直到最近，固定货币规则的倡导者（特别是货币主义者）仍主张，货币供给量应以一个固定的名义增长率，如按照每年4％的增长率增长。货币周转率不变，而产出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这将导致每年的通货膨胀率稳定在1％。但是货币周转率的数据资料表明（参阅上一章图17－3），周转率从未十分稳定过，并且在最近20年来变得更加不稳定。既然货币周转率明显不稳定，也就很难说固定的货币规则在这段时期中真的起到了稳定产出的作用。
设定通货膨胀目标 近几十年来，中央银行采纳了许多不同的方法来制定货币政策。从高度相机抉择的方法到高度机械化的方法，可谓应有尽有。前者在政府的指导下配套地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后者规定了货币供给或银行准备金的固定目标。。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稳定经济（6）
近10年来一个最重要的新动向是：许多国家都有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趋势。设定通货膨胀目标（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是指宣布通货膨胀率变动范围的官方目标，并明确表示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近年来，许多工业国家，包括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采取了或温和或强硬的通货膨胀目标政策。另外，条约授权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将稳定价格作为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2。许多经济学家和立法者提议美国也实行该项措施。
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具体内容包括：
·誗政府或中央银行宣布，货币政策将努力使通货膨胀率接近在某一数量目标上。
·誗该目标通常是一个范围，例如每年从1％～3％，而非绝对的价格稳定。一般地说，政府规定一个惯性的或基准的通货膨胀率，例如剔除多变的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并剔除造成价格上升的税收因素的消费者价格指数（ＣＰＩ）。
·誗通货膨胀是中期和长期内首要的或压倒一切的政策目标。但是各国通常会为短期稳定目标留有余地，特别是有关产出、失业率、金融稳定及汇率的短期目标。这些短期目标承认供给冲击会影响产出和失业率，因此为避免过度的失业损失和产出损失而暂时地偏离通货膨胀目标，也被认为是可取的。
支持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人指出，这一措施有许多优点。如果我们承认长期内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那么设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以实现价格体系的效率最大化就是切合实际的。第16章对通货膨胀的分析表明，一个较低且稳定（但需是正值）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提高效率，并使得不必要的收入与财富再分配达到最小化。此外，一些经济学家相信，有力且可信的降低和稳定通货膨胀的承诺，可以改善短期内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最后，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会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是个折中的办法，介于固定规则和纯粹的相机抉择政策之间。其主要的缺陷在于，如果中央银行过分严格地倚重通货膨胀规则，就会在严重的供给冲击时期允许过度失业的存在。批评家们没有忘记1979～1982年间，货币主义实施严格规则所造成的极不稳定的利率和严重的衰退。怀疑论者担心，经济太复杂了，难以靠固定的规则来管理。作为类比，他们提出：是否应该倡导在任何天气状况和紧急情况下，都规定汽车以固定的速度行驶，或给飞机安装一个自动驾驶仪。
美联储还没有承受过如此严格的目标和规则。幸运的是，在沃尔克（PaulVolcker，1979～1987年任美联储主席）和格林斯潘（1987年以来美联储主席，近年已换届卸任译者注）的领导下，尽管处于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和经济增长波动比较剧烈的时期，但是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却一直是不寻常地精当和及时。这段时期货币政策的成就表明，在目标明确的条件下，谨慎客观的相机抉择是明智之举。
有关固定规则和相机抉择的争论，是政治经济学中最古老的争论之一。没有一个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惟一的最佳方案。事实上，这一两难问题也反映出*社会的一大困境：如何在旨在吸引政治支持的短期政策与旨在提高一般福利的长期政策之间进行权衡。
新世纪经济前景（1）
高度不确定的经济增长
21世纪伊始，让我们回忆一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的一段话，也许不无裨益。
生产率不等于一切，但在长期内，它却几乎意味着一切。一个国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能力几乎完全取决于该国提高人均产出的能力3。
保持较高并不断增长的国内居民的生活水平，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由于当前的实际收入水*映了生产率增长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考查不同国家的人均ＧＤＰ来衡量其过去生产率增长的相对成功性。表18－5列出一个简表，该表用购买力平价汇率来比较各国的收入，购买力平价汇率衡量的是不同国家货币的购买力（或可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显然，美国在其过去的发展中已经取得了成功。但在近年，也许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生活水平提高的收益还未能得到普遍的分享。
在讨论增长率时，所涉及的数据常显得很小，一项成功的政策可能仅会使该国的增长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回忆Ｂ部分中对削减赤字政策组合影响的估计）。但经过较长的时期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表18－6说明的是，随着增长率差异的累积，小小的橡木是如何长成参天大树的。年均4％的增长率差异在一个世纪之后，会导致收入差距增加50倍。
公共政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呢？如我们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所强调的，人均产出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和技术进步。包括储蓄在内的这些问题在本章已经讨论过了。技术变革不仅包括新产品和新的工艺流程，而且包括管理的改善以及企业家精神。现在我们将以此结束关于本部分主题的讨论。
企业的精神
虽然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技术进步也许更加重要。拿1900年的农场工人来说，即使他们在骡子、鞍具、牛车道和单沟犁具等方面的投资增加一倍或两倍，其生产率仍然无法与今天使用着巨型拖拉机、高速公路和超级计算机的人们相比。
促进技术进步
尽管人们很容易看到技术进步如何促进生产率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各国政府并不能简单地强迫人们多思考或变得更聪明。实行中央计划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曾使用“大棒”来促进科学发展、技术进步，鼓励创新，但它们的努力最终还是难免失败。这是因为不管是制度“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很难解决鼓励技术创新和引进新技术中的根本性问题。而只有当政府设计出一个健全的经济法治框架，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并允许在此框架内拥有广泛的经济自由之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劳动力、资本、产品和思想的自由市场，被证明是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最肥沃的土壤。
在自由市场的框架内，政府可以通过鼓励新思想和确保技术的有效利用，来扶植快速的技术进步。政策可以同时对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施加影响。
刺激对更高技术的需求 市场上充满了未被利用的先进技术，否则我们如何解释表18－5所反映的生产率的巨大差异呢？因此，在考虑如何提供新技术之前，政府必须努力确保企业和产业位于技术可能性边界上，该边界上任何一点都代表实践中最好的技术。
这里，最主要的经验是“需要是发明之母”。换句话说，企业间和行业间的激烈竞争是确保创新的最基本的动力。正如运动员在试图超过其竞争对手时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一样，当竞争优胜者获得名誉和财富，而落后者则可能破产时，公司就会受到刺激去改进它们的产品和工艺流程。 。。 。。
新世纪经济前景（2）
激烈的竞争既涉及国内也包括国外的竞争对手。对技术已经领先的大国而言，要鼓励技术创新，国内的竞争机制是必要的。在过去20年解除管制的进程中，航空、能源、电信和金融等领域引入了竞争，明显地促进了技术创新。就小国或技术落后的国家而言，引入竞争对于采用先进技术、确保产品市场的竞争活力也是十分关键的。
促进新技术的供给 经济快速增长不仅要求确保对现有先进技术的需求，而且要求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后者可通过增加发明的供给来实现。政府可以采用三种方式鼓励新技术的供给。
首先，政府可以确保基础科学、工程学和技术得到适度的支持。在这方面，最近50年内美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它将公司对应用科学的支持与政府对高等学府基础研究的支持结合起来，后者主要由政府资金资助。其中最突出的是生物医学技术的改善，新的药物和医疗设备直接使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受益。政府对纯粹利润性研究的支持主要通过以下措施实现：强大的专利系统、预测能力、成本收益管制，还有财政激励等措施。例如，现今对研究开发活动的税收就实行优惠。
第二，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外国企业投资来促进本国技术的进步。随着各国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前沿技术，它们也会有助于促进美国技术的提高，这主要是通过外国企业在美国开办业务来加以实现的。最近10年来，许多日本汽车制造商进入了美国，其采用的新技术和管理经验既有利于提高日本股东的利润，也有利于提高美国劳工的生产率。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