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项目。约翰逊天真地说起另一位代用者——她用“玛丽”称呼这名护士——此人在早期的研究中曾经做过志愿者。作为一名性虐待受害者，玛丽一直都对马斯特斯感激在怀，他曾经用微创妇科修复手术治愈了她受伤的组织。“她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确切来说是为比尔。”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不单单玛丽一个。好几位代用者有过“被直系亲属性伤害的经历”。有3位代理人自己就嫁给了有性功能障碍的男性，其中一位的丈夫曾经自杀过，另一位则成了酒鬼。
代用者作为治疗团队的一部分与他们一起工作，对男性性反应的方方面面都作好了准备，包括心理方面的考虑。对于表现的恐惧、做爱期间情感分离式的“旁观”，以及性功能障碍毁灭性的影响都会事先经过讨论，与此同时，让“一个焦虑而紧张的男人在交流与躯体方面同时放松”的技巧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每一个代用者都会熟悉对应病人的病史及性问题的相关基本信息，但不包括他的姓名以及其他身份信息。他们会在饭店见第一面，目的是让双方能够更舒服地相处。在餐桌上，病人了解了代用者的相貌、穿衣品位、行为习惯以及交流方式。超过2/3的男病人患有性无能或其他性心理障碍，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伴侣。但由于代用者在协助他们康复的过程中技巧卓越，其成功率远比起初预期的好。
尽管谈及了男女双方的平等性，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没有给女性提供代用伴侣。他们争辩说，不但美国社会尚未准备好，女性自己也没准备好。在11年中，只有3位未婚女性前来门诊寻求治疗。她们来的时候都有“替代伴侣”，即关系至少维持了6个月以上的男性。“拒绝为性无法满足的女性提供代用伴侣，而为功能障碍的男性提供女性代用伴侣，这似乎意味着临床治疗中的双重标准；但事情绝非如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坚称。他们竞相为这种双重标准做解释。他们坚持说，男性患者将代用者服务视为同治疗其他形式的身体障碍相似的一剂处方，就像是街坊杂货店里售卖的瓶装万能药。但对于女人，这样的功利主义让人无法接受。“成长于美国社会，遇到性问题的女人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让她可以被‘允许’用来评价自己性功能情况的相对有意义的情侣关系。”在指定的两周期间内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显然“困难重重”，这就是表面上为什么诊所禁止男性代用者的原因。这是比尔·马斯特斯在当时尚未准备好要承担的风险和挑战。
尽管对于代用者行为约翰逊内心十分纠结，但她还是接受了他们治疗过程中这一内在的矛盾。“就我们事先对病人的询问结果来看，这不符合大多数女性的价值观。”关于使用男性代用者的事，她向记者解释道，“我们希望男性的性态度所有女性也可以分享。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交流自由的情况下，即使如今早已没有那么多死板的看法，即使许多女人下定决心要采取同等的无所拘束的态度，女性的性反应依旧是旧价值体系残余的产物。”不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关于代用者的声明中，有不止一个误导信息。“没有一个志愿者在做代用伴侣时是已婚状态。”但是芭芭拉·卡尔弗特以及其他一些代用者都是人妻。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说：“没有做过任何劝说女人做代用伴侣的尝试。”然而，医院产房的护士、穿白底条形花纹制服的护校学生、前期研究中的女性志愿者，甚至其他同僚的妻子们都表示，马斯特斯经常怂恿她们加入代用者的行列。“他确实没有让那些他知道丈夫是谁的女人去做代用者，但他的的确确知道这些女人是已婚的，因为她们的手上都带着戒指。”科罗德尼回忆说。
芭芭拉·卡尔弗特的丈夫聘请律师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被迫对代用者行为进行了重新评估。在一起250万美元的联邦法院起诉中，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前华盛顿大学员工乔治·E·卡尔弗特说，他和妻子曾经是马斯特斯不孕不育门诊的病人，然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却怂恿他的妻子、前面所说的芭芭拉·卡尔弗特与两位男病人发生性关系，从而彻底打破了这种医患关系。法院的文件称，她在1967年7月为一名来自纽约、以“约翰·多伊一世”（John Doe Ⅰ）为名就诊的病人做代用者期间获得了500美元报酬；在1968年1月为弗吉尼亚的病人“约翰·多伊二世”（John Doe Ⅱ）服务时获取了250美元。之后的一份法院文件将指控的人数提高到了7人。卡尔弗特声称研究者知道芭芭拉是已婚状态，是他们说服她隐瞒自己的丈夫来从事这些非法的代用者活动。
在他们圣路易斯的老朋友们看来，乔治·卡尔弗特震惊的反应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大多数人觉得他就和医学院以及学校的其他人一样，知道芭芭拉每天中午都在做些什么。迈克·弗赖曼医生和妻子在出席好几次聚会上都和卡尔弗特碰过面，他当然听说过她参与门诊活动的风声。弗赖曼说，芭芭拉的参与是为了赚些外快。“我认为他们（卡尔弗特夫妇）当时经济有些紧张。”他回忆说，“我不觉得她是因为被什么道理说服了或者因为觉得性生活非常重要。她这么做只是单纯地为了赚钱。”惹上官司之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因为畅销的性爱建议而名声大噪，收获了大笔版税和治疗费。乔治·卡尔弗特在诉讼中宣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从有芭芭拉参与的研究项目中获得过经济利益。
一些报纸出现了关于这起官司的报道，但诊所的新任律师小沃尔特·梅特卡夫建议比尔和吉尼保持沉默。“我们唯一的反应是觉得任何此类指控都很荒谬。”他们在仅有的一次正式声明中说，“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梅特卡夫说服法官对这个案例的所有记录进行密封，并巧妙地请求了庭外和解，封锁了面对媒体的全部口舌。卡尔弗特的案子可能会暴露诊所无数的秘密——未婚夫妇之间的性爱、病人和代用者之间的金钱交易，以及两位统治美国整个性学领域的专家那些疑点重重的活动。如果这些消息公之于众，国家医疗委员会可能会取缔马斯特斯的行医执照，他也可能被迫辞去学术或专业机构的职位。诊所的董事会直到启动这个项目的数年之后才了解了实情。“我想，他最终承认了使用代用者的事，并且表示这不是个好主意。”托里·福斯特律师回忆说。
比尔·马斯特斯的全部美好愿景，以及要用新疗法治愈性功能障碍的全部信心，都差点因其使用代用者的方法而付之东流。他险些让自己深陷法律的泥潭以及公众关系的噩梦之中。“这让整个项目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两年之后约翰逊承认道，“太让人伤心了，因为他们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一群人。”
得到教训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向公众保证再也不使用代用者了。
第二十三章 花花公子与赞助人
20世纪60年代末，位于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宅邸（The Playboy Mansion）是对美国人性行为最挑衅的想象，被传颂得就跟在家一样随便。它的所有者休·赫夫纳在性爱方面开拓了一条开放且商业化的道路，并在此创办了他那本获得巨大成功的著名杂志，首期便将玛丽莲·梦露的斜体裸照搬上了封面。宅邸里的深夜狂欢派对、带跨楼层滑梯的室内游泳池，以及对肉欲的不断满足构成了它全部的传奇。这幢拥有70间房间的红砖别墅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它是美国享乐主义的殿堂，是其杂志中描绘的爆炸性性爱革命的原点。40岁的赫夫纳有着傲慢而精致的外表，常常叼着烟斗、穿着半正式礼服出现在电视节目《黑夜里的花花公子》（Playboy After Dark）中，这一形象和比尔·马斯特斯及搭档弗吉尼亚·约翰逊古板而专业的风格大不相同。
1968年初，这所宅邸的氛围让来自圣路易斯的两位研究者有些震惊。楼上，几个年轻的花花公子兔女郎穿着带小尾巴的紧身衣，连续在那儿做客了好几个礼拜。楼下的客厅里，不断地有来自好莱坞以及体育界的名流前来参加没完没了的派对，想要见证赫夫纳“花花公子人生观”之下的放荡幻想是否属实。在前门处，一块黄铜板上刻着一句拉丁文告示：“如果你不来摇摆，那就别按门铃（si non oscillas，noli tintinnare）。”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来“风之城”的目的绝非为了摇摆。他们对于性爱质朴而科学的关注从没经过薄透镜的美化。他们所看到的裸体女人通常都是臀部肥硕、乳房下垂，而那些男人则整天担心阴茎无力以及不受控制的射精。作为一对并非处于婚姻关系中的男女研究人员，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愿意呆在这幢宅邸之内完全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娱乐。
“出于礼节的缘故，他们通常会选两间相邻的卧室，而不是共用一个房间。”赫夫纳回忆说，“这让我们忍俊不禁。”
来自中西部的两位研究者与媒体界好色之徒之间的这次不太自然的联盟始终基于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原则。在拜访期间，赫夫纳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交谈了数小时，他们发现彼此都受到了阿尔弗雷德·金赛的影响。在1953年创立《花花公子》之前，赫夫纳在西北大学上学，他所写的社会学论文就是比较金赛关于男性性生活的统计与当时美国48个州的诉讼案。“我逐条查阅所有的法律法规，然后证明说如果所有的法律都被有效执行的话，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早已锒铛入狱了。”赫夫纳窃笑地说道，“我对这事的偏见由来已久。”
作为一位散漫的人类性爱学者，赫夫纳看到了两位研究者科学工作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真的没有与性爱生理学相关的重要研究。但性爱是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却对其毫无所知，因为对它的研究是被禁止的。”赫夫纳数十年后回忆说。给那些无法表达激情的夫妇以直率的建议，这在赫夫纳个人看来很靠谱。“我是在非常传统的中西部卫理公会教派式家庭长大的，生活中充满了压抑，很少有拥抱或亲吻。很早我就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弊端。”他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性爱问题对我而言相当重要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花花公子》从单纯的裸体图片扩展到了讨论药品、女性权利、流产以及其他文化争议的话题。不仅如此，尽管杂志中的知识与措辞已相当前卫，但赫夫纳发现，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同意接受采访之前，《花花公子》里还从没提到过“阴蒂”这个词汇。“我的意思是，再自然不过的高潮以及女性拥有高潮的事实——如今人们已完全搞懂的这些问题——那个时候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这些信息完全不存在。”赫夫纳回忆说。
1968年5月，在由资深编辑纳特·莱尔曼主持的《花花公子》访谈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他们关于性这一古老问题颠覆性的研究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回答。
《花花公子》： 传统主义者抱怨说你们这样的研究破坏了性的神秘色彩。你觉得是这样吗？
约翰逊： 我们恰恰认为性爱现实的、本色的一面比起所谓的神秘更让人兴奋。传统主义者所谓的神秘通常都与迷信和神话相关。关于性爱的知识并不会损害其神秘性，反而会令其有所加强。
在赫夫纳的心中，他们能够超越金赛的因素在于弗吉尼亚·约翰逊作为平等搭档出现。不像杂志中展示的那些皮肤黝黑、金发碧眼的裸体适婚女人，眼前的约翰逊是一位见多识广的43岁女人，一头黑发妥帖地露出整个脸庞，化着淡妆，穿着同一件白大褂，就和她出现在《生活》、《时代》、《新闻周刊》等杂志上的形象一样。她激情高昂地呼吁着女性性爱平等，提出女人不是芭比娃娃的替身，而应成为卧室里鲜活而积极的参与者。“金赛的书上全部都是男人的名字，但是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边，男女都参与了调查和研究，其结果代表的不只是男人的观点。”约翰逊愿意和马斯特斯一起签约成为《花花公子》的顾问，这让杂志有了极高的新闻价值，赫夫纳非常高兴，也乐意作出回报。“1965年，我创立了花花公子基金会，由于杂志和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得非常不错，我们开始资助各类活动，其中也包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他解释说，“他们成为了我很好的朋友。”
尽管有着老练的沉着和优雅的举止，但在花花公子宅邸，吉尼还是难掩内心的惊愕。“那里有一间蓝色房间和一间红色房间——所有的房间都有不同的颜色。”她回忆说，“赫夫纳非常聪明而且优雅。我喜欢呆在那个宅子里，因为厨师一天24小时都上班。哪怕凌晨3点钟，你也可以享用新鲜烘焙的美味饼干，因为赫夫纳几乎整夜都不睡，他通常白天睡觉。他对我们非常友好。”虽然和马斯特斯在出城旅行时通常会睡在一起，但约翰逊还是特地要了两间相邻的房间。“我一直都很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以及家庭。”她回忆说，“我只是不想让人知道这些。”在他们逗留期间，莱尔曼对于赫夫纳的热情印象深刻。“曾经有个关于他的玩笑话，说他熬了5个通宵之后准备睡觉时说，‘别吵醒我，除非是弗兰克·辛纳屈或者林登·约翰逊的电话！’”莱尔曼回忆说，“那个时候他并不随和，很难让人靠近。他很少见人，却一直陪同他们两位，并且因他们将自己视为同类而感到非常自豪。”
20世纪60年代，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认识到了杂志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数百万年轻的男性读者当中。“《花花公子》可能是当今美国唯一的性爱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马斯特斯赞扬道，“我们很高兴能够帮助他们发布正确的信息。”在普及自己建议的同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长期资金不足的研究诊所也收到了《花花公子》这个同盟的大力资助。在接下来的10年里，花花公子基金会向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一共捐助了30万美元，供他们“发展一套针对治疗性功能障碍的相关专业人员的综合培训项目”。在医学大会上首次接触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