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打桥牌，并召集了一群朋友。重获激情的她拥抱着生活，就好像一个如释重负的人一样。“她显然十分享受这种脱离家庭奴役之后的自由。”比尔后来在自己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对于束缚这样一个有活力的女人——特别是他的母亲——的男人表示怨恨。等到伊斯塔布鲁克斯搬到圣路易斯公寓的时候，她靠比尔、莉比以及孩子更近一些，且已经变成了“和我年轻时所认识的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写道，“事实上，我有两个不同的母亲”。
在妇产科医院周围，伊斯塔布鲁克斯成为了比尔手下员工经常看到的人物，远比见他妻子多。母亲住得很近，儿子以及他的研究队伍有时候甚至能在那儿吃一顿家里做的夜宵。克莱默·路易斯——在门诊拍摄性活动的医学院插图画家——经常陪着比尔和吉尼前去吃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10点完成研究工作，我们会前往她的家，她会准备好我们3个人的晚饭。”路易斯说。有一天晚上，比尔和他的同事在医院转弯抹角地谈论着工作，伊斯塔布鲁克斯从中听明白了他们在做的事。比尔的母亲并没有感到不安，而是以她非常务实的方式提供了自己所知道的最好的解决方式。
“哦，那些可怜的女人！”想象着那些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志愿者，她说，“她们需要一些遮住自己面孔的东西。”
几天之后，她就为志愿者设计并制作了丝绸面罩，供他们性交的时候佩戴。男人和女人都被分发了这些面罩，都是由同比尔领结一样材质的东方丝绸制作的，经她精巧手艺制作的这些面罩雅致地替代了那些挖出两个洞的纸袋子和枕套。
对外表十分在意的比尔一直都谨慎地保持着自己工作严肃的氛围。即使是在圣路易斯最闷热的夏天，他也从不会松一松自己的领带，或者脱去自己笔挺的白大褂。他卓越的名声、严谨的风格，以及合作同事们的正直为他提供了一个保护壳。在家里，比尔作为一个全能的父亲支配着一切，领导着一个规规矩矩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家庭生活，而莉比就像是女王、女仆和敬慕的配偶。对于那些到他们位于拉杜区荷兰殖民地风格的房屋里做客的人来说，莉比和比尔各司其职，相处融洽。“莉比是一位‘少年联盟’式的女士，非常循规蹈矩的人。”比尔妇产科同事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的妻子桑德拉·谢尔曼回忆说。她对马斯特斯婚姻最后的印象停留在谢尔曼被邀前往参加他们在家举办的小型晚宴的场景之中。比尔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其他一些客人正在脱自己的皮草和大衣。
“进来，把衣服放在床上。”比尔非常友好地说道。他一边握着最后到达者的手，一边招呼着他们前往主卧。
桑德拉和阿尔弗雷德跟随着比尔进屋。在卧室里，桑德拉发觉有些蹊跷。“他们有一组各自独立的双人床，我心里想，‘天哪！这样他还打算谈论性爱这个话题？’”桑德拉回忆说，马斯特斯家分床的行为似乎很不和谐。
比尔的朋友迈克·弗赖曼记得有一次聚会，其中的客人包括哈佛的约翰·罗克医生，以发明计划生育药片而出名的生育专家。〔罗克后来前往梵蒂冈委员会任职，倡导在天主教徒中使用该种药物，教皇保罗六世在1968年的教皇通谕《论人生》（Humanae Vitae）中对该建议提出了反对。〕对于弗赖曼和其他华盛顿大学的人来说，加入马斯特斯医生的核心团队便意味着有机会见到罗克以及其他医学界的著名人物。每个人都是从在吉尼家喝鸡尾酒开始，继而前往比尔和莉比家吃晚饭。“他们表现得非常热忱，也很得体，很像长老会成员，”弗赖曼回忆起马斯特斯团队时说道，“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有着一段正常的婚姻，有儿有女，且都上了好学校。而约翰逊太太则是工作伙伴。”
几年之后，吉尼已经学会了医学界的术语，在实验室里的她全然一副教授的模样。在他们的项目中，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有志愿者中有55％是女性（不包括那些妓女）。就如马斯特斯后来写道的那样，“她为那些女性患者提供了必要的指导训练，让她们在成为性爱个体时获得一种自信，从而可以自由且放松地表达她们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比尔越来越多地依赖吉尼的洞察力，对于她的建议也非常赞赏。他们激烈的讨论让人记忆深刻。“有一次做完性爱研究之后路过我的办公室，”弗赖曼回忆说，“他们精疲力尽地讨论着高潮究竟是什么。”比尔似乎正在讲解并描述他对于女性性反应的临床理解。就如弗赖曼回忆的，吉尼不耐烦地坐在那里，不同意地转动着眼珠，直到再也无法忍受。
“好吧，我应该知道，”吉尼嚷嚷道，“我是一个女人，而你不是！”
比尔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爱的声音的确是听而不闻。“在我看来，吉尼最重要的贡献，”他后来解释说，“是她在女性性心理特性的多方面耐心指导。这些绝非轻松的工作，因为在处理这一主题时我大脑高度紧张。”在死板的医学概念面前，比尔知道自己需要吉尼这样一位翻译者。她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天赐之物，一个在他这里赢得了自己一席之地的女人。“吉尼工作非常努力，尽可能多而快地吸收资料。”他后来写道。
吉尼的助手角色扩展到了社交领域。她陪伴马斯特斯夫妇去拜访医院募捐者，和他们一起参加医学院赞助的假期活动。“他们进门时总是三人同行，”桑德拉·谢尔曼回忆说，“我觉得这意味深长。有些男人需要妻妾成群。”在他们围着餐桌聊天时，桑德拉对这两个女人有了自己的印象。她喜欢健谈且善于聆听的吉尼。吉尼的穿着举止很恰当地停留在那些医生以及他们妻子所能接受的狭小界限之内，但她知道如何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她的穿着很有品位，总是比莉比稍显鲜艳一些。”桑德拉解释说。
朋友们都好奇莉比·马斯特斯是怎么想的。对于自己丈夫同时带另外一个女人参加特别的活动，她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疑虑。不管比尔如何保证，不论吉尼在她面前显得如何诚恳且没有威胁，莉比怎么可能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丈夫和女助理之间绝非只是工作关系？“她非常聪明，”桑德拉回忆起莉比时说，“她一定有所察觉。”
当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用夜宵招待自己儿子的研究团队时，有几个晚上，比尔和吉尼单独溜出去吃了晚餐。在性爱研究的这片未知领域，似乎永远有东西需要进行讨论和评估。在医院日常轮班之余，这两位研究者总是共进晚餐，直到志愿者到达参加晚上安排好的性爱研究活动。比尔没完没了地鼓吹着他们研究工作的危险，避免表面之下暗地里的情感交流。他坚持病人的隐私必须受到保护，不能受到一点侵害，他们的小组成员在工作期间不能让自己产生一点点淫乱的想法。任何不专业的东西都会受到责备。
然而，持续在实验室里观察性爱却让比尔和吉尼自己充上了电。尽管在志愿者面前他们保持着白大褂式的严峻风度举止，但整晚的强烈反应都带到了事后他们对于所观察事物的讨论之中了。男女搂抱抽插、吮吸亲吻、爱抚交媾的场景；男女身上的香水弥漫着整个检查室，充满了温暖和迷醉；肉体缠绕的场面以及激情的拥抱，就在单向镜之后的他们眼前，最后，这一切打破了马斯特斯对于自己实验所定的界限。当其他人都回家之后，比尔和吉尼之间关于做爱技巧以及研究对象的理论性谈话很快就转到了他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不到一年，比尔让他们的工作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做爱也成为了工作的一部分。
唯恐实验室里这些鲜活的诱惑会导致一些对病人不合适的“移情”，比尔建议他们将自己爆棚却备受压抑的激情瞄准彼此。他把它说得就像是高速行驶的火车头的放气阀，是一种避免脱轨爆炸的方式。他辩解道，与其冒着纠缠或迷恋病人的风险，不如在他们自己之间小心谨慎、悄无声息地解决掉。吉尼对弗洛伊德移情理论的了解似乎成了接受比尔建议最方便的借口。或者也许有些男病人以及医生表现出的对吉尼不得体的兴趣引起了比尔自己内心的警觉。一如他的本性，比尔用自己坚定的职业声调提出了这个建议，就好像是一个为了促进他们科学理解而绝对合理、超然的、敷衍的方式。“他当时说得很有道理，”数年之后她回忆说，“马斯特斯和我一起做的所有事通常都是出于专业目的。当提出性行为时，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仿效我们的研究对象’，注意力必须放在对方身上。他以此作为亲近的理由。处在一个热情性爱的环境之中，你绝不能和自己的病人或者研究对象发生任何依恋关系。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也有许多医生和病人之间发生了关系，并一直持续着，这很致命，会让这样做的医生感到羞愧。”
通过彼此发生性关系，比尔说他们可以彻底检验最有效地达到高潮或者防止过早射精的方法。依赖影像记录，他们可以亲自看看“不断增加的性紧张所引起的浅表血管充血”——他们称之为“性的红晕”——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从而更精确地在论文中对它进行解释。马斯特斯坚持自己的主意纯粹是以医学的名义，是医生拿自己做试验这种古老历史的一部分。
有一天晚上，在最后一个研究对象离开之后，马斯特斯医生和他的女同事脱去了衣服，在一张铺着医院绿色床单的单人床上，上演了他们一直想要理解的生理反应。还不到35岁的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她的老板来说无疑充满了吸引力——一个美丽的女人，浑身上下全都是激情在释放，而且在办公室里留意着每个细节，热情地讨好。松下自己的小领结，脱下自己笔挺的白衬衫，比尔展露出自己运动员一般的结实身体，这些年他都保持着良好的体型。这一刻，他确切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并且很权威地做了。脱光了衣服，他命令吉尼尽可能地保持专业。这些邂逅不应该超越他们科学需要的范畴，不能带入杂乱的情感。通过为了纯粹的临床目的而和他发生性关系，吉尼再次确认了自己对事业的献身。这也是比尔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情感完全不在一起，”她回忆说，“他只是把我看作是‘团队’的一员，是他的研究人员。那本来就是他所提出的。”
在妇产科医院，同事们怀疑马斯特斯可能和他的助手有一腿，就和其他医生与他们护士之间发生的一样，但没有人把它挑拨说出口。有些人认定吉尼是主使者，一个离异女人计划着套牢一位热门的医生。另外一些了解他们的人说工作的性质——在实验室里观察成百上千次性交——压垮了他们以及所有客观的借口。罗杰·克伦肖医生，一位后来与门诊做治疗师的妻子进行合作的精神病学家，在和比尔的私人谈话中听说了所发生的事。“作为一名治疗师，唯一能看到病人裸体的时间是在体格检查的时候。但比尔和弗吉尼亚开始发生关系时他们周围的环境涉及相当明确的性爱，我可以想象满腔的性欲需要得到释放。”他解释说。和吉尼以及比尔都是好朋友的迈克·弗赖曼说，实验中的性能量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就像看到一头成年公马和母马——会让每一个人都变得兴奋，”他陈述说，“他们处理的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毫无疑问他们会很快就在感情以及性爱上沦陷。”弗赖曼在1961年年初自己的婚礼上发现了证据。婚礼后，迈克和他的新娘在出发去蜜月旅行之前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弗赖曼夫妇在楼上的餐厅吃完饭，喝过几杯之后回到楼下他们自己的房间。在找钥匙的时候，迈克听到旁边一阵响声——比尔和吉尼突然从隔壁走出来。
但这些假象以及场景并不能解释半点真相。在一开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承诺，当然吉尼也不是像那些男同事所推测的破坏分子（小三）。相反，当时有一个两人都拒绝承认的硬性协议。他们最亲密的助手罗伯特·C·科罗德尼医生（Dr。 Robert C。 Kolodny）和他们一起共事了20年，作为共同作者出版了好几本书并发表了好些医学论文。他考虑过写一本关于他们俩的传记，到处询问关于他们关系的初始。只是等到和比尔——这个一直被他视作导师和朋友的人——聊了几个小时，并和吉尼的版本进行了对比之后，科罗德尼才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在她接受工作不久之后，比尔就对她做了明确的说明，成为性伙伴是要求之一。”科罗德尼说，“比尔认为这是双方都同意的事。他指出，这些是他提出的，吉尼只是同意而已。但吉尼对此的理解和处理，是把它当作不带感情的事务，是工作所要求的一部分。我所怀疑的是如果她不赞同这一点的话，可能就不会在之后被聘用。我打赌她是知道并感觉到了的。”比尔预想了一个“蓝图”，用科罗德尼的话来说，其中他的女助理会和他发生性关系，以此作为更深入理解他们通过观察所研究的课题的途径。在吉尼还是个满大街找工作的平凡人物时，他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工作关系有这个要求。对于她来说，她依旧不过是一个友好的拥有一些打字技能的普通员工，他一直都很平淡地对待她，直到他确定她赞同他的计划。如果吉尼“决定不参与那个计划”，科罗德尼知道她“会被取代掉”。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一起工作的早期阶段，她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贡献。”吉尼对于他们工作的重要价值只是在这个私下协议达成后才显现出来。比尔天真且错误地相信他的情欲可以局限在实验室里。可他们的工作晚餐相当浪漫，比尔没有半点借口。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对莉比的结婚誓言，也忘了诺亚·温斯坦法官与吉尼的亲密关系。他力劝说，如果他们两人保守这个秘密的话，不会有人发现的。“我不觉得他们俩任何一方会觉得这是一件浪漫的事，”科罗德尼谈论到他们的初始时说，“那纯粹就是性爱。”
数十年之后，在被告知科罗德尼的回忆时，吉尼停顿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