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早期的几个女权主义者，尤其是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在争取女性选举权的同时也大力宣扬性爱平等。作为一名作家和报纸编辑，伍德哈尔在康斯托克法案颁布之后被捕入狱，其原因是她曝光了著名传道士亨利·华德·比彻和他至交的妻子之间的地下情——有关这件伤风败俗之事的新闻标题就和后来美国总统与女实习生之间的绯闻一样骇人耳目。进入20世纪之后，医学仍旧无法适应“性生活”这个新课题，特别是在面对女性的相关问题方面。1900年，一位医生撰写了一篇有关成人女性性反应的文章，然而《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主编退回了他的投稿。1916年，曾经担任过护士和助产士的玛格丽特·桑格在文章中大力批判女性对于自己生殖命运的自主缺失。桑格大力反对由教会人士以及医生签名支持的有关避孕的相关法律禁令。对于这位后来领导了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的女人，历史学家H·G·威尔斯预测说：“我们的文明有史以来就是一部血脉相承的生物史，而玛格丽特·桑格会是其中的女英雄。”
在图书馆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比尔·马斯特斯发现妇产科领域十分排斥性爱相关的事宜，好像医生们只喜欢孩子的出生所带来的那种喜悦，却把那些促成出生的过程视为下流的事情。在英国，哈夫洛克·艾利斯医生整理了一长篇关于性心理的历史，着重强调了愚昧对于男女所造成的恶果。他在1927年写道：“对于爱的艺术全然无知且对性生活的自然本质缺乏准备的女人，如果有了知识、技巧以及对丈夫的体贴，她们的婚姻可能就会少一些恶果。但是事情并不如此。”在美国，马斯特斯的经验告诉他，诸如乔治·华盛顿·科纳和维拉德·艾伦这样富有天赋的医生是绝不会涉足性爱这个课题的，即便他们的研究总是围绕着它。马斯特斯在图书馆中翻阅到的前美国妇科协会主席罗伯特·L·迪金森医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上下划线标注到：“纵观人类顽固的性需求，让人十分好奇科学发展中却唯独对性生理的核心少有涉足。考虑到不可救药的种族婚俗习惯，我们有理由把预防医学引入到夫妻健康中，好让爱和生育保留那一丝的尊严。”迪金森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用委婉的话语提到，应当保证新型卫生棉产品的卫生质量。为了战胜父母心里对于这种塞入自己女儿阴道的东西的反对，他争论道，用作卫生巾的老式衬垫，会挑逗性地摩擦女性的外阴。迪金森写道：“老式的垫带加上局部狭小空间的热度，就是女人为什么有节奏地局部摩擦以获得性快感的原因。”
出于专业的自豪，马斯特斯并不打算用委婉圆润的话语对过去进行辩驳。他一心想要搞清楚人类性生理的本质，用最专业的医学术语对其进行描绘。当最初和谢普利校长提及此事的时候，他并没有详述对性爱研究所设想的有关细节。他把自己的计划定位为学术自由。然而现在，得到了谢普利概念上的认同之后，他觉得有责任告诉校长自己脑子里的确切想法。
一番寒暄客套式的玩笑之后，谢普利终于问道：“关于此事，你有什么计划？”
马斯特斯的首要请求是申请一个公休假。他解释说，这段时间他会经常离开圣路易斯，维拉德·艾伦也答应在此期间帮他代课。随后，马斯特斯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和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城市的妓女见面，并对她们进行观察。校长的脸“瞬间惨白”，用马斯特斯自己的描述来说，他结结巴巴说不出一个字来。
“妓女人群，为什么？”校长担心地问道。
马斯特斯镇静地回答说：“她们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性爱专家。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对于性爱是多么一无所知。”
作为学术自由的卫士，谢普利无可辩驳。
Founding Father，开国元勋，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和签名者。——译者？？？？
第九章 窥视
孔作为警长，H·萨姆·普利斯特心里非常清楚传统而正直的圣路易斯市民对于妓女这一职业的看法。他也明白自己的妻子对比尔·马斯特斯的态度。
卖淫这一行业在圣路易斯有着一段肮脏甚至是暴力的历史。1850年，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活活烧死了一名暴徒，他们的非法性交易搅得全城的妓院鸡犬不宁，使得政府不得不再次加强公共体统的管理。此后的数十年里，密苏里州的法律都将卖淫定为重罪，非法进行卖淫活动的人都会被判入狱，而涉及的妓院也会被永久性关闭。然而，1955年在华盛顿大学参与马斯特斯医师性爱研究项目的那些妓女却获得了普利斯特的豁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逮捕，没有警察突击检查，甚至连威胁性的敲门都没有。这种豁免着实奇怪，因为这位粗壮而精力充沛的警长向来以严格的管理著称，在全国其他地区犯罪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他管辖的这座城市犯罪率却在下降。只能说，普利斯特信任自己的医生。
为普利斯特家接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比尔·马斯特斯深受他们的爱戴。玛格丽特·普利斯特十分崇拜马斯特斯的精湛医术以及务实的做事风格，其中也不乏他为自己接生孩子的缘故。不论自己的警署是否会因此而遭到管制卖淫活动不善的指责，萨姆·普利斯特——这位警察中的警察——和自己的妻子一样，始终都对马斯特斯尊重有加。玛格丽特回忆说：“萨姆一直都觉得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他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对妓女进行关押或者虐待。如果马斯特斯想要与她们进行面谈，或者从她们那儿获得一些信息，只要不侵犯她们的权利，我的丈夫都会允许。”马斯特斯的性爱研究有了这位警长的秘密协助，一下扫除了许多政府的阻挠。在马斯特斯的请求之下，普利斯特的警探答应为他推荐一些愿意参与研究的妓女，并会保护她们不齿勾当的相关细节，防止新闻对此报道。“我的丈夫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医生——他在圣路易斯只是一名政客。”玛格丽特解释说，她的丈夫并非在向学术机构咨询如何提高自己部门管理城市的效率。
据后来马斯特斯的代表律师说，把圣路易斯警长以及城里的其他几位重要人物拉进自己的顾问团，对马斯特斯以及他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家住隔壁、后来成为马斯特斯第一个代理人的年轻小伙托里·福斯特回忆说：“由于普利斯特的支持，每当妓女揽到客人之后，警察都会被通知，‘让他们去——你不要去突袭（马斯特斯的实验室）。”后来沃尔特·梅特卡夫成为了马斯特斯和他诊所的代表律师，依他看来，普利斯特的入伙全凭马斯特斯的劝说。“他对此事十分投入，计划了很久，并且邀请了许多权威人士参与，”梅特卡夫说，“他凭借着自己的诚意和信念打动了别人。他会说，‘那是我梦寐以求想要去的目的地，但在到达那儿之前，我不得不经过另一些地方。’”
在顾问团里，除了警长先生之外，还有《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St。 Louis GlobeDemocrat）的出版商理查德·安伯格、密苏里州教会的主教，以及中西部级别最高的犹太牧师。在邀请权威做顾问这一点上，华盛顿大学的伊桑·谢普利校长也十分赞同马斯特斯，认识这对规避风险至关重要。
“比尔，告诉我，你打算让哪个傻瓜担任这个顾问团的团长？”谢普利问。
马斯特斯回答说：“先生，我想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谢普利一动不动呆立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考作为大学新任校长的自己如何亲自监督这个涉及妓女的研究——想到这种荒谬的行为不禁大笑起来。“你有胆让我做，”谢普利笑着说道，“那我就敢和你一起探这个险。”他还建议马斯特斯一定要确保天主教会的合作，因为在圣路易斯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第二天，马斯特斯就给圣路易斯的教会打了电话，想要和大主教见个面。然而，当主教秘书一听到“性爱研究”这四个字，声音就立马变得慌张起来。马斯特斯的见面请求一开始被他拒绝了。但3天之后，之前的那位秘书又打来电话说，大主教很高兴能见他。
在美国的天主教会，身材瘦小、语调温和、戴一副无框眼镜的约瑟夫·E·里特是个稀有品种——一名极端的自由主义者。1946年晋升大主教的时候，他下令郊区学校平等对待不同肤色的学生，要知道那个时候密苏里州绝大多数公立学校仍旧保留着种族隔离制度。当反对者拿法律行动作为威胁时，里特说，如果有谁挑战他的决定，那他一定会将其逐出教会。后来成为红衣主教的他坚定地说：“我们学校楼顶的十字架必有寓意。”马斯特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拜访了里特，那个时候关于计划生育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声音——远不及1968年禁止避孕之后教会出现的政治分裂，或者20世纪80年代关于流产的纷争，以及近来公众对教会里恋童事件的披露，所有这些似乎都把天主教高层推向“性”这个话题。当时，绝大多数教区居民经常会在忏悔室里提及自己肉欲的罪过。在和马斯特斯的会面中，这位大主教表示，十分欢迎这种针对夫妻生活困扰的严肃研究。“我很清楚，国内外数百万的婚姻都受着性问题的困扰。”在两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面中，里特这样告诉比尔。这位天主教领袖最后说，他无法正式接受马斯特斯顾问团成员的这一任命，但是他会派一名牧师作为联络员，保持彼此的信息沟通。马斯特斯起身离开时，大主教感谢道：“我不得不说，你所说的某些研究手段可能不会被我们天主教会认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对于你的研究结果，天主教会一定十分感兴趣。”里特最后承诺说，在没有事先和马斯特斯沟通过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在公众场合发表任何有关他这项研究的言论。
有了警长、大主教以及华盛顿大学校长作为顾问团成员——其中的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相信着医学——马斯特斯终于可以放心地把妓女作为自己实验的研究对象了。
就和其他美国城市一样，在圣路易斯，妓女一直被描绘为一种堕落女人的形象，是社会罪恶长存不灭的根源所在。而她们的那些男顾客则是色诱之下的受害者——从来都不是他们自愿的，他们都是不知不觉地染上梅毒、结核以及其他性病，然后再带回家传染给自己的家人。圣路易斯市卫生部门1895年的年度报告就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普遍观念：“对于那些因为爱欲冲动而失去宝贵贞操的少女，也许尚会有人同情；但对于那些为了金钱把自己的肉体卖给每个光顾者的女人，还能有什么借口和辩解可寻呢？这种恶习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是不可救药的普遍罪孽，我们只能承受，但同时也应该尽可能想办法减轻这种罪孽。”
20世纪50年代，圣路易斯的医生大多都不会考虑接触妓女这件事。然而街头与青楼里的妓女，以及渴求性爱的无名氏男性很快成为了马斯特斯的实验研究对象。研究的最初20个月里，他在圣路易斯和其他几个城市一共访问了118位妓女和27位嫖客，仔细记录了他们的性爱过程以及既往疾病史。马斯特斯本人说他从没有花钱让他们配合，但他的助手说妓女因为参与研究曾得到过相应的报酬。从这组研究对象中，马斯特斯挑选了8位女性和3位男性进行进一步的“解剖与生理研究”——观察不同的性爱方式。尽管身为顶尖医学院的高年教师，马斯特斯却意识到，自己对于男女交配的复杂性是多么的无知。他们街头式的智慧和坦率与那些在门诊接受盆腔检查的中上阶层的拘谨和焦虑截然不同。由刑警队招来的这些性服务者，对于如何唤醒男人软趴趴的阴茎，或者挑逗一个干燥的阴道简直是得心应手；他们也知道如何相互配合，一起达到高潮。“他们描述了许多提升以及控制性爱气氛的方法，展示了无数不同的刺激技巧。”马斯特斯写道。在他研究的摸索阶段，在这群“实验研究对象”的帮助之下，他终于搞懂了应当如何记录性爱最基本的解剖方面的资料。
凭借着警察部门的撑腰，马斯特斯与掌控圣路易斯地区职业妓女人群的3个男人见了面。这些妓院老板最终相信了马斯特斯，不再认为他是法律部门的刺探，而是一名打算前来学习取经的大学教授。妓女谈论顾客以及自己经验时的坦诚让马斯特斯着实吃了一惊。他注意到，在她们中间，许多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和不同的人发生性关系，报酬通常是一场电影或者某个社交聚会”。由于南方男人很少会戴避孕套，女用避孕套成为了最常用的避孕方式，有相当多的女人会选择佩戴它。然而当马斯特斯访问男妓时，他感到他们很多时候都在撒谎，特别是问及有关“性交频率以及性功能”相关的问题时。和女妓不同，这些男人都号称自己拥有超乎想象的出色性能力。一旦马斯特斯感到男妓的说法“只是幻想，而非事实”，他就会将其从研究队列中剔除。无论如何，这些访谈让马斯特斯掌握了比自己预想之中更为深入的细节。他解释说：“对于许多性交方式我都缺乏了解，通常我会依据我在他们面前明显的无知决定我需要问的问题。”
在妓院里，马斯特斯得以近距离地直接观察有偿性服务的世界，这种观察是任何访谈都无法取代的。起初，刑警队捐献了一些在突击检查中收集来的色情电影，其中的性爱场面虽然绘声绘色却十分乏味。马斯特斯解释说他需要“观察性功能，从而可以让研究尽可能地具有客观性”。马斯特斯靠着自己无比的真诚以及支持者的权势终于说服了妓院老板以及妓女答应了这个请求，而没有把他当作性变态来拒绝。
马斯特斯躲在隐蔽的地方记录着妓女的叫床，并观察着男方的反应。在妓女的屋内，他透过窥视孔或者双向玻璃镜进行观察，这些都是偷窥狂为了偷窥其他男女做爱过程有意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安装的，或者是妓院老鸨和老板用来监视那些粗暴顾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