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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时旧飞钱制度，发票之后署明存入铜钱银两的钱数日期地点，到期后便需在目的地取出，不会作为长期持有。蜀人改制之后，却是因蜀地山川险阻运输不便，钱之一物，又不似消耗品，因此几家豪商之间内部通兑，渐渐形成了不限汇兑日期、地点的通钱。此见闻曾令臣大受启发，思忖为何天下之大，只有蜀地把这飞钱发扬胜于寻常，后来思来想去，觉着该是因为自唐季以来，其余各处州郡皆曾受王仙芝、黄巢、秦宗权等流贼屠害，富户洗灭，天下除蜀中之外，再无垂数百载之名望世家，因此若要常置飞钱，百姓必然多有不信。唯有蜀中虽有战乱，却只是上层节度使之间攻伐，并无均田均产之流贼，豪绅巨富并无根基动摇。”
钱惟昱听得目瞪口呆：如果不是他认识十叔十六年了，而且十叔一直没有表现出过别的异常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怀疑十叔也是一个穿越者的。因为这番见解如果不是靠先知先觉的话，定然是要经济学的天才才能总结地出来。
钱惟昱当然知道钱弘亿说的就是切中本源的内因——唐宋之交，蜀地最早出现常置飞钱，乃至宋初演变成交子，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蜀地的豪绅巨富阶层直到宋初都保存地比较好。这样的环境，让蜀地的超级土豪们有一种历史积淀形成的威望，在飞钱改制中其信用积累难度远低于别国的暴发户。
当然了，钱惟昱也知道，正是因为蜀地的社会矛盾一直没有释放，所以原本到了赵光义执政的时候，才爆发了姗姗来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别的省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通过王仙芝黄巢秦宗权的一通滥杀把唐朝三百年持续土地兼并带来的内部矛盾释放了，而蜀地却拖延到了北宋彻底一统天下后才触发了这场迟到的释放。
“不知王叔想过没有，若是朝廷发放飞钱，而且任从汇兑，那需要各处州府设置多少机构以供百姓承兑之用？那么多银两铜钱分散设置府库，又如何监管？我吴越如今的财赋账目之法虽然是亘古未有之善法，然从王叔在平南军时、修兰溪江借贷款项算起，至今用了也有十年之多了，虽然朝廷营建之工程中，劳役私用基本杜绝，钱粮贪墨比之前朝也折减了七八成，但是终究还是有的。各处囤积对于银钱占用也非常可观，还是起不到‘准备金比例超发’的效果。
如果朝廷官营常置飞钱，监管之人自然不如豪商那般精细——豪商的钱财都是自家的，没来由自家贪墨自家的钱财。为了避免一下子放开过甚，寡人以为，不如仅以朝廷税赋为质、发行新式飞钱，不许百姓各处兑换，若要兑换，只有在杭州可以把飞钱换回银两铜元，但是准许百姓每年当纳皇粮国税时，以飞钱缴税。朝廷也可以给以飞钱缴税之百姓以一定的折扣优惠，也便是了。”
钱弘亿暗忖大王在这种事情上果然还是持重为先，不求扩张快，只求信誉稳，当下赞同道：“飞钱缴税优惠？唔，那便是相当于让商人提前一年借钱给朝廷，然后朝廷给商人几分的利了。此计倒是稳妥得多，不必有任何本金就可发出，只是规模上会小得多——朝廷一年农税商税相加有多少，百姓若是想保险起见，便会只认购一年缴税所需，而且只有良田千顷或是海船成群的豪商才会认购，普通贫穷百姓能够渡过青黄不接无需借贷已然是不错了，如何还有闲钱购入抵税钱。这样一来，发行的规模也就相当于朝廷一年的大额税收了。”
……
按照钱弘亿原本的设想，或许他便会成为后世史书上纸币的发明人而载入了。可惜在钱惟昱的反复持重修改之下，这种效法唐、蜀飞钱的制度，最终演变成了“流通性债券”。钱弘亿回到户部之后，一连数日与江景防等户部钱粮官僚商讨细化，最终在开宝元年四月底给钱惟昱上了一份详细的方案，关于如何发行这种债券，也得到了钱惟昱的认可，明发天下，开宝元年下半年起正式实施，并且可以涵盖开宝元年的夏税、秋税两笔农业税。
因为是第一年实施，也没有融资周期，所以如果豪绅马上认购新钞用于缴纳当年的税赋，是没有折扣优惠比例的。但是因为吴越原本没有实施过类似“一条鞭法”的制度，因此农业税一直还是以实物征收为主。如今允许用钞之后，相当于是变相允许以钱替代实物税、只要比照当年朝廷常平仓的出粜价格折算，即可以钞纳税，所以还是具有一定的推广吸引力的。
对于那些用于支付来年税赋的钞，朝廷定下的折扣比例是：持钞缴税者，享受九五折的优惠。持钞提前一年缴税者，享八八折优惠，提前两年缴税者，享八折优惠。也就是年利率约摸7％～8％的样子，对于那些中国古代普遍喜欢窖藏白银铜钱的自然经济毒害者来说，如果有余钱可以提前两年缴税就少缴一部分的话，相信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随着法案在各行省申明宣传，吴越王钱惟昱下旨在杭州本地也新圈了一片地块用于建立印钞厂。为了方便保密与管理，印刷厂就设在了西湖中的孤山，依靠白堤进出，取名为“西泠印钞社”，为了防止印刷污水污染西湖，又掘了沟渠排污、增设新堤围池——反正如今这个时空说不定将来也不会有苏堤了，把这一景补上，也是美事。
衙门与工场统归户部直辖，全国仅设此一处印钞。所印抵税钞命名为“吴越银券”，面值最大五十贯，其下十贯、五贯、一贯再设三档，纸张大小从五十贯的八寸长、四寸宽到一贯钞的五寸长、两寸宽不等。用新鲜亚麻纤维制纸制钞，质地务求韧实，强度堪比麻布。再以蓖麻油的多色彩墨分层两次印刷。这年头没有水印，为了增强防伪性也只有在纸质和墨质上下功夫，印刷的模板都是铜模，雕琢精细，非特定蓖麻油墨无法配合确保沾染牢固。而如果不用蓖麻油墨，又无法做到在亚麻纸上不渗开去。如此一来，墨色和纸张一搭配，就可以大大加强防伪性。最终，还有户部一组专门用于加盖面额的印信盖章。
五月底，新的银券便在杭州开始发行，朝廷宣布年内最多印刷相当于朝廷三年商税收入的银券，凡百姓皆可以银、铜置换的方式直接购入，也可以选择在遇到朝廷的政府采购物资订单时、接受朝廷以银券支付货款。对于那些出卖劳力给朝廷的力役、以及朝廷的士兵、乃至官员，朝廷则可以以非强制的方式统计后以银券发饷。第一年主动接受银券发饷的公务员和士兵，可以享受相当于每年多发一个月饷银的涨工资待遇。
第421章 有样学样
民间纸币产生的最初年代，建立信用的最简单办法，便是敞开兑换——使用纸币，可以畅享便携轻盈的便利，同时又可以随时随地在通兑的机构兑换成银两铜钱。
如果是朝廷官方发布的货币，那么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哪怕不承兑金银光靠政府信用和其余货币禁令的形式强制推行，也能够勉强推行的下去——比如朱元璋的大明宝钞，便是毫无兑换信用可言，全靠政府武力强推的纸币。虽然这种纸币因为没有准备金、无法兑换银两铜钱乃至超发，会以超高速度发生购买力贬值，最终被百姓视如敝屣。不过，靠着政府强推好歹还是可以撑上百来年的——朱元璋推行的宝钞制度，最终也要到明武宗正德皇帝时候才正式寿终正寝，成为绝对的废纸。
不过，官营纸币在不承兑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其信用，最大的前提前面也说了——必须是大一统的环境下，也就是你这个朝廷的存在必须很稳固，老百姓要相信你可以坐得久江山，否则一旦政权本身朝不保夕，纸币也就剥削骗骗最底层的穷苦人了，稍微有点见识的乡绅富商读书人阶级，说不定就会直接选择暗中投靠政权的敌人，至少也是私下另用私钱、抵制朝廷纸币。
如今的吴越银券，便是属于一种不能承兑金银铜钱的流通型债券，所幸如今吴越国势昂扬，与北朝的赵宋名义上也是和睦有加，百姓暂时对于吴越政权的统治权威性没有什么顾虑，第一批银券发行出来之后，马上有一些官方背景的豪商——比如明州蒋氏带头认购。蒋家带了头，其他多多少少和政府经营相关的豪商也会被变相着摊派接受第一批的银券，这便是推广的源初。
让豪商们接受纸币只是第一步，要让人真正认为这就是钱，自然还需要做更多。没了金银承兑，后世的同行是怎么做的呢？米国人悟出了石油美元的道道，那是因为石油是每一个文明社会都必须要用的半硬通货。但是如今这个时代，除了金银之外貌似没有硬通如石油的货色可用，所以钱惟昱和钱弘亿商议之后，便定下了一个替代性策略：吴越国内的商人要购入至今都由朝廷官营和蒋氏商会两家瓜分垄断的平湖雪盐的时候，应当使用纸币银券购买。若是购买“夏威夷霜糖”的话，也欢迎优先以银券购买，可享受5％的折扣。
原本更绝的做法，应该是规定这些货物都只许使用银券购买雪盐和霜糖——比如后世的石油美元，便是要求石油不仅要用美元结算，而且必须只用美元一种手段结算，决不允许有并列的竞争者。不过这一条如果实施的话，对于朝廷的信用多多少少有些影响，毕竟吴越通宝的钱币和朝廷官铸的银币金判也是官方法定货币，没道理朝廷的货币不能用于购买某些东西，纸币也不该有任何高于铸币的表现。唯有雪盐这东西因为涉及法定的官方专卖，所以朝廷制定专用购盐币种也就合情合理了——历史上到了北宋出现西夏之患后，也曾经以民营商人运粮到山西前线卖给边军、换取准许购入官盐的盐引。吴越的纸币购盐法，也就相当于是兼备了货币和盐引的双重身份。
有了这个伏笔之后，再想让吴越银券变得更像毫无瑕疵的硬通钱，后来钱氏御用商会和蒋家等专营盐业的大豪商还做了一些锦上添花的处理：比如盐价本就是根据时价略有波动，有零有整的，而如今吴越朝廷印发的银券最小面额也是一贯钱，自然存在找零的问题。大商人们用银券买盐后，单笔找零低于五十贯的部分，王室御用商会和蒋家都会使用吴越通宝和官铸银锭、甚至小额金判进行找零。如此一来，虽然官方明面上说银券目前暂时是不承兑的，至少也会让人觉得这东西与金钱无异。
……
货币制度改革的消息，总是传播的很快，毕竟商人总是每个时代嗅觉最为灵敏的一个阶层。
赵宋朝廷与吴越人年初秘密协议瓜分了荆湖与淮南之后，也逐渐进入了休整期，军队建设首次从建隆元年以来无日不战的紧绷状态松弛下来，进入重整编制、扩充后备兵的阶段。而国家机器的首要重心，也倾斜到了稳定地方、重建战乱后打得一团烂泥一般户口几乎流失殆尽的山东、淮北。
经济建设方面，赵宋的主要精力除了让流民重新安顿下来恢复生产之外，重头就是由朝廷组织，重建齐鲁沿海的海盐盐场，恢复朝廷的盐业自产能力。吴越人在平湖晒制雪盐的生产工艺也持续了十二三年了，以这个时代的信息闭塞程度，和北朝孱弱到几乎不存在的航海能力，虽然平湖盐场生产的个中细节不可能彻底流出，不过仅仅是一个“依靠日光晒海水降低直接熬煮海水所耗燃料”的先进意识还是已经逐步扩散了。
山东沿海的海滩缺乏纯净的沙滩，众多细碎的入海河流，让周边地貌更多以泥淖混杂的滩涂姿态存在，至于珊瑚砂底子的沿海地貌更是不可能找得到。再加上山东靠北，日照强度不如热带的平湖，又不像平湖那样几乎全年都干燥不已，所以绝对依靠日晒来生产食盐肯定是不可能的。赵匡胤让宋廷工部、户部的官吏反复督导，寻访民间盐匠，最终在开宝元年也只实验出了一种比之后周朝时消耗木柴数量大约可以俭省三分之二的生产方式，即让海水晒成脱水三分之二、含盐量大约10％的浓卤，然后再大锅煮卤制盐。虽然比吴越人成本还是要高很多，而且泥沙杂质去除不纯，质量不佳，但是比起后汉后周两朝时的制盐工艺还是有了很大进步的。
除了盐业，第二个重头便是铁业。赵宋用行政命令由官府组织每个州都重建足够多的冶铁作坊，确保铁器锻冶的产能。同时对于直接在赵宋境内低价倾销已经制成农具、菜刀、铁锅等吴越国产的成品铁器的，官府也会严加监视，若是有利用低价冲垮本地铁器作坊的嫌疑的，便会遭到管制与处罚——至于从吴越进口优质兵器直接出售的，赵宋朝廷倒是来者不拒，乐见其成，可惜吴越人显然没有让成品兵器和优质钢材制品通过商贸渠道流出的打算。
正在宋廷变着法儿恢复国家财力和物资产能的时候，传来了吴越人发行纸质抵税债券、并且规定以抵税债券作为吴越国内采购官产雪盐的唯一货币的消息。这对于赵宋朝廷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朝中几个嗅觉灵敏的高级官僚乃至司掌户部的人纷纷嗅到了这套法子的可效法之处——相比于吴越，北宋可是缺钱问题严重得多。国家除了依靠农业税、盐税这些传统税收收入之外，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那些类似于吴越的国营产业，也没有海贸之利。如果印一些纸就可以当钱用的话，岂不是空手套白狼？
为了这，赵匡胤先找了陶谷、冯道、卢多逊等数位文臣商讨效法纸币的办法，可惜读书人就是读书人，对于真正与民争利的理财之术认识实在是浅薄得可以。末了，赵匡胤忍住恶心，重新找来了被他不冷不热处理了几个月的赵普密谈此事。
赵普自从那一次收了吴越王足足十万两黄金贿路的事情之后，便一直和赵匡胤之间的君臣关系埋下了一根毒刺，赵普也知道这种事情，就算赵匡胤没有看钱惟昱的密信，可是毕竟知道他巨额受贿了，心结总归是有的，这种事情越解释就越描越黑，赵普纵有千般智计也是无法。略微等事情淡了一些之后，赵普在四月间寻了个由头，趁着朝廷盐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