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中，蒋介石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删掉，只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加以宣布，以造成共产党完全臣服于国民党的假象。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其间，蒋介石曾多次催促八路军将部队开往前线。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坚决的。7 月28 日，他在给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请周恩来转告蒋介石：3 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以便指挥作战。同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康泽。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原准备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8 月5 日，毛泽东又在《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的电报中指出，红军应只承认开拔主力，全部开出去是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在陕甘宁尚有10 个师，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全部开出去，他则稳占后方。8 月10 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不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布指挥部、不颁布番号的情况，指示红军：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就如同下围棋一样，蒋介石想在抗日的问题上抢个先手，而让共产党落个后手，没有下过围棋的毛泽东，却深谙棋理，招招不让。8 月18 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之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击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谈判小组的训令中提出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9 师待命三原县，暂不出动。毛泽东在9 月17 日给总部及各师领导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中指出：我四方面军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根据中央的指示，谈判小组明确向蒋介石表示：129 师出动的条件，即由国民党当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 月下旬，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第6 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表问题。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22 日授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时，国民党当局将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第2 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历时半年多的谈判终于徐徐降下帷幕。9 月30 日，八路军129 师由庄里镇出发东进。
友军间的“细枝末节”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中斗争了将近10 年的国共双方，由于整个民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握手。于是，原来被称为“反动派”和“匪”的军队，现在统统成了友军。所以，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手里领取被服和军饷也就不能再说“取之于敌”，而只能是“配发”和“领取”的关系了。“取之于敌”的说法只能适用于日军占领区了。但一个“友”字并不能将所有的矛盾像强酸腐蚀物品一样消融得无影无踪，化干戈为玉帛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对于蒋介石在庐山的讲话中，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要限共、消共、融共等等属于大局的问题，无须讲得太多，我们只来谈无伤大雅的“细枝末节”。1937 年9 月，刘伯承率领129 师到达山西太原时，专程拜访了山西省主席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阎锡山对129 师入晋是非常欢迎的。他正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忻口会战日益迫近，而他的力量又捉襟见肘。八路军入晋帮助阎锡山守卫山西老家，他没理由不欢迎。“希望贵师配合我们打几仗”这样的话从阎锡山嘴里说出应该说是带着诚意的。但当刘伯承表示“我们的武器很少，也很破旧，弹药也不多，每人平均不足10 发子弹。希望阎长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枪械弹药”时，阎锡山故作无可奈何的表示，又使他显得不那么真诚，这时“友”字也显得很苍白了。还有一个和军用地图有关的事件，也属于“细枝末节”问题。“土生土长”的八路军匆匆从陕北赶到山西，装备之简陋自不必说，就连打仗行军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军用地图都没有，使用的竟然是中学生用的袖珍地图。刘伯承到太原后曾向阎锡山要过山西和华北的军用地图。盘踞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不给武器尚可让刘伯承忍耐，推脱说没有军用地图却让刘伯承十分气愤。阎锡山可以凭着对老家山西的熟悉指挥作战，但刘伯承却做不到这点。七亘村第2 次伏击取得胜利后，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找到了129 师渴望已久的山西和华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刘伯承拿到这两份地图后非常高兴。一向幽默的刘伯承看着地图说：“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了，原来跑到日本人手里了。他对八路军很小器，对日本人倒是很大方。”八路军的友军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虽然不时让八路军感到“窝火”，但八路军作为友军的友军，却经常为友军排忧解难。八路军在正太路两侧连续的伏击行动，迟滞了日军，为防守娘子关一带的国民党友军安全撤离争取了时间，刘伯承出色的指挥受到了国民党将领的一致称赞。所以，当汤恩伯奉命率领部队到榆次一带阻击日军南下，而对形势把握不准时，他就想到了刘伯承。忧心忡忡的汤恩伯给刘伯承打了个电话。他问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西河底方向的敌人对我们的左侧背威胁很大。”
“汤将军，”刘伯承沉着地答道，“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没有问题。”刘伯承的话似乎给汤恩伯吃了个定心九，但他仍有些不放心的地方。他又问：“那么我的右侧有没有情况呢？”“你放心。右边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市郊，都有我们的部队。”刘伯承的话不仅使汤恩伯定下心来，而且还使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八路军的一个师能够摆在如此宽阔的战场里，并且接连不断地打胜仗，他弄不懂。他执意要和刘伯承见上一面。见面后汤恩伯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和蒋介石内心的真实想法相比，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共间“磨擦”与反“磨擦”真刀实枪地动手相比，上面所讲的确实是“细枝末节”。但小事往往能反映事物更真实、更本质的一面，了解了这一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抗战中“两个阵线，多种力量”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3。 蒋介石·129 师·抗日
蒋介石亲笔签名的一封信就在129 师等待谈判结果，待命陕西省富原县庄里镇地区，做开赴晋东南的准备工作时，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9 月中旬的一天，129 师驻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40 多岁，头戴礼帽，身着便服，自称叫乔茂才，是刘师长的老相识，要求见一见刘师长。负责接待他的参谋处长李达问道：“不知先生现在何处高就？”“不敢，兄弟在蒋主任处当个参议。”乔茂才满脸堆笑地答道。乔茂才提到的蒋主任——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乔茂才接着说：“我过去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兄弟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刘师长。”李达心想，这可不是个普通朋友，我们没有请他，上级也没有通知说他要来，还是先去问一问刘师长。听了李达的介绍，刘伯承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了，他来干什么呢？在没有弄清他的意图之前，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李达出来后，对乔茂才说：“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现在还没回来。”“那么，刘师长几时才能回来呢？”乔茂才急切地问道。“现在还说不准。”李达说。听了李达的话，乔茂才半天没有说话。沉默中，乔茂才几次欲说又止，最后，他终于沉不住气了，不得不对李达和盘托出他此行的目的，说：“李处长，兄弟此来，一是拜望，二是有公事相商。不知你可否转告刘师长？”李达说：“这几天，刘师长正在前边忙于公务，行踪不定，一时难于找到他。乔参议如有公事，可以跟我说，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他。”乔茂才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请李处长先过目。”李达打开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蒋介石在命令中指示129 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在李达看信时，乔茂才在一旁假惺惺地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这回你们转至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整几天。”李达看完信，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随即向乔茂才问道：“这封信朱总司令看过没有？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没，没有。”乔茂才尴尬地说。李达这时已经完全弄清了乔茂才的来意，就对他说：“这是个大事，还是把这个命令先放在这里，等到刘师长回来由你自己亲自交给他为好。你先到房间里休息一下，我马上就派人去找刘师长。”这是李达和乔茂才斗智的第一个回合。李达随即就到了刘伯承处，将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刘伯承也略感吃惊地说：“好家伙，还是蒋委员长的亲笔签字！”他考虑了一下，接着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说完，他走到了地图前，用仅剩的一只左眼仔细地察看起来。当时，115 师已经到了灵丘、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120 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具一带活动。日军于9 月13 日占了大同，正以20 万
兵力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线推进。刘伯承判断按照国民党的这种打法，用不了多久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如果129 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的作战，那么就形成了115 师、120 师在西线作战，而129 师在东线作战的局面。在晋冀地区，东西向交通线很少，主要是南北向交通线，这样129 师同115 、120 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军切断，这样的行动完全违背中共中央的意图。他边看边说，“阴谋！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李达插了一句：“这么一来，我们师就得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而目前按总部的指示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应当尽量避开正面作战。”刘伯承接着说：“对。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我们不上这个当。马上将情况报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李达转身刚要走，又问到：“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刘伯承说：“他现在不是老朋友来叙旧，而是在给蒋介石卖命，我不能见他。我不能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国共谈判时，经双方商定，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蒋介石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国共谈判的协议，也不符合军队指挥的惯例，其用意已不言而喻。李达对刘伯承的话心领神会，又与乔茂才展开了第二轮的斗智。第一天，李达陪乔茂才吃饭、散步。第二天又是吃饭、散步。第三天还是如此。每当乔茂才问起刘伯承，李达都以辽未回来作答。过了几天，乔茂才心中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再等下去，还要吃团门羹，自讨没趣，只好对李达说，“我回去还有事情要办，等刘师长回来后，我再来拜访。”乔茂才一定为没有完成蒋委员长亲自交给的任务而沮丧不已。乔茂才送信事件只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小插曲基本上勾勒出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走在钢丝上的蒋介石“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清楚的，其一，他得抗日，不抗日不行，这是大势所趋；其二，要在抗日斗争中消灭共产党，除去心头之患。在蒋介石的眼里，后一件事的重要性并不在第一件事之下。在抗日的问题上，蒋介石一直在“走钢丝”。是战，还是和，蒋介石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在两者间艰难地平衡着。蒋介石一直认为，不战不行，战过了头也不行，不要因为抗日而过分刺激了日本人。根据这个思路，理解蒋介石的抗战方针就比较容易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总的方针是“不屈服，不扩大”。在“不屈服”方面，蒋介石采取了这样一些动作：派遣中央军北上。命令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本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致电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声明国民党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发11 封急电给身处事变前线的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表明“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同时，蒋介石还特别强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蒋介石希望宋哲元明白，“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蒋介石清楚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准备多年的结果，若不还日本人以颜色，则其势必得寸进尺。1937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长篇演讲时就曾讲道：东北四省失陷，已有6 年之久，然后被迫签定了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治，那么中国500 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