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山河呼啸 作者:傅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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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山河呼啸 作者:傅建文-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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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设想是:先发制敌,分头截击敌人,消灭日军人马资材,特别抓紧破坏敌运输线之平汉、正大、同蒲及白晋公路,以推迟其围攻,同时加紧向敌人包围圈外的游击,准备给敌人以更大打击。执行这一方针的是陈赓。4 月10 日左右,由东、西、北三面进犯的日军,相继进入了太行根据地,在129 师各部的节节阻击和袭扰下,进展缓慢,只有向辽县、芹泉方向前进的一路日军,孤立突出。按照师里的部署,陈赓率领386 旅主力及769 团,开进武安、涉县间的乱石岩、鸡鸣铺地区设伏。当日凌晨参战部队全部到达指定地点,4 时前全部部署完毕。由武安到涉县的公路,原经阳邑到涉县。此段被八路军破坏后,日军因修理困难,即借河沟平地,稍加修理,才改经乱石岩、鸡鸣铺到涉县。因河道弯曲,道路弯道甚多,汽车不能快行,非常利于突击。两旁山地被伏击部队占领后,日军则完全无阵地依托,到时只能在沟里活动。仗要真打起来,日军将是非常被动的。3 时左右,有日军的3 辆汽车经鸡鸣铺向东行驶,为了捕到更大的“猎物”,伏击部队没有动手,让其安全通过,“因为贪小即将失大”。陈赓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是我们八路军最规矩的一天,大家进入埋伏地后,借有利地形地物及伪装之掩护,确实埋伏。我用望远镜晾望,没有办法找到一点军队形迹。山头田野,并未因增加了数千人而稍有变形。远远地望去,大路问的驼、驴及田野问的少数耕者,均是照常地工作着,绝不知将有大战到临的样子。大家睡着像死人一般,不敢动弹,连头也不敢抬,只是静待着敌人送枪炮来。整个占领地带,没有一个我们来往的人,通
  讯仅借着昨晚已架好的电话。吃饭带着干粮。炊事员煮好了饭,也在后面隐蔽着,等着枪声好送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2 点,日军没有来,最高点瞭望哨的电话报告,说乱石岩方向的人像都遭瘟全死了一般,一只黄色动物也不见。伏击部队以最大的耐心在坚持着。19 点,仍然没有任何动静。陈赓和师里商量后,决定再等一个小时,等到20 点。这最后的一个小时,似乎是一天中最长的一个小时,在伏击部队焦急的等待中,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20 点到了,仍然没有鬼子的影子,陈赓率领部队只好撤出阵地。这次伏击虽然不成功,但设伏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令人钦佩的耐心”则预示着一次成功的设伏已为期不远了。
  苫米地的“拖刀计”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是第108 师团,108 师团的主力又是第104 旅团。其旅团长苫米地更被日军誉为善战的猛将。在进攻临汾的战斗中,日军的几个师团同时发起了进攻,苫米地的104 旅团因为率先进入临汾城,得到了日本天皇的勋章。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曾经狂妄他说,“天皇因我先到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己挂在左胸前,可是我的右肩也高了起来,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狂妄之情溢于言表。可就是这封信在不久后的一场战斗中落到了129 师战士手中,一时成为笑谈。苫米地之所以敢这样狂妄,是因为他在与八路军的交手中确实取得过一些战绩。他最为得意的大概就是自吹为“拖刀计”的战法了。他在研究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后,根据八路军的游击原则“敌退我追”,发明了“拖刀计”的战法。在苫米地的战法中,退是假退,他每丢弃一个地方,临走时都放火烧毁老百姓的房子,引诱八路军来追。开始时,八路军一看到村庄起人,以为日军已撤走,马上赶回村庄救人,追击敌人。这时,苫米地则指挥尚夫走远的日军突然杀一个“回马枪”,对村庄中的八路军来一个突击或包围。这招就是苫米地的“拖刀计”。一开始,有些部队还真吃了不小的亏。刘伯承研究了苫米地的“拖刀计”后,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他认为,八路军战术原则的灵魂是灵活机动,不应干篇一律,死板地套用,否则就要吃亏。战术是死的,人是活的,究竟采取哪种战术,要根据具体环境。条件而定。有一句刘伯承经常挂在嘴边,后来被邓小平大讲特讲的“猫”论,可以看作是刘伯承对机动灵活的“注释”,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后来将同样的思想用在经济建设领域时,只是把“黄猫黑猫”变成了“黑猫白猫”。战争中,敌对双方战术原则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一场“智”的较量。当日军大本营了解了八路军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后,针对其中“敌进我退”这一原则,对下属作过如下训示:当八路军撤退时,“此时我利用其退避的心理,奋勇进击,他必退无止境,溃乱阵形,终可穷追而打击之。”在这种情况下,如仍一味退却,则下免陷入教条主义。但八路军的战术原则最终使日本人仍然不得要领。刘伯承后来又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原则,从而对“敌进我退”的原则作出了重大的发展,从“退”到“进”虽只是一字之差,却表现了刘伯承对战略战术的深刻认识。虽然如此,刘伯承的表述却还是那样的简单易懂:“老住一地,将遭袭击,老走一路,将遭伏击。这是最有害的被动。我们必须根据当前敌情、本身地形与时间,灵活地计划和决定游击队袭击的动作,并且是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袭击。”这段话是刘伯承在《129 师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上对全师的干部讲的。在刘伯承面前,苫米地的“拖刀计”只能是班门弄斧。恐怕苫米地不会想到,在反“九路围攻”中,他会落得一个“拖刀而逃”的下场。
  急袭长乐村九路日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对太行山129 师所在地展开围攻,由于受到强有力的拦截阻击,东、西、北三面的日军被迟滞于根据地腹心之外,这样,日军预期将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合击在辽县榆社、武乡的计划就落空了。四个方向中,只有南面的108 师团一路进展较快,陈赓曾率师主力于鸡鸣山一带设伏16 个小时,但最终战机没有出现。要想打破日军的“九路围攻”,必须集中力量歼敌一路,这一预定的作战指导思想,刘、邓、徐是坚定不移的,只是他们在等待着战机的出现。4 月11 日,师部到达桐峪镇后,邓小平也从和顺赶了过来,与刘、徐共商破围攻之策。14 日,从榆社得到消息,1000 多日军,由武乡开往榆社,到了榆社后,只见空荡荡的街道,音无人迹的房舍。日军处于无粮、断饮,被破坏的道路根本不能通行的险境,不得不立即折返武乡。经进一步的证实,刘、邓、徐迅速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我师与徐(海东)旅协同动作,配合曾(万钟)军围困段村(即武乡),打击增援;或配合朱怀冰师,或出辽县。”总部当夜回电同意这一作战方案。要打大仗了,刘、邓、徐都非常兴奋,三人围在地图前议论着。徐向前说:“鬼子一天之内,从武乡到榆社,跑了一个来回,有150 里路,够他们受的。”“我们的动员工作搞得好,榆社给鬼子来了一个‘空城计’,鬼子是饿着肚皮跑路的。鬼子扑来扑去,搞下清楚我们在哪里。我们却一直盯着他们。今晚让部队好好休息,以逸待劳。我们搞个计划,明天上午分配任务。”邓小平接着说。刘伯承最后说:“马上就有大仗打了。先让771 团派两个营,立即出发,连夜追击这股敌人。”15 日晚,派至武乡的一个先头连送回消息:两个小时前,武乡日军已弃城而逃。邓小平一针见血的指出:“日军是在我们的先头连到武乡之前走的。他们并不是因为打败仗才撤走的,而是找下到吃喝,非走不可。”一句“非走不可”,既道出了日军的狼狈,也指明了八路军下一步的动作:迅速追击。追击的命令由刘伯承发出。晚上10 点,刘伯承通过电话给陈赓下达了追击日军的命令。整个部署是:115 师的689 团与772 团为左纵队,由陈赓指挥,沿浊漳河北岸追击;771 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南岸追击。769 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非常遗憾的是刘伯承给陈赓打完电话后,再给689 团打电话时,689 团的电话线断了,再试着给769 团打电话,769 团的电话也不通,后来,虽然迅速派人去检修电话,但是这两个团赶到预定地点的时间仍然比陈赓的左纵队晚了大约5 个小时。部署完部队的129 师师部里并没有显示出一丝的轻松。虽然在围歼东窜日军的部署上形成了以多打少的局面,可总体上的以少战多——129 师仍处于3 万多日军的包围之中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求得改变的关键,在此一仗。由于689 团接到电话较晚,陈赓只率领着772 团沿浊漳河北岸向东追击。16 日早晨7 时,772 团迫至长乐村西时发现了日军侧翼警戒部队四、五百人。没多久,侦察员报告,说日军的失头部队已经过了长乐村,但其辎重部队还在长乐村西。战机难得,只是689 团尚未赶到,力量不够。但不打仗就手痒、捕捉到战机就绝不放过的陈赓当机立断,决定向鬼子发动进攻。他立即命令各营迅速抢占长乐村西的有利地形,将敌后续部队放过,待车辆辎重过来时,陈赓一声令下,772 团所有火器同时开了火。长乐村之战打响了。就在鬼子一片混乱,还没看清子弹是从哪里飞过来的时候,771 团又赶到了战场的对岸,并向北展开突击。这样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八路军战士的身影,鬼子已经被截成数段,处于八路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鬼子已是瓮中之鳖。就在围歼这股日军的战斗激烈进行时,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同时在长乐村东之戴家垴展开了。
  激战戴家垴日军的辎重车辆及日军一部战斗部队在长于村被围后,已经走过长乐村的日军主力部队,马上重又集中起来,掉过头来解救被围的部队。772 团的左翼本是由689 团负责保障,但689 团尚在途中,眼看这1000 多日军就要威胁到772 团的翼侧安全了,刘伯承迅速命令陈赓先调一个连去挡住日军,掩护主力围歼被围日军。陈赓命令772 团10 连迅速占领战场西侧高地戴家垴,掩护主力歼敌。戴家垴是主战场的唯一侧翼屏障,丢掉戴家垴,则正内外攻击日军的部队反要受到内外夹攻。10 连连长临走时向陈赓保证:人在阵地在。这句话很多场合都有人说,但10 连连长说这句话时,却有着比其他场合更加沉甸甸的份量。因为10 连面对的是10 倍于己的日军,此一去极大地可能是人和阵地都不“在”。经过与日军的浴血奋战,10 连的战士坚持了4 个多小时,他们也只能坚持4 个多小时,因为4 个多小时后,全连的干部战士已全部牺牲,阵地虽然丢了,但他们无愧于“人在阵地在”的保证。这一变化并不突然,但对129 师的指挥员来说,这一变化却是急骤的,因为当时己没有多余的力量挡住772 团左翼即将突过来的日军。情况十万火急。也许刘伯承想到了撤围,也许刘伯承想到了将师直的警卫员、通讯员等人员组成个临时的战斗队,去完成阻击左翼日军的任务。就在这关键时刻,689 团赶到了长乐村,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立即向戴家垴反击,夺回了阵地。围绕着戴家垴又展开了新的一轮争夺战。被689 团打下去的日军又重新组织起来向戴家垴发动了反击。日军的冲击路线上堆满了死尸,日军甚至不惜将同伴的死尸作为攀登石岩的梯子。但在689 团坚固的防御面前,日军仍然只能望戴家垴兴叹。同在战场前线的刘、徐二人,都在全神贯注地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戴家垴方向的战事发展情况,看着689 团英勇战斗的场面,刘伯承对徐向前说:“你看689 团打得多好!”徐向前也同样赞不绝口他说:“打得好!打得好!115 师的同志们打得真顽强啊!”刘伯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徐向前说:“已经打退了鬼子的第7 次冲锋了。”戴家垴上八路军战士用生命谱写的英雄之歌,使戴家垴和长乐村一样被载入了历史,我们在记住长乐村的同时,也应记住发生在戴家垴上的战事,和那没有生还的人来书写这一页连史的10 连。八路军的英勇战斗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应在129 师侧翼担任打援任务的国民党曾万钟第3 军,没有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阻挡蟠龙方向的日军,致使刘伯承没有料到蟠龙方向会出现情况。无奈中,刘伯承只有抽调772 团一部去担任袭扰这股日军的任务。激战了两个多小时后,辽县方向又有1000 多日军赶来增援。刘伯承和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情况危急,立即撤退。安全第一,生存第一。
  他倒在胜利的最后时刻772 团团长叶成焕接到撤离战场的命令后,指挥部队将能带走的战利品全部带走,同时安排各营迅速撤离战场,他自己跑到一个高坡上用望远镜观察着正在向长于村增援的日军,判断着形势,他想在最后时刻再看一看还能不能捕捉到有利的战机。通讯员来催过他,他没有动。8 连连长也来催过他,他仍然没有动。他的回答还是那一句:“你们先撤,我马上就走。”8 连走出没几步,就听到叶成焕的通讯员喊了一声:“不好了,团长负伤了!”一颗子弹射中了叶成焕的头部。虽然躺在担架上,但神智尚清醒的叶成焕在路上只问了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队伍呢,队伍呢?”刘伯承听到叶成焕负伤的消息后,马上来到了772 团。129 师参谋长李达记述了当时的场面:刘师长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了772 团。他一见到躺在担架上的叶成焕,就俯下身子,双手颤抖地抱着他的头,连声喊着:“成焕,成焕哪。。”但是,已经失去知觉的叶成焕同志,再也不能回答师长的呼唤了。刘师长悲痛的眼泪,滴在叶成焕苍白的面颊上。看到刘伯承这样悲痛,陈赓小声地说:“师长,别难过了。成焕由我们照顾,你放心吧。”刘伯承对陈赓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然后,他才缓缓地站起来,恋恋不舍地离去。这一年,叶成焕年仅25 岁,他是129 师一位出色的年轻指挥员,深受师、旅领导的喜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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