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股市出手最重的一次干预是向下的干预。那就是1996年12月《人民日报》以大批判口吻对中国股市所进行的抨击。许多经历过那场暴跌的投资者肯定还对当时的凄惨情景记忆犹新：人们根本无法抛出自己手中的股票，因为很多股票几乎天天都有大单封死跌停板。虽然这一次干预并不像某些人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吹嘘的那样，避免了中国的金融危机，但却暴露了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时的那种不可遏制的行政冲动。1996年年底这一次对市场的大规模干预，使人们猛然发现，在我们这个国家中，行政力量（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力量）依然是最强大、最值得畏惧的力量。
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这与其说是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倒不如说是强化了某种不受监督的行政力量的权威。这种重新集中并被强化了的权威，为“5·19”特大人造牛市埋下了伏笔。因为，重要的不在于向哪个方向干预，而在于政府有没有干预的能力，有没有干预的合理借口。显然，在“5·19”行情之前中央政府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权威资源”马上将会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结出硕果。
不知是出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形势所迫，还是真的意识到了证券市场的“伟大功能”，1999年5月前后，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造就了延续两年之久的最大一轮牛市。1999年5月，为了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又一次大规模干预股市。在股市短线飙升400余点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投资者入市，并为这次行情起了一个称呼：恢复性行情。自此之后，疑难杂症缠身的中国证券市场开始了一场虚脱式的大跃进。
“5·19”行情的发生，肯定让许多一直跟踪中国经济政策的观察家大吃一惊。如果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积极”的股市政策则实在有点超出人们的想象力。
作为金融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5·19行情”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原因。虽然“5·19”行情仍然是刚刚发生的“历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现在就作出一些基本的判断。在我们看来，导致“5·19”大转弯的政策理由无非以下几条。
一是所谓“财富效应”，即股市高涨可以使人们感到财富增加，从而加大消费动机，刺激消费需求。“财富效应”是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流行，只不过在中国证券市场，被有心人人为地突出了），据称，其灵感来自对美国经济长期高增长的研究。因为有人认为，美国股市的大牛市是美国经济长期低通胀，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这个观点极其值得商榷，但对于深受经济低迷困扰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仍然是可以一试的药方。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效应，不仅是一个刺激消费的办法，也同样是一个营造社会安定气氛的办法。
导致“5·19”行情的另外一个经济原因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越来越紧迫和越来越庞大的融资需求。在“5·19”前后，国有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确处于日益困难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局在国有企业问题上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短期目标，对于当局来说，国有企业在短期“脱困”已经成为了一项压倒性的政治任务。我们很难知道，这个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鼓励和放任态度，但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企图在国有企业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固然表现了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强烈进取心，但急功近利的色彩也同样明显。更进一步说，将一个涉及数千万人的复杂的系统问题，单纯看成一个经济问题，并试图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加以解决，实在是过于浪漫。不了解这一点，政府将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导致“5·19”行情的第三个经济原因可能是出于社会保障基金的压力。但我们发现，政府的这个企图在发动“5·19”行情的时候并不明显，或者说并不清晰。很有可能，后来演变成证券市场巨型利空消息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是在“5·19”行情之后才成型的。或者说中央政府在空前的牛市中，“发现”并完善了这个方案。至少，在最早进行“国有股减持”试点的几家股票中，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并不是第一位的目标。我们看到，在1999年年底黔轮胎的减持公告中，第一位的目标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建立贵阳市国有资产经营基金”，而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则是放在第二条中。所以，有理由推断，庞大的“国有股减持”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方案，是中央政府在牛市中逐步发现出来的，是一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动机”。在牛市后期，“国有股减持”变成了一个动机非常复杂的行动，是一个“一箭多雕”的方案，既可以解决一股独大，又可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还可以借机抑制股市过热。当然，最拿得上台面的还是社保基金问题。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还是过于自负了。
如果上述原因因为浮在水面而容易被观察到的话，那么中国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结构性变化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并不容易为人发觉。而这个被忽略了的“革命”却可能是导致“5·19”行情至关重要的动力源泉。
经过1990年代的发展，到“5·19”前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博弈格局正在发生不为人知的深刻变化。标志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越来越多与中央政府有密切关联的上市公司开始进入证券市场。我们观察到，在“5·19”前后，几乎所有的中央部委都有了自己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即权力的中国股市中，甚至连计划生育委员会这样与企业经营毫无联系的行政部门都有了自己的上市公司。与此同时，一批直属中央的大型金融和企业集团也开始对证券市场发生浓厚兴趣，他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证券市场从事融资及投机活动。这里面既包括那些境内的大型企业，也包括那些海外的中资和红筹股公司。换句话说，除了地方政府及早期进入市场的权力资本之外，越来越多的中央级企业和公司开始在证券市场看到并拥有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公司中，许多就是直接归属于中央经贸委和大型企业工委的，这样的背景显然要比一般的地方政府牛气得多。这批公司的到来，对那些在以往的股市博弈中势单力薄的地方政府及权贵资本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通过股市，权力资本找到了他们巨大的共同利益，一个藏在暗处但能量惊人的股市利益集团正在快速成型。中国股市对政策的高度敏感以及股市潜在的暴利使这个集团特别有动力去游说最高决策层。如果说，由于决策及利益的分散性使得其他领域不太容易形成有力的利益集团的话，那么利益和决策都特别集中的股市则是形成利益集团的温床。可以判断，在中国股市中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智力水平最高、资金实力最强大、集团意识最自觉的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上达天听，触角广泛，网络十分复杂。虽然利益集团乃是公民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利益集团的封闭性和掠夺性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将股市外部的各种社会资源吸引进股市，然后占为集团所有。就利益的自觉程度及活动的频繁程度而言，中国股市中的庄家集团是当今中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这虽然是一个不易察觉的事实，也是许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它却仍然是一个事实。
坐庄，是一种明确的证券违法行为，在任何证券市场都被明令禁止。虽然，自证券市场诞生伊始，庄家便与之如影相随，但达到像中国股市这样“无股不庄，无庄不股”的地步，恐怕还前无古人。一句“股不在好，有庄则灵”的股谚，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股市对庄家的万千宠爱。在中国证券市场中，最卖座的就是有关庄家的消息。翻开大大小小的证券媒体，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股评家都成了“庄评家”，而诸如基本面之类的情况则统统沦为点缀。不管你如何聪明，如何熟悉各类投资知识，没有庄家的消息，你就没得混。然而，庄家真的有利于众多投资者的福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否则，在证券市场近200年的发展历史中，各国证券监管当局就不会为如何限制内幕交易而绞尽脑汁了。很显然，证券市场再有中国特色，也不至于离谱得让庄家合法。可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却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残酷事实。
在“5·19”之后，显示中国证券市场博弈结构变化的另外一个迹象是，庄家集团的实力和雄心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甚至试图操纵大盘。
许多人都注意到，2000年的中国股市行情，有非常明显的操纵痕迹。这个判断可以从市场的走势中得到部分印证。
以K线为例。2000年3月10日台湾大选结束，陈水扁当选，大盘短线下跌，接着为神秘资金托起；陈水扁“5·20”讲话前后，大盘又有一轮短线下跌，神秘力量又一次力挽狂澜，再次将大盘导入小幅盘升的上升通道。这与1999年的市场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1999年是利好不断，但每一次利好兑现拉出一根大阳线后，便是漫漫不尽的下跌走势。而2000年则不同，利好不多，但大盘却后劲十足，升势绵绵不绝。要想维持这种走势，没有雄厚的资金以及周密的策划是难以想象的。毕竟，中国股票市场的流通市值已经足够大，任何单一的机构或集团资金都不可能带着大盘画图。与1999年不同，2000年的大盘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资金入市的计划性。如我们在K线中所看到的，每当大盘摇摇欲坠之时，便有一批新资金拍马赶到，挽大盘于既倒。如果说这些资金是1999年被准许入市的（实际上，2000年拓宽资金供给的政策并不多），那么，它们为什么不在1999年指数较低时入市，而每每要选在大盘十分微妙的时候入市呢？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到某种周密策划的影子。众多投资者看到的所谓戏剧性的大盘走势，其实早已在大资金的计划之中。2000年大盘的第二个特点是增量资金具有比较明显的非盈利性。从盘面上看，增量资金大多是在大盘累计涨幅巨大，市盈率风险高企的时候入市。我想任何一个稍有理性的资金管理者都不会这样做。剩下的答案便只有一个，这些资金入市的第一目的不是盈利，而是护盘。与以往的过江龙资金不同，2000年入市的资金好像一夜间都变成了长期投资者、战略投资者，买进去就不动了。如果这些资金大多是利好兑现就扯腿跑的短线热钱，市道恐怕就不是慢牛盘升，而早就开始上窜下跳了。这大概可以算做2000年市场的第三个特点。
第一部分 从草根到权贵第21节 庄家，拓展中的疆域（2）
如果说以往的“政策市”还仅限于证券管理机构发布政策的话，那么2000年的“政策市”看上去就别有玄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细察大盘走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人在操纵巨额资金顺序入市。一股神秘的力量左右了市场，其资金之雄厚，操盘之老道，入市信心之坚定，板块调度之游刃有余，皆为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以来之仅见。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证券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协同行动的超级主力机构。最为重要的是，在这种不同寻常的大盘走势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庄家集团在计划和行动上的默契与协调。实际上，现在逐渐披露的信息也表明，一些著名的庄家兵团并不是孤军奋战。这个系那个系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得紧密得多。他们通过股权、互相担保、以及一些更不为人知的纽带被连接在一起。一个协调行动的庄家集团的清晰形象正在逐渐浮现出来。对2000年到2001年期间大盘这种被明显操纵的迹象，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也曾明确提到过。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政策主导型国家。政策风一刮，政策便成为衡量行为是否合法的惟一标准。许多人一直都有一种隐隐的担心，一个资金及信息（尤其政策信息）严重不对称，充满内部人（不仅仅是企业内部人）控制的证券市场，会不会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提款机。如果事情真的发展成这样，一旦政策转向或市场崩盘，股票市场暂时的共赢假象破灭，广大中小投资者跟风喝的“汤”，恐怕就会第一个变成“药”。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早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事实，只不过我们不知情而已。
中国证券市场博弈格局的重大变化，不仅使管理层发动“5·19”行情的目标全面落空，也使其独立制定证券市场政策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牛市的结果与管理层以前的估计相差悬殊。这首先体现在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上。虽然，在牛市初期，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与解决国有企业问题所需要的巨量资金相比，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国有企业问题远远不是资金问题这么简单。资料显示，在经过了几年牛市之后，间接融资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的份额。而这种不切实际的希望，随着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最新的数据更表明，在投资人遭到市场崩溃的残酷打击后，中国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正在大幅度萎缩并处于半瘫痪状态。2002年1至4月，证券市场共计筹资28840亿元，同比下降5655％。股票市场是何等聪明的所在，该拿走的钱早就被人拿走了，而烂摊子自然只能自己看着。最近中央政府开始重新将融资的目光投向债券市场，就是这个政策目标完全落空的最强烈暗示。而那边厢，中国国有企业在经过了一阵神奇的“行政性增长”后，亏损额又开始重新扩大。
在另一方面，用“国有股减持”以充实社保基金的美妙设想，显然也变成了政府决策者的单相思。两次国有股减持试点的失败，不仅出够了洋相，而且激起极大的民意反弹。�